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洲翔：中国移民在爱尔兰——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
【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no. 3 (2017): 475-490. 有删减。译者李珂。】
位于欧洲大陆西北海岸的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仅有450万人口，领土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的西欧小国。在过去的40年中，得益于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投资，爱尔兰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凯尔特之虎的美誉。据201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爱尔兰的人均GDP列世界第五位。在2018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爱尔兰仅次于挪威，瑞士和澳大利亚，高居世界第四位。
迅猛发展的经济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使爱尔兰成为了一个倍受世人关注的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量的外国移民开始从欧洲大陆，美洲和亚洲涌入爱尔兰，使其成为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这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爱尔兰人民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远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移民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那些不远万里奔赴爱尔兰追梦的外国移民中，就有中国人的身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批中国移民抵达爱尔兰以来，中国人已经从一个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群体，成长为人口数量在爱尔兰非欧盟国家移民中名列前十位的群体。
中国移民是如何在爱尔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的？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哪些挑战？他们在融入爱尔兰社会的过程中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作者采访了11位在爱尔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华人华侨。被采访者包括商人、自由职业者、教师、公司白领、厨师、餐厅经理、体育俱乐部教练和学生。他们居住在都柏林(Dublin)、科克(Cork)、凯里(Kerry)、基尔代尔(Kildare)、利默里克(Limerick)和戈尔韦(Galway.)，年龄在18至60岁之间。访谈的时间为从45-60分钟。
爱尔兰华人移民简史
第一批移民爱尔兰的中国人主要来自香港。由于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历来是香港移民的热门目的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居住在英国的香港移民开始陆续到爱尔兰发展，定居。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爱尔兰的华人数量开始缓慢地增长。
早期的爱尔兰中国移民大多从事餐饮业，他们多在中餐馆和外卖店里谋生。事实上，这是由于上世纪中页英国中餐馆市场开始趋于饱和，华人不得不前往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最早的中餐馆-国泰为例：该餐馆于1957年9月在基尔代尔街开张，老板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华裔商人。他在爱尔兰旅游时看到了商机，随即举家迁到了都柏林，并从香港聘请了厨师和助手经营新开张的餐馆。
开创于1950年代末的都柏林月亮中餐厅
这些早期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在二十岁左右，从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来到英国，然后辗转投靠在爱尔兰工作和生活的亲友，到中餐馆打工。在爱尔兰站稳脚跟后，他们往往会开办自己的中餐馆或外卖店，这反过来又为来自亚洲各国的华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吸引他们前往爱尔兰。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爱尔兰的中餐馆和外卖店数量稳步增加。如今，中餐馆和外卖店已几乎遍布每一个爱尔兰城市和小镇。
受访者A和她的丈夫是早期移居爱尔兰，并从事餐饮行业的华人移民中的一员。她回忆道：
“我们一家人早年从广西移民到越南。我姐姐在1980年代又从越南移民到爱尔兰。安顿下来之后，她邀请我和我丈夫来爱尔兰。后来，我的另两个兄妹也相继从越南移民到了爱尔兰。在80年代，爱尔兰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物以稀为贵，爱尔兰人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得到了许多当地人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了几年英语，后来我丈夫在都柏林开了一家中餐外卖店。”
位于都柏林帕内尔街的井冈山中餐馆
另一类早期华人移民是拥有较高学历和职业技能的专业人士。他们大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通过技术移民持工作签证来到爱尔兰，有的是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有的是来自英国或欧洲大陆的第二代华人移民。他们通常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从事薪酬待遇较好的工作，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爱尔兰经济的快速增长催生了第二波中国移民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解决社会各领域高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爱尔兰政府开始向非欧盟国家大量发放工作签证，大批来自亚洲及中国大陆的专业人士开始通过这一途径来爱尔兰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家庭开始将子女送到爱尔兰留学。爱尔兰市场调研公司Business in China 在2012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中国移民的调查报告指出，在爱尔兰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持学生签证。爱尔兰司法部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外国人群中，中国学生的数量为3127人，排在前三位，次于巴西学生（9225人），高于美国学生（2578人）。
爱尔兰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2年仅有6000名中国人居住在爱尔兰。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1000人。
中国移民群体的多样性
