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观察（四）：毒丸计划神似帝国特惠制，表面强势难掩霸权颓势-沈逸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沈逸

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该是当下中美之间微妙关系最为贴切的写照之一。总体看，自2018年1月至9月，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以关税工具的形式，经历了三个波次的主动出击：从对32亿的钢铁和铝制品征税，到对500亿的商品征税，再到对2000亿的商品征税，在不断构成短期心理冲击的同时，也推动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某种实质性的相持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从1月到8月，美国对华商品贸易的赤字不仅没有收窄，而且持续呈现扩大趋势，8月更是创了新的记录，8月美中贸易逆差达到310.5亿美元，高于7月的280.9亿美元，也超过6月的贸易数据，6月是过去7个月中的最高纪录。从2018年年初以来，美中贸易逆差增长了近15%。

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中方表现出的坚定的战略意志，以及对美国贸易限制措施的承受能力，总体看也大大超过了美方鹰派事先的乐观预计。受特朗普执政团队个性因素的影响，以及美国能够利用的时间窗口的限制，持续加码，谋求更大的压力以实现突破，成为了某种具有必然性的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10月国庆长假前后，以签署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为最具指标性的举动，美方发起了一波新的攻势：在这个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谓“毒丸计划”，即协定第32款例外条款的7条规定，成为美方寄予厚望的破局之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动解释了“毒丸计划”的内容，就是针对被缔约方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任何对象，如果与缔约方（美，加，墨）中的任意一方，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他两方有权退出现有的协定，缔结一个双边协定，排除这一方。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中国和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就可能被撇在一边。

在不少中国自媒体的解读中，这一毒丸计划将对中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尤其是，如果未来在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盟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包含这一条款的话，似乎中国就可能真的被孤立在外，承受空前的压力。

正所谓阳光下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鲜事，这个看上去很惊悚的毒丸计划，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世界的老大，在面临当时的挑战者，也就是美国，的冲击以及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时，也毫不犹豫的放弃过自由贸易原则，构建过一个更加封闭和排他的“帝国特惠制”，后来帝国解体后，改名为“英联邦特惠制”的架构，以平衡美国的冲击。英国在1932年2月9日公布“进口条例”。按照条例，除有特殊规定者外，输入英国的货物一律从价征10%进口税，并另征附加税；在同年 7月召开的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上，本着“己国生产者第一，帝国生产者第二，外国生产者最后”的原则，英国和自治领及自治领之间签订11个双边协定。主要内容有：英国对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给予关税优待；英国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以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英国工业品输往自治领和殖民地时相应享受优惠待遇；对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帝国特惠制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保住了帝国市场，抵挡住美、德的压力。1938年，英国出口到帝国内的货物占出口总额40%，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自治领的民族经济已得到发展，而且英国已抵挡不住美国对帝国市场的冲击，所以导致帝国特惠制的作用显著减弱。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全球多边游戏规则，有效对冲并削弱了帝国特惠制的影响，由美国发起并主导的关贸总协定，也就是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就是最典型的体现。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关于不得再扩大特惠幅度的规定，对参加1932年会议的自治领都有约束力；而且在以后的谈判中，英国和自治领间还被迫缩小特惠幅度，同时帝国内新独立的一些国家（自治领）则不给英货特惠待遇。但英国仍想维持此制度，遂于1958年改称“联邦特惠制”。1961年及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谈判中的最大障碍便是联邦特惠制。1971年达成加入欧共体的协议时，英国接受了自1973年 1月1日正式加入时起5年期间作出废除特惠制的条件。1977年底，特惠制宣告结束。

简单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关注本国利益优先的核心考虑，还是采取形式上具有显著指向性的排他安排，2018年美国在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塞的毒丸计划，与1930年代英国的帝国特惠安排，堪称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称得上是脱胎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昔日宗主国政治智慧的某种微妙的学习与模仿。

任何选择都是有收益和代价的。当初英国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关注短期收益，但在实质上是上拒绝了通过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来适应一个持续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整体诉求。虽然国际关系视野下英美之间的领导权转移是在帝国特惠制之后10多年，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启的大背景下才完成的，但是从英国选择了帝国特惠制的那一刻开始，英国就已经从心理、意志以及实体层面，放弃了继续作为世界体系领导者的责任。至于领导权的具体交接，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西方史学界，有所谓历史循环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世界历史，则是一个螺旋上升和不断前行的辩证过程；无论从何种视角出发，美国选择的毒丸计划，都代表了对经济全球化内生规律的某种本能的排斥，无论在制度设计以及形式包装上如何的精心架构，都是曾经的两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略意志上某种心理颓势的外部表现。

2018年3月，在接受观察者网就中美贸易摩擦的访问时，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

“怎样判断我们是否对此事处理得好？第一，中国已经成长到能扛得住原来的世界霸主美国倾其全力的贸易战，这是我们实力成长的象征；第二，在回击美国的过程中，我们有理有利有节，表现出我们有足够的资质对世界发展进程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并且更负责任。

因而，这一轮贸易战如果全面开打，在最理想状态下，它会成为国际体系主导权转移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将走向世界舞台的“深水区”。而这个阶段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不仅政府从实际能力上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的民众在心理精神和意志这些方面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然后能够正确地去理解它，适应它，并且取得最后的成功。”

目前看来，当初带有某种假设性质的猜想，正在逐渐转化为某种现实：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候，伴随着不断地加码，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放弃其在冷战后所倡导的世界秩序基本游戏规则的进程。在短期内，由于美国整体的实力优势，由于美国处于经济长周期的相对有利位置与短期刺激政策（减税与放松管制）的结合，由于欧美媒体在全球舆论场占据的话语权优势，中国确实会承受相当的压力，但与此同时美国可以使用乃至透支的资源在总体上的有限性，以及经济全球化作为市场经济内生的固有规律不会迎合特朗普政府的需求而发生改变，所以美国的政策在中长期将为中国的实质性崛起，提供一个充满考验和挑战的机会窗口。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对市场经济内生规律的总体把握，是在高压、高对抗的强竞争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维持自己既定的战略方针，坚定的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证明的规律，对世界经济总体态势正确把握能够带来的正确的改革开放导向，而这种实践将最终导致中国的崛起，以及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变成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然。

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冷战后大国战略稳定架构底线不被突破的情况下，稳健而充满智慧的用更深度的改革开放，走出一条超越大国政治悲剧宿命的全新道路，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战略使命。在不远的将来，于不经意间度过这个阶段的人们回头再看，曾经喧嚣一时的毒丸计划，与其说是超级大国护持自身霸权祭出的大杀器，不如更像是帝国谢幕的序曲，如同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一样，放弃了开放进取的心态，谢幕和退场，就注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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