闻政明：谈到天眼低薪招聘时，脑海不禁浮现“青科”的脸
【文/观察者网 闻政明】
科研人员的收入应该有多少，大概是现在全世界互联网上不会褪热的议题之一。
10月29日， 一篇《验收在即，“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员》的文章在社交网络掀起争议。而且，非常难得的是，网友的意见几乎达成一致：这样的要求招不到人挺正常。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张蜀新称，这次招聘人数达24人，涉及数据处理、数据中心运营和通信维护等岗位，要求科研人才能长期在现场工作，英文水平良好，部分岗位还需担任夜班工作。目前驻地人员只有20余名，此前曾公开招聘过一轮，但结果与预期相去甚远。
相应的岗位待遇是：劳务派遣制，只有工作达相应年限、表现优秀才可入编；薪酬是工资加驻地补贴，每年10万左右，但有点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扣除各项费用后，到手的恐怕还没10万。
根据网络搜索，找到一份天眼FAST的招聘启事，显示报名时间是去年12月21日至今年1月20日。
招聘岗位包括谱线科学研究和数据处理1人，脉冲星科学研究和数据处理1人，数据中心运行维护1人，数据中心软件开发1人，观测助手3人，机械工程师1人，电气工程师1人，电子工程师2人，控制工程师1人，软件工程师1人。
以谱线科学研究和数据处理岗位为例，科研人员需要承担的工作包括：开发谱线数据处理和观测软件，参加FAST观测和调试，使用FAST和国内外其它望远镜进行谱线科学研究。
要求为：
具有天文学、物理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有天文基础，熟悉射电望远镜组成和工作原理；有射电望远镜实际观测和数据处理经验，掌握Linux操作系统和Python、IDL等编程语言者优先；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能胜任夜间值班工作，等等。
有一些偏技术类岗位，虽然只要求专科以上，但附加条件是需要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比如机械工程师，要在机械、电气及液压相关专业具备10年以上工作经验。
其实不难预料，按这个要求和待遇，肯定会遇到尴尬：报名的，不达标，达标的，不报名。
另外这也不是天眼项目第一次因为招聘问题被推到舆论风口。去年8月5日，参考消息援引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开出120万美元薪资条件聘请外国专家来运转FAST望远镜。消息一经传出，中科院官方微博@中科院之声便立刻辟谣称，该院无相关招聘，相关报道严重失实。
一则失实的“高价”，一则骨感的廉价，也许让很多人再次思考科研圈的收入和差距问题。
张蜀新认为，招聘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单调枯燥、驻扎深山、隔期返家、缺少社交活动，尤其对年轻人显得更困难。但招聘方也许更应该意识到的是，工作要求、付出与待遇之间的落差，才是科研技术人员望而却步的主要理由。
天眼作为国家顶级科技大项，相信但凡热爱天文、充满志向的科研人员都希望能在这个基地工作成长，但问题是科研人员也得面临“五斗米”等现实问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如果仅用梦想和沉淀来简单衡量科研人员，似乎并不公平，也容易陷入道德绑架的危险，若能在求贤时也多体谅“仰望星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有“实地可踏”，恐怕更切实际。
科研人员应该挣多少？
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教育和专业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曾在2015年11月发布《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报告称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同时科学家又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因此引进人才是中国一直致力的事情。
该白皮书采访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后认为，除了科研环境对本土培养或引进人才造成制约外，生活环境也是重要因素，而这一点过去常被外界忽视。
施普格林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2016年在接受澎湃采访时认为，不能让怀有梦想的科研人员认为，如果将科研作为事业，就可能在收入和生活上作出巨大牺牲；很多人立志做科学家最大的初衷都不是要发财，而是对科学有恒久的好奇心，但他们的尊严和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就在这次天眼招聘难题公开前几天，中国科协发布了《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报告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过去几年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2016年科技工作者平均年收入为90985.5元，比2012年增长了22.7%，但对自身收入在当地相对地位的判断呈持续下降趋势。**33.5%的科技工作者和认为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收入增长率不及同期其他行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幅，或是收入增长率无法赶上房价、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率。
这一点在其他数据上也可以得到体现，比如，45.9%的科技工作者感觉生活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比5年前调查增加8.4个百分点），影响因素主要是收入低、工作忙无法照顾家庭、照顾老人有困难、空气质量差（19.1%）等。
相似的状况也反映在2016年由“知识分子”策划并联合自然科研、中科院物理所等多家新媒体发起的《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中。无论是本土或海归青年科研人员都在生活、经费与成果、研究工作等方面陷入尴尬。
其中，将近九成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近六成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科研人员这一工作时长堪比农民工。这些时间主要用于实验、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教学活动，但是，科研经费申请、报销、项目汇报等行政工作占据了几乎与教学同等长度的时间——都超过15%。
