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恩：经济权利应成为美国人权政策的一部分-塞缪尔·莫恩
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剧了其开始意在根除的许多罪恶。它需要全面改革。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国际上宣扬人权。但是今天，某些独裁领导者宣称为那些被全球化所抛弃的人们发声，这些独裁领导者在国内外获得的支持不断强化，因此美国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民粹主义的兴起威胁到人权，并且在缺乏更广泛的对抗不平等的努力的情况下宣扬某些基础权利是短视的。
四十年来，美国的人权政策只局限于政治和公民自由，并与世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议程相结合。由于忽视了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的政策反而加剧了它试图根除的许多罪恶。它需要全面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罗斯福新政后，美国人首先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改善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许多人认为，若想形成一项全球性的新政，美国人必须大胆地考虑经济问题，承诺提供并公平分配基本生活用品。
图为1941年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讲（来源360图书馆）
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942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演讲中指出,“战争结束时只有美国有力量和资源领导全世界走出深陷已久的泥潭,并形成一个免于贫困的世界秩序。”
威尔斯提及罗斯福在1941年的演讲中承诺要促进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之一:免于贫困。现在威尔斯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的确，在他看来，纠正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一项和平任务。
1944年，在罗斯福的倒数第二份国情咨文中，他回顾了“四大自由”演讲，并设想了第二份美国权利法案，其中包括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保障。但是，罗斯福却未将这些豪言壮语转化为实际政策。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关于生存的新政——以及作为一种全球规范的少量的物质平等——从未实现过。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同意将人权纳入《联合国宪章》，并参与起草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但华盛顿谨慎地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新的国际机构有权力通过提供基本权利来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由于受到紧迫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确实加大了美国经济发展援助的力度，但这种援助是为政治服务的（例如反共产主义），而非人道主义目的。
图为《世界人权宣言》（来源百度图片）
三十年后，《联合国宪章》的人权条款和《世界人权宣言》被重新提起，并成为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领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面对从殖民政策中新独立国家的建立世界范围内新政的要求，卡特甚至考虑支持经济和社会权利。早在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护固定汇率超过30年)崩塌后,亚非发展中国家与拉丁美洲联合提出一个“新国际经济秩序”,要求富裕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支持这个项目。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开始关注全球贫困问题时曾短暂地承认了这些要求，这些要求是此前富裕国家从未认真对待过的。1977年5月，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圣母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卡特谈到了“正义和公平的全球性新问题”。他提醒他的听众，除了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基本的生存问题也需要人们注意，因为“饥饿、疾病和文盲的直接问题”并未消失。同年春天，在佐治亚大学，卡特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进一步强调，美国的政策应该包括“满足食物、住所、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重要需求的权利”。
尽管卡特和他的政府偶尔会做出一些华丽的姿态，但他们从未完全制定出促进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政策。正如国务院官员桑迪沃格尔桑（Sandy Vogelgesang）后来解释的那样，万斯轻描淡写地提及了经济和社会权利是最后一分钟添加在演讲中的，意在填补“卡特执政初期的真空”。这份声明是在官员们制定出全面的人权政策之前发布的。随着政策的细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不断下降，因此也失去了将经济和社会权利纳入基本人权的努力动力。从卡特政府开始，美国的人权政策只关心政治和公民权利。
事实上，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时，其提名美国国务院的欧内斯特·勒热弗(Ernest Lefever)的行为险些扼杀了新兴的人权承诺。因为欧内斯特·勒热弗和许多保守党一样，是卡特政策的公然的反对者，拒绝在冷战期间的道德问题上扮演任何角色。勒热弗最终没有被任命，美国的人权政策也得以保留。但对经济权利的担忧已经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也在放弃自己以消除国内的不平等的新政承诺。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新的发展轨迹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加剧——这一激增助长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
许多人权活动家，包括只有在冷战结束时才不情愿地开始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美国人，可能会认为上世纪70年代是错失的机会，因为这些原则已经丧失。事实是，这一错误更加严重:美国政府从来没有通过将经济政策纳入基本人权的手段成功地将人权与全球公平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提供平等的结果。这是因为，卡特的总统任期正好赶上了一种经济正统观念的诞生，这种正统观念适逢国家将市场置于优先地位，而狭隘的人权政策赋予了言论自由和身体完整以特权的时代。
虽然有援助空间为外国穷人提供基本的需要，但它却止步于此。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77年所言:“(F)发展中国家在缩小他们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其主要发展目标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挫折。”但他补充说:“减少贫困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也确实是一个绝对必要的目标。”为纠正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而作出的真正努力是不予考虑的，而自由市场改革也导致了一种加剧当地不平等的增长形式。
从卡特时代开始，特别是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开始通过其直接影响和其帮助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长臂来推动自由贸易议程。它从此背离一项优先重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人权政策。直到2011年,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中主持国务院人权政策,采用了罗斯福在美国法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的旧有说法,宣称人类尊严有政治因素和经济成分——这些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但奥巴马政府从未赞同过这些原则。2010年和2015年，当美国官员因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的做法受到批评时，奥巴马的律师回绝了将一国内和国际间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结合起来的请求。
在罗斯福和卡特政府期间，将促进经济和社会权利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的真正的努力结合起来还是可以想象的，此后此种结合再也没有出现过。毕竟，那些民粹主义者支持者似乎很少是最贫困的人口。相反，那些看到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而其他人却疯狂获利的人，是当代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最主要的目标。美国已经见证了一种全球化的形式，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极端贫困的显著减少，这一点值得赞扬——尽管中国应该得到最多的赞扬。
但是此种全球化在大多数国家造成了急剧的不平等，使得不稳定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人权政策被多数派的感受——全球化对他们是否公平的感受所左右，而非是对少数精英们的恩惠。事实上，全球各地的选举结果显示：政客宣称最糟糕的人的人权比他们自己的人权更重要，大多数人对此说法不感兴趣，尤其是他们需要依靠薪水过活时。而反对经济不平等的承诺恰恰吸引了这部分人。因此，如果美国的人权政策能在现任总统的任期内得以延续，那么它应该被重新审视，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可能是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更有雄心的消除民粹主义者崛起的政策来实现的。
否则，美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承诺促进自由却实际上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的国家。
（翻译：蒋雨璇，本文原载“ 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