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峰口述实录：“中国的英特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张江头条”（zj-toutiao）撰文 Rocky
寻找“中国之芯”，是最近谢志峰在各地奔波的理由。
“现在，国内的芯片产业同质化严重，处于产业链低端，可能的突破路径就是技术攻关。如果不下苦功，不突破技术封锁，就将长期受压制。空白的地方反而是有希望的地方。”
谢志峰历经30年中美顶尖芯片公司研发，是美国Rensselaer理工学院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美国Intel最高成就奖得主，中芯国际创始人之一，芯片科普第一人，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兼职教授，艾新工商学院院长
在离开英特尔的23年时光中，创建一个“中国的英特尔”成为谢志峰跨越一个世纪的梦想。谢志峰说：“我们等了30年，机会就在未来的五年。中国的英特尔，希望能加快实现的进程。”
1988年，我的英特尔时期
1988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令人敬畏的英特尔垄断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整个PC行业和华尔街都意识到，英特尔控制的是美国利润最丰厚的垄断行业之一。”
就是在这一年，谢志峰加入美国英特尔公司第一研发中心，开始了自己在集成电路领域的职业生涯。
“当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当时主要有两家CPU芯片公司摩托罗拉和英特尔，摩托罗拉主要给苹果供应芯片，英特尔主要给IBM供应芯片。”
“能够进入英特尔公司很开心，身边都是很优秀的人。我在英特尔工作了五年之后自己还是新人的感觉，因为你的身边都是在这个行业磨砺了20多年甚至更久的前辈。””
“英特尔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当时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比如我们的老大就是埃及人。‘就事论事，以数据说话，以证据说话，平等争论’是英特尔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对于科技创新难能可贵。建议性的冲突让英特尔人之间充满对科技的探索兴趣盎然。” 谢志峰回忆在英特尔一次会议上的对话说，“我记得在一次部门会议上，一位工程师同事当场当面对老大说‘你的物理知识是错误的，所以导出的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面对这样公开来自下属的质疑，老大很平静地说：‘show me，那你论证给我看。’”
“这位工程师后来成为我们同期同事中第一位被提拔的工程师，也正是我的师兄杨士宁博士。杨士宁博士在英特尔工作期间，曾为英特尔解决了奔腾芯片关键技术问题，获得了英特尔公司授予的最高成就奖，被英特尔同事们称为奔腾先生(Mr.Pentium)。”
“不止是英特尔，台积电也是这样的企业文化，有事说事，不要浪费时间。”
白鹏博士，是谢志峰在美留学的另一位同学，是英特尔研发副总裁。在英特尔近30年的时间，白鹏已经做了10代技术。从1988年至1995年，谢志峰在英特尔从事CMOS工艺及器件研发工作，并在1990年和其团队获得了英特尔公司最高成就奖。
“一开始也以为自己会在英特尔这样的顶级公司待一辈子。” 而七年像一个轮回，载着一代人进入下一个时代。
谢志峰说：“1984年，当时在读书时结识后并未曾想到，杨士宁、白鹏和我在芯片行业从英特尔开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和角色。”中国的Intel，这样最初看似荒唐的梦就是在这样一个个灵魂人物憋着一口气燃此生的步履之下有了轮廓和现实的力量。
2001年，辞别英特尔创业中芯国际
1999年，中国909工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建成正式投片。这是中国第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滞后世界11年。
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像英特尔这样一家公司？！这样的念头不知从何时起在心里萌生，成为谢志峰此后人生的主线。
1992年谢志峰回国寻找工作机会，从上海的半导体公司得到的回应是：“你掌握的技术太先进了，暂时用不到。需要再等几年。”
等到2001年，“中国集成电路之父”张汝京为了创办中芯国际在全球搜寻人才。“我是一名台湾人都来到上海建设集成电路产业，你是一名上海人就更责无旁贷了。”这次张汝京与谢志峰的一场对话，也让谢志峰就此回到国内发展半导体事业。
“当时的张江还是一片荒芜的农田，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时洗澡没热水。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非常辛苦。”就这样4年艰苦创业后中芯国际在美国和香港同步上市，“当时真的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中芯国际将中国落后世界5代的半导体产线追上了几代。”