如今，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已成为一个相当多元化的群体。最简单的分类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拥有爱尔兰公民身份（国籍）或长期居留签证。
公民身份和合法居留权与移民所获得的各类法律和政策支持息息相关，它们可以消除政府针对移民所设置的种种限制，是让新移民得以融入爱尔兰社会的一把钥匙。但是，对于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来说，放弃中国国籍接受爱尔兰公民身份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受访者C所述：
“2002年我持工作签证来到爱尔兰。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中餐外卖店。我的妻儿也于2014从中国来爱尔兰和我团聚。虽然现在我放弃了中国国籍取得了爱尔兰公民身份，但我仍然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我的儿子和妻子将保留他们的中国国籍，因为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两全的好方案。我们可以在中爱两国之间畅通无阻地旅行、工作和生活。爱尔兰护照给我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现在我不用再去移民局续签我的签证了，也终于可以摆脱所有那些对外国公民的限制，让我和我的家庭也有权享受到这个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和保障。”
在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移民局外排队等待办理签证的外国人
公民身份和长期居留签证是一种临时的分类标准，而教育和职业对中国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具有深远影响，进一步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
在爱尔兰，餐饮和服务业一直是大多数中国移民从事的传统行业。前文提到的Business in China 2012年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移民从事的主要工作有厨师（19％）、售货员（9％）和服务员（9％）。而拥有房产的中国移民比例不到11％，且60％的中国人都居住在租住的房屋中，其中选择合租的更是占相当高的比例。该调查反映出中国移民整体的收入水平偏低，且这一群体的收入呈金字塔形，贫富差距较大。
这些统计数据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从历史上看，爱尔兰中国移民主要是由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水平有限的普通劳动者组成的。加之移民在异乡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让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移民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自二十一世纪初，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开始大量涌入爱尔兰，使得中国移民群体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移民整体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理论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可以加强华人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并且增加群体内部的活力。然而，正如上述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趋势尚不明显。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学生仅仅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且他们的流动性较高，大多不会选择长期在爱尔兰居留。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注册在民办的语言学校，并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工挣钱上，荒废了学业，实际上成为了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者。
作为非欧盟成员国公民，中国学生在就业和生活上面临着诸多由政策、语言、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困难和障碍。某些学生在毕业后会选择前往其他的西方国家寻求更好的学习和职业发展机会。而大部分人会选择学成后返回中国，利用他们在爱尔兰获得的大学学位和英语技在就业市场上博得一席之地。在中国，他们可以得到亲朋好友，特别是家庭支持，并可以履行家庭义务——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在选择是否回国发展时都会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爱尔兰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有着相对严苛的移民政策。根据移民局的相关规定，学生签证持有者无论在爱尔兰生活和学习了多少年，都无权申请长期居留权或公民身份。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必须每年以学生身份续签才能合法地在爱尔兰继续居留。
在每年毕业的数百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爱尔兰找到满足移民局要求的全职工作，获得工作许可和长期居留签证。申请就业许可证的非欧盟人士必须有不低于3万欧元的年薪。且用人单位必须在社会保障部就业服务处，或公开发售的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并进行招聘面试和考核。这是为了确保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优先得到这些工作，保护欧盟就业市场不受外来劳动力影响，减小本地人口的失业率。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之后，大批持学生签证的中国人离开了爱尔兰，因为他们通过兼职打工所获得的微薄收入已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爱尔兰公立大学的非欧盟学生学费，在1万-2万欧元/年，学生公寓单人间价格约为500-600欧元/月，校外私人合租房屋单人间价格约为300-600欧元/月）。2016年的全爱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爱尔兰的中国人总数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到2016年，共有9575名中国公民居住在爱尔兰——比2011年减少了12％。
有趣的是，当移民被社会以学历、职业、收入、合法居留身份等标准划分为不同群体的同时，他们也倾向于按照籍贯、习俗、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标准进行自我分类。例如，来自英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华人移民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有时会将自己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也倾向于进一步将自己划分进不同的圈子。来自福建的移民和来自东北的移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对他们来说，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差异是阻碍这两个群体间相互交流、沟通和融合的重要因素。
