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独裁时期“30万名窃婴案”，首名被告定罪却不用罚

【文/观察者网 徐乾昂】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西班牙爆发“大规模窃婴案”，佛朗哥独裁政府合谋天主教团，将大量新生婴儿进行系统性绑架、贩卖。佛朗哥死后，这套利益驱使的人口贩卖体系还自我存活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这些被拐卖的儿童，被称之为“西班牙的孤儿”。该国民间机构不完全统计，总共有近30万人至今“出生不详”。而西班牙政府一直将次视为“禁闻”，最近几年才开始认可其中的“3万人”。

10月8日，马德里法院对这起“大规模窃婴案”首名被告作出了判决：现年85岁的妇产科医生埃杜瓦尔多•贝拉（Eduardo Vela）被控“非法领养”、“非法拘禁”、“伪造出生证件与篡改官方文件”，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

西班牙民众观看贝拉（电视中）的审判 图自国家报

但由于原告对此案受诉讼时效期过期，贝拉将免于监禁。

不过细挖这宗“窃婴案”，背后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在史学家眼中，当年佛朗哥政府为“巩固政权”，也曾对左翼人士的新生儿进行绑架，将其转移至“亲政府家庭”，或干脆甩给天主教团看管，并对外宣称，这些孩子需要“道德教育”。

究竟有多少孩子当年被“教育”，至今没有一个官方数字。

有罪，但不罚

据西班牙《世界报》消息，贝拉曾是马德里地区一家名为“圣•拉蒙诊所”的接生员。1969年6月4日，他将新生女婴马德里加尔（Inés Madrigal，本案原告）偷走，并转交给另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妇”。据西班牙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光1981年间，这间诊所可能偷走了70%的婴儿。

原告马德里加尔（右） 图自世界报

马德里加尔随后在墨西哥长大，今年49岁，依旧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她于2012年向贝拉提起诉讼，其律师团队寻求贝拉入狱11年的刑期处罚。

和贝拉一起，2012年有一位名为巴尔布维娜（María Gómez Valbuena）的修女被控同样的罪名。但在检方进行调查后的不久，这名修女就在2013年因病去世，终年88岁。因此，贝拉成为“大规模窃婴案”的首位被告。

巴尔布维娜 现已去世 图自先锋报

2011年，贝拉曾在BBC的纪录片中回应“窃婴事件”。他当时摸着十字架，**竟说自己是“奉上帝之命行事”。**但在今年6月26日的首次庭审中，贝拉否认一切指控，称自己“记不清了”。检方透露，他已经销毁了诊所全部的档案。

贝拉 资料图

根据法院给出的一份报告解释：原告依法拥有10年的诉讼时期，法官认为，此案应以原告“步入成年的那一刻起”计算诉讼期限，**即1987年6月4日。**但马德里加尔在2012年才向贝拉提起诉讼，故已失效。

出庭后，马德里加尔表示“痛并快乐着”。她快乐，是因为法理认可她是被贝拉“掳走”的。这可能看似不算什么，但马德里加尔是**该国法律认可的第一位“西班牙孤儿”，**这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窃婴事件”终于被法律正视。

持续关注这一案件的当地律师比拉（Enrique Vila）乐观地对法新社说，这次审判将在“道义上”鼓舞其他想要提出诉讼的受害者，而“许多犯下罪行的医生和修女都还活着”。

但对于“贝拉免于处罚”的裁定，马德里加尔表示“心痛”。原告律师称将会继续上诉。

西班牙埃菲社在一篇社论中同样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文章写道，“法官需要更多的勇气，敢于在这条泥泞的道路上前行。”

“对不起，你的孩子死了”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开始其独裁统治。根据西班牙《国家报》和《先锋报》的调查报告，“窃婴计划”是在1940年起酝酿的。次年（1941年），佛朗哥颁布法律，以“保护未婚生育的母亲”为由，允许医生在为新生婴儿登记时为生母匿名，可以写下所谓“养母”的姓名——这也就是“大规模窃婴案”的保护伞。

佛朗哥 资料图

对于生父母来说，他们有的眼睁睁看着健康的婴儿出生，随后却被告知“夭折”；有的生了龙凤胎，最后“少了一个男孩”。

实际操作中，接生护士、医生会在诊所保存一具婴儿的尸体，每当偷走一个新生婴儿，就会告诉其父母，**“对不起，你的孩子死了”。**然后医生会对父母展示这具婴儿尸体，用来浇灭他们最后一丝希望。

资料图

但仍有一些存疑、不死心的父母，会跑去婴儿的坟墓找棺材。只不过在棺材中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动物骨头”、“石头”、或者干脆“啥也没有”。

一些曾在殡仪馆工作的人士回忆，当时确实会收到医院寄来“空棺材盒”。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在1939 年至 1975 年独裁政府期间，有数以千计的同类案件在佛朗哥当局的支持下发生，目前在西班牙法院登记的只有约2000件。由于出生证明遗失或没有名字，受害者家庭大多拿不出有效证据，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官方也曾以“特赦法案”为由，拒绝追究独裁政府时期公务员犯下的罪行。

