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研究上一个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个五百年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忙着整合国内派系，对外寄希望于列强及国际联盟“主持公道”。1932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最终出具了一个报告，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合法，进而设计了一个“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日本则强烈反对，最终于1933年退出国联。中共对“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无非是将日本人的独占，变成了若干列强的共同支配，并没有改变压迫的实质。这体现出革命者彻底的反帝立场。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清楚——凭借这种彻底的反帝立场，中国最终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赢得了独立自主。我们的近代革命史在叙述中国与列强关系的时候，长期采取被压迫者的观察角度。作为近代列强秩序的被压迫者，中国当然需要保持这样的视角，来捍卫自己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成果。

不过，我们的视角也许还可以更加全面：了解近代以来的列强究竟是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帝国事业，以及他们所建立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可以使我们对于霸权秩序的批判更为准确和有力，同时对于国际秩序建构的原理，获得更为深切的理解。

图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什么是压迫者的视角呢？出生于印度的英国小说家、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有一首诗《白人的负担》，非常值得我们读一读：肩负起白人的重担——/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后代——/捆绑起你们的子孙，流放/去服侍你手下俘虏的需要；/在沉重的马具中等待，/那些急躁而野蛮的，/刚被你抓住的阴沉的人，/他们半是恶魔，半是孩童。/肩负起白人的重担——/耐心而顺从他们，/别使用恐怖的威胁，/也不要展现出骄傲；/用公开而简单的语言，/不惜重复百遍地说清，/为他们的利益而寻觅，/为他们的收获而工作。/肩负起白人的重担——/平息野蛮人的战争——/填饱苦受饥荒的嘴，/倾资使瘟疫平息；/当你的目标即将实现/为他人的工作将结束/小心懒惰，或愚昧的异教徒/使你所有的希望化为乌有。/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不能靠庸俗的国王统治/而要靠农奴和清道夫的辛劳——/最普通的事情能创造传说。/那些港口你永无机会进入，/那些道路你永无机会踏上，/用你的毕生将它们建造，/用你的死亡为它们标记。/肩负起白人的重担——/获得那古老的回报；/那些不如你们的人的责怪，/那些你们守护的人的厌恶——/你们用生命保护的人群，/（啊，慢慢地！）朝光明呼喊：——/“干嘛要把我们从束缚中解放，/我们所爱的埃及式的黑暗？”/肩负起白人的重担——/你们不能向低等屈尊——/别怕大声呼唤自由，/掩盖起你的疲惫厌倦；/因为你的每一声呼喊或低语，/你留下的一切，你做的全部/那些沉默，阴郁的人由此/将衡量你所信的上帝和你。/肩负起白人的重担——/童真的日子已经过去——/轻轻松松，有人递上桂冠，/简简单单，不是抱怨而是赞美。/来吧，唤起你的男子汉气概/度过那些得不到感谢的年头，/忍受寒冷和痛苦中的教训，/你终将得到同辈的公允判断！(以上为豆瓣作者“企鹅君”翻译版本)

当然有解释者认为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告诫英国人不要过度扩张。但诗人的视角毫无疑问是一个统治者的视角：白人殖民者对外殖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保护、解放与启蒙被殖民者，将他们带向更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被殖民者未必会这么认为，因此，殖民统治是一个累活，对于殖民者本身构成一种“白人的负担”。起来反抗的被压迫者肯定不会认同这样的论述。但是，殖民者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立得住脚跟，靠的并不仅仅是强力，他们做了大量意识形态工作，让被统治者认同他们是在传播文明。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国土上现在还有一些区域，不少人还在念日本殖民者、英国殖民者的好，这说明殖民者当年做的思想工作，其实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需要知道这种效果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才能够找到改变现状有效切入点。

这就是这门“公法与思想史”课程的缘起。今年秋天是第一季，我们重点讲“帝国之理由”——我仿照“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造了这个词，指的是历史行动者为帝国的存续和扩张提供的各种理由，不论是神学理由、法律理由还是政治理由。

这里的“帝国”采取的是一种宽泛的界定：它是一种大型的政治单位，而且往往是扩张性的，或者有着对扩张历史的深刻记忆，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认自己所统治的族群的多样性，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理不同的人，而不是用一种单一的公民资格，把所有人囊括在内。这个界定跟政府形式没有必然关系，一个共和国也可以建成帝国。这个宽泛定义的好处是它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各种类型的帝国，只要这些政治单位内部足够多元。近代欧洲推进的是两个并行的历史进程：在欧洲本土，很多国家在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用一个单一的公民身份来推进“同质化”的事业；但在海外不断扩张，获得新的臣民，从而产生了用不同的法治理不同的人的现象，这无疑是一个帝国建构的进程。这个双重历史进程，无论忽略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片面的理解。

另外一个概念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界定方法，一种界定就是打破国际秩序现状的扩张主义，一个国家无论是通过购买、外交还是武力获得新的领土，只要是被大家感受到是扩张主义的，它就是帝国主义；第二种界定就是，这是一个帝国中心行使支配权、帝国边缘臣服的体系；第三种界定是大家熟悉的列宁的界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统治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也是资本输出大展身手的时期；是国际托拉斯垄断组织开始瓜分世界的时期；也是最大的资本势力瓜分完世界领土的时期。

当然还有别的界定方法。从这些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与帝国主义未必是一回事。一个帝国可能是守成的，那么它就不符合以“扩张主义”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界定，而有这种“帝国主义”倾向的，可能恰恰不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而是一个渴望新空间的城邦或者民族国家；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也没法在列宁的意义上被视为“帝国主义”。但“中心-边缘”“支配-臣服”的关系，在古今中外的帝国中都是广泛存在的。