福建移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主要移民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与之不同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移民才开始迈出国门。受访者们的描述反映了这些差异。受访者C的经历证明了福建移民传统的延续性：
“在我的家乡福建福清，移民到发达国家是一个传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是首选目的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这些国家，在中餐馆打工。那些选择留在福清的年轻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西方国家工作的人总是把钱寄回家，在村子里盖大房子……老年人会说“勤快人出国，懒人家里蹲”之类的话。”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出国务工在侨乡福清已成为一种传统。然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更倾向于先评估移民的具体优缺点、成本和收益，再做是否移民的决定。在这种计算中，需要证明个体和家庭所承担的风险是合理可控的，收益是确定的。在科克市一家酒店工作的受访者Z回忆：
“我成绩不好，所以中学毕业后，就去沈阳的一所职业学校学习酒店管理。2003年，我通过中介申请签证来到爱尔兰，开始在科克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我很喜欢我在爱尔兰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我并不富有，但我对我的收入还算满意（注：全职酒店服务员税后月薪约在1200欧元左右）。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激烈的竞争，贫富差距也不大。而在沈阳，酒店服务员的月薪只有300欧元左右。你靠那种薪水只能勉强糊口。我觉得与在中国的同学相比，我是幸运的。”
在都柏林某公司工作的受访者L说：
“我在北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的妻子在中国东部的另一个城市工作，所以我们不得不长期分居。我们移民到爱尔兰后，虽然我的妻子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不能工作，但我的薪水可以养活一家人。爱尔兰没有空气污染，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这里人口少，人均占有资源多，我女儿不需要再面对中国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及升学个就业压力。我们现在还计划生第二个孩子。”
移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观念和态度，也关系到他们解决各类困难的能力和对风险的规避能力。对于来自福建和其他有着相似移民传统的地区的人来说，他们的社交网络通常是通过亲友关系搭建的。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往往会首先寻求亲友的帮追。同样，中国移民也倾向于与中国同事或邻居建立朋友关系，互相帮助。
位于都柏林卡佩尔街的爱尔兰福建商会
但是，由于移民的工作、居所等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导致这种人际关系网变得异常松散、脆弱。大部分中国移民往往都只能靠自己默默打拼，很难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因此他们也更容易遭受贫穷和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分类和自我分类方面，学生群体与工作人口有本质上的区别。由于生活环境和方式较为一致，所以学生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前面提到的中国移民群体那样明显。
另一个有着特殊自我身份认同的群体是在爱尔兰长大的中国移民后裔，他们的身份是华裔爱尔兰人。在这种模棱两可，有时又相互作用的双重身份下，他们往往将自己归类为即不同于中国新移民，又不同于爱尔兰本地人的特殊群体。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移民具有相同的族裔身份，但这个群体又被社会和其内部成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划分为为多个子群体。因此，爱尔兰社会，尤其是移民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中国移民的历史和这一群体的多样性，从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来认识他们。
身份认同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多在族裔关系的大背景下讨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族裔边界是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根据相关领域学者，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的观点，这些边界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是具有工具性的和象征性的，模糊的和动态的，因此总是在经历谈判和重新构建。然而，大多数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都将这种边界定义为同质的，简单化的，统一的“中国人Chinese”身份，倾向于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忽略了其动态属性和多样性。
如前文所述，抽象的华人身份概念实际上是由众多子群体组合而成的。在2011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有近1.8万名受访者选择了“中国裔或中国文化背景”，其中近1.1万人将自己视为中国公民。显然，对于来自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的族群身份并不单是由国籍来界定的，而更多的是由语言、饮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特质决定。
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人移民对“中国人”这一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着不同的态度。例如，在香港出生的英籍华裔受访者B在谈到中国时，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很穷。当时海外华人时长会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我感受到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2008年4月12日，上千名爱尔兰华人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支持北京奥运的游行活动
然而，部分华人移民也会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与“中国人”身份划清界限。自2015年由港独团体发起“占中”运动以来，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正如香港籍受访者G所述：