图片来自财新网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资收入。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大多实行三元工资体系，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按这个标准统计，科研人员平均月收入均高于2015年当地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但不同单位提供的工资也有较大差异。以博士为例，《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在公司企业工作的博士平均月收入最高，7184元；其次是在科研机构工作，4709元；第三是在政府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4272元；最低的是高校，3932元。
另外，东部地区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比西部地区高，但如果在面对买房、子女教育的大头开支上，东部地区的压力大于西部地区，尤其在北上广等大城市。
解放网曾报道称，上海2016年度首次“科学家月度座谈会”上，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天全表示，“在座各位年轻人，除了上海科技大学的老师外，我想其他人的月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下。对于要在上海买房的人来说，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也曾有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研究员反映，天文台除了房贴有点吸引力外，工资和绩效奖都比较低，经常有技术骨干跳槽。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申请科研经费的压力，如果申请不到，就很难在单位立足。
但为什么这些人仍愿意埋首科研，这份报告提供的原因是，有6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是对学术工作感兴趣。
图片来自财新网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收入外，科研人员还有一部分收入可能来自课题申报或成果开发。但目前国内的课题经费使用机制仍有很大制约，而在科研成果转为实际产出时的利润分配制度也十分模糊。
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纵向课题经费大多数只能用来购买仪器设备、材料，以及支付项目组临时人员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正式的科研人员不允许从中支付工资、奖金和加班费。**而能够支出的劳务费比例很低，往往在10%—15%。
由于没有人头费，大部分科研机构只能用提高收取房租、试验用地费及材料费等方式，从科研经费中“划拨”出部分经费（管理费），用于发放单位科研人员的工资及各种津补贴。
虽然这一限制是为了防止个别人员挪用贪污经费，但事实上带来“曲线救国”的方式也没有任何好处。
除了纵向课题外，也有一些科研人员争取横向课题和其他渠道的资金，但这些社会性课题大多是重复性或低水平研究。为了解决生活压力，不得不去做这些真正想做的研究以外的东西。
因此，值得反思的是，虽然我们对科学家在购买硬件方面的资助可能比较宽松，但最终科研是要靠人的，完善资助条件、加大项目资金的灵活度，非常必要。
另外，面向学术新人的资助也不多。最主要的两大基金是青年研究基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前者约占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算的20%，但每个项目在三年期限内只有24万元，后者项目期限为两年，能获得5-8万元。这些科研经费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满足需要，甚至连购买必要的实验室耗材都不够。同时，中国给顶尖海归科研人员相对较好的待遇，以上两点都有可能造成中国实验室缺乏博士后、技术人员的问题。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博士生可能会倾向于先去国外做博士后。
当然，科普也十分必要，如果能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为什么国家在科研上投入这么多钱、成果在哪，也许可以发起更有效的跨界对话，让科研人员获得更多支持。
但，这可能真的是世界性难题……
事实上，就科技投入而言，中国足以排在全世界前列。但放眼世界，大家面临着同样难题：钱不够花，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截图来自《自然》网站
2017年11月1日，《自然》杂志网站发表一篇文章《各大机构博士后收入差异巨大》（Pay for US postdocs varies wildly by institution），再次让外界目光聚焦美国博士后的收入水平。
这份调查报告由Gary McDowell博士从2016年12月1日发起，收集到来自美国51所公立学校和1所私立学校的近13000名博士后的收入信息。McDowel博士加入非盈利组织——“学术前景”（Future of Research），期望通过工资调查，维护青年学者权益，提高博士后收入的透明度。
在历经一年的调查中，他发现大部分高校都能及时提供博士后工资数据，但也有部分高校存在问题，比如有的学校根本不清楚博士后的类别，有的将正式员工收入也囊括其中，还有的学校压根不愿意提供博士后工资信息，比如加州大学就表示，无法提供工资单记录。
还有部分大学甚至提供了不太可能的数字，如盐湖城犹他大学称有50位博士后每年赚0美元。McDowell认为，这些研究人员不可能是无偿志愿者。后据犹他州大学一位发言人称，该校博士后能获得工作报酬。
此外，他忽视每年薪酬低于23660美元的411名人员，根据联邦法律《公平劳工标准法》，这些博士后获取的加班费低于这其中规定的门槛。
在筛除类似明显不实信息后，McDowell最终对12554份工资信息统计发现，博士后年收入差别很大，最低仅23660美元，最高达114600美元。
其中，年薪介于40000—49999美元（折合人民币26万—33万）的人数最多，为61%；31%的人年薪高于50000美元，更有2.1%的少数群体年薪超70000美元。对于这一高薪现象，McDowell推断可能是由于个别高校将正式员工的工资掺杂其中。
图片来自《自然》网站
博士后收入的不均衡也在不同高校间体现出来，工资最低的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年薪中位数仅27515美元；工资最高的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中位数收入为56000美元。