我们要讲的故事以近代欧洲为中心，但也涉及到东亚朝贡体系的崩溃，时间的跨度是从15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理由”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海洋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可以由某些国家独占？欧洲之外的土地，究竟哪些可以被界定为“无主地”？对于已经“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种方式占取？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是什么？非欧洲族群的文明程度，有何法律意义与实践意义？等等。我们会讲到一系列理论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维托利亚(Vitoria)、格劳秀斯(Grotius)、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汉密尔顿(Hamilton)与麦迪逊(Madison)、福泽谕吉，等等。我的讲法是将思想放到历史的语境中，考虑不同的思想家与他们所关心的帝国实践之间的关系。先举几个例子作示范：

**第一，我将维托利亚（Vitoria）的思想与西班牙帝国紧密关联在一起。**15世纪西班牙的形成，本身就以天主教力量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新征服为基础。对美洲的征服，在很多方面是天主教对伊比利亚半岛征服的延续，承载了天主教的普世秩序想象。所以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帝国的理论家之中，教士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托里亚及其萨拉曼卡学派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中世纪思想保持着许多连续性。维多利亚追问：西班牙人是依据什么权利去占领美洲大陆的大片土地的呢？是因为那些土地尚属无主土地，还是因为教皇把那些土地划分给了西班牙？抑或，西班牙人有义务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必要的话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对西班牙帝国的态度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赞成，也不是简单的反对。他批判西班牙人不认真传播基督教信仰，反而作恶多端；但他并没有建议西班牙人放弃美洲的帝国，甚至为征服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二，我将格劳秀斯(Grotius)的思想与荷兰帝国的建构紧密关联在一起。**荷兰帝国是一个贸易帝国，它的关注点在于控制流通领域，控制关键的贸易通道，而为了控制贸易通道，又需要动用战争的手段。格劳秀斯很好地回应了荷兰帝国的实践需要。他将“海洋自由”的理论论述系统化，从而服务于荷兰帝国与葡萄牙的海上争霸；他提出一整套系统的战争法观念，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中世纪的“正义战争”理论，有助于荷兰人在海上和陆地上开拓新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格劳秀斯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理论家，当荷兰帝国的实践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会适时调整自己的理论立场。

**第三，我将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与洛克(Locke)的思想与大英帝国的建构关联在一起。**大英帝国与荷兰帝国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已经从对于流通领域的关注转向对于生产领域的关注，英国人致力于通过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来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这就使得空余的土地对于英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贞提利支持“先发制人”的战争，支持以违背自然为由向印第安人发动战争，鼓吹“憎恨空地的自然法则”。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可以服务于对北美土地的占取，霍布斯同样认为印第安人浪费了他们的土地，而欧洲人可以正当地压缩印第安人的居住范围，夺取他们发现的一切。洛克则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发明了一套最为系统和彻底的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而英国较早时候在爱尔兰的殖民实践，可以说是其跨大西洋殖民的预演。  

洛克发明的这套理论对于最为关注生产领域的英国人最有用。西班牙人热衷于在新大陆夺取金银矿， 荷兰人热衷于掌握贸易要道，而法国人在北美热衷于毛皮贸易，从而与印第安人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他们甚至试图将殖民地作为行省来治理，教印第安人说法语，甚至鼓励通婚。但无论如何，当其他帝国试图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时，他们最终会诉诸于类似的理论。

如果欧洲人遭遇到的不是“无主地”，那么就需要其他的占取理由，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土地的割让。近代以来，欧洲人的条约实践，与“文明”的观念紧密关联在一起。在相互承认为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列强之间，签订的是平等条约；在欧洲列强与中国、土耳其、日本这样的被视为“半文明国家”之间，签订的主要是不平等条约，而且列强通常会以相关国家法律“不文明”为由，寻求建立领事裁判权。而为了摆脱“领事裁判权”，许多非西方国家都经历过在西方监督之下自我改革，以求成功通过“论文答辩”的经历。但大概只有日本“答辩”成功，但不久之后，日本即因为其模仿其西方老师的所作所为，受到“与时俱进”改变游戏规则的西方老师的审判。

图片来源：必应

东亚原来有自己传统的区域秩序，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其中包含了若干次级朝贡网络。但西方列强的侵入对朝贡体系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欧洲的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在日本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甚至主动地运用这些资源，来拆解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我们将讨论福泽谕吉对于文明等级论的阐述与运用。而实践的例子，我们将集中讨论琉球的近代命运。琉球历史上长期与中国、日本保持双重朝贡关系，但日本以欧洲国际法为理由，否定双重朝贡关系，强迫琉球放弃向中国的朝贡，最终全面吞并琉球——但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法实践从来不是日本所说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19世纪的欧洲巴尔干半岛，双重效忠其实并不罕见。我们需要更为整全的西学图景，才能够揭示本地区生产的许多“西洋”形象的片面性。

**19世纪，欧洲诸帝国对于世界的支配达到顶峰，但是在欧洲之外，美国与日本崛起，对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造成冲击。**一战之中，欧洲列强相互厮杀，最终相互削弱，极大地削弱了欧洲的支配地位。然而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国际秩序，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头所说的国联的种种失败。为什么西方列强重建秩序的努力失败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从15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时间。今天，有许多西方学者在感叹他们遭遇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于既有的单极霸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冲击。但是单极霸权并没有消亡。因此，我们对“帝国理由”的思考，可以延伸到当代——比如说，当特朗普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应当享有种种其他国家享受不到的特权的时候，他所主张的理由是什么？当我们设想新的、更为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和历史上的殖民帝国的继承者反复磨合。就此而言，研究上一个五百年，是我们“想象下一个五百年”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