“老实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中国人。香港与中国完全不同。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香港被英国移交给中国后，香港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中国游客不尊重香港的文化和法律。他们冲进香港，大量购买婴儿配方奶粉，清空商场货架。本地的小型商店和餐馆被迫关闭，让位于奢侈品连锁店。中国孕妇大量涌入香港医院生孩子，使她们的子女可以取得香港公民身份。这导致医院的产科床位短缺。中国投资者还推高了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现在中国想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香港人正在失去自由。”
社会融入
在社会融入方面，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中国移民往往存在差异。语言能力是他们融入爱尔兰社会的关键障碍。正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爱尔兰的受访者H所述：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我们很难融入爱尔兰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中国朋友和亲戚包围的小圈子里。我们不知道外面的爱尔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爱尔兰朋友，但我们仍然感到被孤立在爱尔兰社会之外。经过这么多年，语言障碍仍然存在。我的英语只适合用于日常生活，不能和爱尔兰人进行深入交流。例如，我只能听懂校长在我女儿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一小部分。我想和其他父母一块儿聊天，但我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谈话。”
受访者们还指出了因对爱尔兰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不足所产生的障碍。这些障碍往往会影响到中国移民与当地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范围和深度。受访者Q是一家公司的白领。他解释道：
“对我来说，当我和爱尔兰朋友聊天时，并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但是，当他们开始谈论有关爱尔兰的东西，例如GAA (译者注: GAA，即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盖尔运动协会的缩写，一个推广爱尔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组织)，我就很难跟上了。即使我专门学习过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史，我对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整晚都在谈论共济会。虽然我能在语言这个层面上完全听懂他们的对话，但我不懂其中的内容，根本插不上话 (Freemasonry，欧洲的一个秘密组织，在阴谋论中常被认为势力极大，企图控制世界)。这就像一个爱尔兰人坐在一群中国人旁边，而他们正在谈论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拥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中国移民往往比普通体力劳动者更容易融入爱尔兰社会。后者大部分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并大多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中国圈”中。他们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薪资水平低，且很少有时间参加娱乐、休闲和社交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挣钱，并把积蓄寄回中国，资助家人。受访者S是来自都柏林一家中餐馆的厨师。他的访谈记录揭示了中国移民的艰辛，他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为家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敬佩：
“我以前在家乡做厨师。爱尔兰的薪水比中国高得多，所以我从2006年通过中介来到爱尔兰工作，这样我可以省下更多的钱，把它投资到我孩子的教育上。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国内上大学。他们需要钱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爱尔兰的生活并不轻松。我和同事合住一个小房间。我的社交圈很小。我的朋友基本都是在这家餐馆里工作的中国同事。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会说英语。我既‘聋’又‘哑’又‘瞎’，我不知道外面的爱尔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的计划是在爱尔兰再工作几年，然后回到中国与我的家人团聚。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苦尽甘来’。”
位于布瑞(Bray)的顺发中餐外卖店
享受较高薪酬的专业人士在语言，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障碍相对较小，他们也更积极主动地融入爱尔兰社会。但是，这一群体也可能在此过程中经历更多的压力和身份焦虑。前文提到的受访者B描述了他对香港/中国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并解释了背后的原因：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着父母移民到了英国。我是所谓的第二代华人。我在英国长大，我的母语是英语和汉语。我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到爱尔兰，并在这里建立了我的家庭。但是当我走在大街上，人们会认为我是英国人或者爱尔兰人吗？当然不会。在机场，边检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反复检查我的英国护照。为什么？因为我从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像西方人。对我来说，护照只是一个法律文件。这与我的民族身份无关……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这是个事实。我也教育我的孩子们认清这个事实。他们是第三代海外华人。我不想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困惑。”
受访者E来自内蒙古。他大学毕业后于2002年来到爱尔兰，在一所私立英语学校学习了两年。在那之后，他在当地的体育俱乐部找到了一份教练工作，然后在爱尔兰建立了家庭。他在社会融入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些许困惑：
“我的家在这里，爱尔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妻子是爱尔兰人，我的两个孩子也是爱尔兰人。我有时想干脆换成爱尔兰国籍，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保留我的中国国籍…… 在融入方面，语言对我来说不是障碍，但中国文化与爱尔兰文化太不一样了——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都是如此的不同。是的，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融入爱尔兰社会，但是完全的融入是不可能的。”
受访者B和受访者E的看法表明，作为更有能力和选择权的高技能移民，专业人士往往会出于实用性和其他方面的考虑而积极地融入爱尔兰社会。但因为族裔体貌特征（Ethnic Profile），文化背景和情感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仍然感到与爱尔兰主流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永久居民VS短期居民