这份博士后工资调查涵盖所有领域的全职博士后，没有细化专业，也没有划分工作年限，毕竟博士后第一年和第五年的工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整体还是可以大致呈现美国博士后群体的收入水平。
在一些领域，美国业界每年都会制定最新的博士后工资指导线，但不具有强制性。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美国国立卫生院2017年的指导线是起薪47484美元，随着工作年限增加逐渐递增，工作第七年的博士后年薪为58560美元。
和中国青年科研人员相似的是，美国博士后或刚进入工作岗位的研究者也都面临着成果压力、生存困境，尤其是面临家庭负担或生育负担的青年人，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博士后难以获得无薪产假，男性就几乎不会提到无薪陪产假这件事。
《自然》杂志过去也一直为这些难题呼吁。2016年10月，网站发布题为《年轻、有天赋、厌倦：科学家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文章，采访多名刚入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他们都表示自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表压力，在资金申请和职位晋升上留给青年研究人员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2014年进入宾西法比亚大学担任助教的青年学者Martin Tingley称，“资助圈子是残酷的”。但在外界看来，Tingley几乎拥着完美的简历，哈佛大学取得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拥有四年博士后经历，还非常罕见地拿到终身教职。
起初，他乐观地认为，自己很快能成功将数据统计和气候科学结合并创造出基金机构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但现实中，科研生涯非常艰苦。担任助理教授第一年，就立刻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论文、吸引基金和学生、课堂创新等各方面压力，每周用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长达60-80小时。
学校给他的20万美元启动资金已经用完，这笔钱涵盖暑期工资、电脑设备等各项费用，但他还没找到下一笔大额补助。根据美国学术界惯例，他有三个暑期无法得到大学支付的工资。Tingley只能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但是结果是“令人心寒”的。
Tingley和妻子分居两地，去妻子所在的波士顿需要8小时车程，周末上下非常累，眼看着自己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最终，Tingley选择离开高校去了私企——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他认为在那里也能合法地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训练，能再次证明自己。
其实类似Tingley的经历在中青年学者中很常见：论文压力，不断增加的官僚机构负担，越来越少的行政支持。针对他们的考核也越来越依赖于成果发表记录和项目获得情况，但同时由缺乏清晰的目标，他们不得不毫无尽头地一篇接着一篇写论文。
而与刚正式进入高校就职的青年人不同的是，资深学者或许在申请资金上的压力减少，但获得资金后的工作更重。对他们而言，内心期望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内在压力十分巨大。
科研是一个风险巨大的事业，尤其是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期时，就可能宣告失败，而真正能留名科学史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科研界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研究人员的收入失衡正越来越大。
2017年7月，《自然》网站发布一份调查称，“科学界的1%：科研中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越来越糟的”。
调查提出，顶尖科学家的工资正在飞速增长，但其他人却被远远抛在身后。2015年，在加州大学实验室中，有29名医学研究者赚取超过100万美元，至少有10名非临床医学研究者拿到40万美元以上，但同时加州大学数千位博士后只能拿不到5万美元的薪水。年轻教授做得更好，但很多人的报酬依然不到顶级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学的这个现象并非独一无二。如果说过去科学领域的工资收入相对其他经济领域更为公平的话，那么随着这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渐增快。
图片来自《自然》网站（以上基尼系数中的“0”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都是一样的，数值越大就不平等性增加，1表示最大的不平等——除了一个人之外，每个人都一无所获。）
从上图中也可发现，对工作抱怨最多的是“可支配资金”，占20%；在工资涨幅上，欧洲科研人员的工资停滞是最多的，亚洲与北美大致持平，增长率均在60%左右。
无疑，科学是危险和昂贵的，而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方法是选择一个被证明是胜利者的人。有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新的科研大楼在全国各地兴起，但科研机构更愿招聘能带来基金资助的高产科学家。这导致科研机构之间争夺一小批顶级科学家，也有可能推高他们的薪水。而行政部门增加的预算，最终还是被这些热门科学家申请到。
但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而言，获得职位要求越来越高，资金申请越来越难，这一切仿佛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难怪《自然》杂志2016年9月在推特上问：“年轻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有人回答，“老科学家”。可见，科研人员的世代问题正日益突出。
最近，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如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提高收入的相关文件，期待这些文件能落到实处，真正给科研工作者带来利好。
【参考资料：《自然》网站，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知识分子”等发布的《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