“后来我建议张汝京博士邀请杨士宁博士来上海，他们连续一起谈了三天，终于说服杨博士回国参加中芯国际的建设。”谢志峰说，杨士宁博士是实干派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他现在是长江存储公司的CEO，他在最近的一次国际存储器峰会上的发言很震撼。杨博士自豪地说：“这个技术是我们的发明，未来其他国家如果要超越我们，很可能需要向我们学习。”
2012年到2016年间，谢志峰创立了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当时中国的智能手机加速度传感器芯片基本上依赖进口，矽睿科技的使命就是破局这样的国际技术垄断。
“这次是领军创业，这四年比中芯国际时期还要辛苦很多。4年后矽睿科技完成了使命，实现了0的突破。”
如何从0到1？
谢志峰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下一个征程。
后摩尔时代，“我需要100亿美金”
摩尔定律以来的53年间，投资界有一个共识，半导体投资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风险高、金额大、回报相对来说又比较低。所以，风险投资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在过去一直不温不火。
“机会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果说中芯国际是10亿美金规模的创业，现在我们需要100亿美金。”谢志峰说。
“在中国，100亿美金的投资项目是巨大的数字。因为我们希望打造的其实是英特尔公司那样的IDM模式，而不是台积电那样的代工模式。”谢志峰再清楚不过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在中国，芯片产业的真实现状是，稀缺的顶尖领袖带着二三流的工程师组合成的队伍与寡头劲敌鏖战。”
何为领袖？谢志峰说：“要见过世面。”何为见过世面？“100亿美元花出去，要能承担5年甚至10年之后才有收益的漫长过程。”
芯片是带动 GDP的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只能依靠国家意志才能实现的产业。当这样一副国家使命担子落到几个个人的肩上，家国情怀就只是情怀，是必须面临的抉择和取舍。
当问谢志峰是否后悔离开英特尔时，谢志峰说：在英特尔是打工，回国是自己的事业。
现在，为什么创办艾新教育学院？
据统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6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建成投产，其中26条在中国，由此带来专业人才缺口高达30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仅芯片设计人才需求达14万人，但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不到需求总量的一半。在集成电路产业，人、钱和技术是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人”在此时此刻成为尤其困难的部分。
“成就中国的英特尔，需要一位灵魂人物。这样的灵魂人物一百年出一个。我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参与进来。”
2016年，谢志峰创立了艾新教育学院。
在芯片行业，没有多年的行业经验是没办法领导内行的。“我要找的是对芯片行业有情怀的人，培养未来的CEO。艾新的培养重心是行业的领军人物，对企业的管理，对市场的战略布局以及做世界一流高科技企业的雄心。”
谢志峰说：“比17年前我刚回国的时期，现在的产业条件已经好了很多。在艾新学院，有做投行的，有做贸易的，虽然这些人不都是技术专业出身，但将来串到一起我们可以做一件大事，是可以做协助成就‘中国的英特尔’的。”
对于人才稀缺的体验，早在中芯国际建设期间谢志峰就有深刻体会。谢志峰说：“当时面试了200人，最后只选出了13人。因为我们要求的人才是要既懂设计又懂生产的芯片人才。”
为了寻找“中国之芯”，谢志峰作为评委参加了首届全国集成电路“创业之芯”大赛。
谢志峰说：“‘中国之芯’，首先必须要在世界前三之列。其次要是世界之芯，才能做中国之芯。中国之芯的三个标准，首先产品是别人要抄袭的目标，要么唯一，要么第一；再次，即使那么多人在抄袭，但还是没有办法干掉它；第三，要赚钱，有50％以上的毛利率。”
“以上三个标准要同时满足，目前看长江存储很有希望。未来5年，我相信会找到更多‘中国之芯’。”产业链需要国际布局，当地政府如果只满足于引进一家公司，这是远远不够的。
谢志峰回顾完30年“中国英特尔”的逐梦历程，上海张江已是灯火阑珊之时。他背上从艾新学院赶回时的双肩包、拉起行李箱，留下前行的背影。
谢志峰说，今年12月9日会在美国洛杉矶做一场演讲，他将演讲的题目定为“中国芯片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