在身份认同方面，在爱尔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很大的区别。正如Nicola Yau指出的，第二代移民不是移民，而是移民的产物。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少数派，他们拥有双重身份。由于爱尔兰人（高加索/欧罗巴人种）定义的限制性以及受到被社会边缘化的压力，第二代中国移民常常被迫将自己定义为中国人。换而言之，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社会，都不把他们视为“真正的爱尔兰人“（True Irish）”。
在此背景下，一种折中的身份，即“爱尔兰华裔”，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丈夫移民爱尔兰的受访者F谈到了她的子女所经历的困惑。这表明，接受折中的身份仍同是第二代移民在成长过程中找到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他们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找到的答案：
“我有三个孩子。他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爱尔兰出生。当他们小时候会觉得自己是爱尔兰人。但是当他们在街上遇到陌生人时，人们会说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时不时地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感到不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肯承认他们是爱尔兰人。但现在他们已不再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了。他们会向人们解释他们是在爱尔兰出生的中国人。”
中国学生不太可能出现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内已经形成。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些年轻人倾向于与中国同学和朋友一起度过业余时间。他们通常更喜欢“中国式”的休闲活动，比如聚餐，打篮球、玩桌游，而不是参加爱尔兰流行的聚会活动，例如去酒吧和夜店。正如受访者Y所述：
“我曾经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室友是爱尔兰和美国学生。他们喜欢在晚上去酒吧。我知道在爱尔兰，酒吧文化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喜欢喝酒。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尤其是女生，也不喜欢喝酒。然而，如果他们邀请我，我就很难说“不”。由于不胜酒力，几个月后我就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开始和几个中国同学合租房子。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一次宴会，每个人贡献一道菜。这样，我们可以享受来自中国各地的传统美食。我们在聚会时聊天，并分享我们在爱尔兰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这很有趣。”
全爱学联组织的2017“全爱最强音”歌唱比赛
经济不宽裕被认为是中国学生融入爱尔兰社会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正如受访者G所解释的：
“我有好几个爱尔兰朋友，但要融入爱尔兰社会真的太贵了。酒吧是爱尔兰人的主要社交场所。过去，我的爱尔兰朋友总是喜欢邀请我一块儿出去喝酒，但通常我会拒绝，因为我确实无力负担！酒吧里的啤酒一杯要5欧元。而我每周只有30-40欧元的伙食费！我不能每次都加入他们去白吃白喝吧？按爱尔兰的习俗，在酒吧里朋友之间得轮流买酒请大家，一轮酒就要花几十欧。。。在我数次拒绝他们的邀请后，就没人再请我去喝酒了。我的一些爱尔兰朋友认为我是个书呆子，是个对社交感到恐惧的宅男，这让我感到很尴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
著名的都柏林Temple Bar 酒吧
喜欢待在“中国圈”中似乎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共同表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在爱尔兰学习和生活的临时性和流动性，积极融入爱尔兰社会既不实际也不经济。如前文所述，出于移民政策、工作机会和家庭责任等各方面的考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毕业后都选择回国发展。一些中国学生则把爱尔兰当做是移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国家的跳板。相比爱尔兰，这些国家领土面积大，工作机会多，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华人族群规模也足够大。受访者W说：
“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我决定来爱尔兰科克大学学习国际商务。我父母很支持我。在上海，中产阶级家庭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很流行的。爱尔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生活水平相当高。但是爱尔兰太小，不是一个适合移民的国家。毕业后，我需要拿到工作许可证才能留在爱尔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正在申请一所加拿大学校的博士学位。加拿大一直欢迎年轻的海外移民，那里的中国人也很多。我的长远计划是获得博士学位，在加拿大找个工作，安定下来，然后把我的父母也接过去生活。”
简而言之，第二代华人移民似乎被自我身份怀疑和被边缘化的忧虑所困扰，但他们往往会选择接受即非中国人又非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华裔”身份。相反，在爱尔兰短期居留的中国留学生则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扰，但他们多游走于主流社会的边缘。
结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爱尔兰已经从一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群体成长为一个较大的族群。同时，爱尔兰已经由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家转变为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开始接纳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外国移民。这一转变为爱尔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海外中国移民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议题。本文希望引起人们对中国移民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生活和心理状态的长期研究。这类研究将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追踪调查各类中国移民群体及其后代的社会流动情况、身份认同感以及社会融合程度，为移民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制定者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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