而在佛朗哥死后，“窃婴案”则朝着另一个方向继续发展。

“西班牙当时就是国际贩卖儿童交易中心”

佛朗哥一手编制的庞大婴儿贩卖网络，在医护人员、天主教团内建立了一定的体系。

1969年，时任西班牙最高法院大法官基哈罗（Gregorio Guijarro）成立“西班牙儿童领养保护机构”，开始明目张胆贩卖儿童。当时，一个普通婴儿的“收养费（贿赂）”可高达几千欧元（折算后）——这对普通家庭而言是天文数字。

图为佛朗哥独裁时期，巴塞罗那天主教会内的儿童 图自世界报

佛朗哥死后，这个系统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自我运行。基哈罗曾在1980年接受《国家报》采访，直言“当前领养儿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和体制内的人搞好关系，比如公务员啊，修女啊什么的。”他还重点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称孩子在她手里“很安全”，她就是上文提到的巴尔布维娜修女。

有些婴儿在刚出生后就被送往墨西哥，在由那里“转销”世界各地。《每日邮报》援引专家的估计称，在 1960-1989 年间，以这种方式被偷走的婴儿占据了西班牙被收养人口的 15%。

莱德（Randy Ryder）就是这么“移民”到美国的。他的养父在1998年告诉他，当时他们花了5000美金通过贝拉所在的“圣•拉蒙诊所”把莱德买了过来。之所以选择莱德，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莱德出生时、以及随后和其养父母的照片 图自国家报

直到1987年，西班牙“儿童领养”相关的法律进行改革，这条荒唐的“婴儿贩卖产业链”才被切断。然而事件得以进入西班牙民众视野，还得归功于一个名为“全国非法领养儿童协会（Anadir）”的民间组织。

2011年，Anadir向西班牙政府提交了261份诉讼请求，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该组织创始人巴洛索（Antonio Barroso）本身就是一位“西班牙孤儿”，他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的西班牙，就是国际贩卖儿童交易中心”。

巴洛索 图自世界报

诉讼请愿发出的1个月后，此事件在世界各地被公开报道，更多的受害人陆续浮出水面。通过DNA配对或涉案人员提供的消息，相关认亲工作至今还在缓慢进行之中。据该组织不完全统计，西班牙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总共诞生近30万“西班牙孤儿”。

但至今，不管是西班牙政府，还是天主教团，都不愿公开对这系列事件细讲。马德里也只是在Anadir组织施压后，自2012年后开始承认“曾有3万婴儿遭到了拐卖”。

巴洛索对这次贝拉的判决表示高兴，他在8日接受采访时说道，“佛朗哥的受害者们”应该获得社会的重视。但他同时表示，现任西班牙政府应该出面给予这些受害者补助。

“这么多年了，我们和这么多届政府谈这个事，但他们只会把大事化小，”巴洛索说道，“是时候改变了。”

“爱、信仰、温暖”

在历史学家眼中，西班牙的“大规模窃婴案”还有另一层含义。

佛朗哥上台后主导的“白色恐怖”下，西班牙左翼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孩子都没有被幸免。

西班牙史学家希梅内斯（Carlos Giménez）曾在自己的长篇专栏著作“Paracuello”中指出，西班牙内战后监狱条件堪忧，“左翼政治犯”，尤其是女性，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移交给收容所看样。

**这一分别，基本上是再也见不到面。**随后大批左翼人士随后遭处决，而佛朗哥的“长枪党”战后兴办“冬季救济局（即随后的社会救济局）”，给这些子女分配简单的工作，对外宣称这些人是“孤儿”，并在内部给其进行“爱国教育”。

“社会救济局”中的孩童 图自世界报

而年幼的子女则会被送往“亲政府家庭”寄养，或是送往天主教堂。

除此之外，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左翼人士，在内战前、期间将自己的儿女送往国外，但战后这些孩子依旧没能摆脱佛朗哥的掌控。“长枪党”随后成立“海外事务所”，其中部分任务就是对这些“叛党子女”进行定位、追踪，将他们带回西班牙，并同样收容进“社会救济局”。佛朗哥当时认为，“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得回西班牙。”

图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孩子 来源：世界报

法国史学家布鲁（PierreBroué）和泰米姆（Emile Temime）合著的《西班牙革命和内战》（1965年出版）中也对此有过描述。

文章写道，“社会救济局”有“长枪党”女性干员进行管理，倡导建立“有爱的氛围”。为了缓解由战争造成的贫困，该机构还成立了“儿童寄养处”（Colocación Familiar de Niños），为的是搜寻“孤儿”或“因战争而与父母分离的儿童”，让他们感受“神圣的家庭温暖”。

另外，接受“孤儿”的寄养家庭，**必须给予儿童“信仰教育”、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神圣热爱”。**寄养家庭也有一定的要求：监护人的指派，由当地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包括当地最资深的神父和地方上的官员。

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寄养家庭，佛朗哥当局将切断对其的资助补助。

这段描述并没有获得西班牙当局和天主教团的认同，在内战中有多少“孤儿”被迫和家人分离，至今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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