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为什么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69周年国庆日。69年的今天，随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一个全新的中国开始在东方崛起，也开启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哪些探索，这条道路的选择对于中国和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值此国庆之际，我们摘编本文，重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
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不同的选择：究竟是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固守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分歧。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坚持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最终在中国成为了主流。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为什么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是因为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共产党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923年7月，中共在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历次党代会上都得到重申。所以，当1949年中共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最低纲领后，自然会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试图缓解这个社会矛盾，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决定了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现象无法根除。如果当时中国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那么中国就难免会重蹈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覆辙，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是用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给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直到今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自汉代以来就产生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历朝历代的都把防止土地兼并、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华传统文化跟从欧洲传入的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在掌握国家政权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反过来讲，如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新生的国家政权是难以稳定持久的，中国很可能再次陷入战乱。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两个发展阶段
中国道路可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新阶段，由此形成了有着内在逻辑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就是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这两个历史阶段通常被简称为两个三十年。中国在这两个三十年并非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而是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两个历史阶段。
1.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体系工业的独立
理解中国道路前三十年的一个关键之点，是理解现代建国后的战时经济体制。相当多的一些学界和政界人士把中国今天的成就看成是三十年前走出计划经济的结果。这种看法尽管普遍，但却有失偏颇。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看，以竞争机制为动力的市场经济目前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发动机。中国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以政治动员为基本动力的战时经济发展体制确实无法持续地保持高速发展，但并不能一次来否定前三十年。确实，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并不能视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之所以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根本原因并非是中共领导人的主观抉择，而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所导致。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常常被一些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内的学者所忽略。
首先，中国的国家主权虽然在1949年得以确立，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极大限制和威胁。上个世纪中叶，中国为了维护完整的国家主权而跟苏联交恶，中国在国际上受到最强大的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挤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这对中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其次，中国在1949年后虽然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状态，但是，一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世界两大军事超级强国的军事压力，苏联屯兵百万于中国边界和苏美两国的核威胁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两把利剑。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的内战在80年代前并未真正结束。台湾地区在大陆的空中军事侦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台海两岸的相互炮击也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由于上述两个历史条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两个首要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则不得不建立在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国防体系基础之上。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把战时经济作为一个基本国策，不得不把高积累、低消费的非常规方式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今天看来，这种战时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辈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上个世纪中叶的战时经济体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且为80年代后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2.改革开放时期：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看，以竞争机制为核心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要走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显然是中国的一个明智选择。而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确实证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是成功的。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之首，在全球500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种工业品产量具全球第一。到201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曾实施过以政治动员和道德理想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更多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挥作用，很难在和平时期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是，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反过来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加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性，更加强调和加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更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从这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的立国之本。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大业就有可能被中断，中国会再度退回到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
所以，从历史的轨迹看，中国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并非是历史的断裂，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中国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短短三十年中跃居世界第二，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逻辑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有着内在逻辑的历史阶段：中国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在现代建国后承先启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逻辑是决定中国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
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经跃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贸易国。
但是，相对于现实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理论创新则显得相对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些独有的特殊性跟中国的成功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有普遍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样的普遍意义？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理论界对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作出系统的回答。
在1937年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的提纲中时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基于这样一种把普遍与特殊统一起来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2]。尔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
（一）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关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需要先有一个界定。一些人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地方称之为中国道路的特点。这种理解并不一定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但这种与西方模式的不同并不直接等于是中国特有的因素。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按劳分配、政府通过社会主义第二次再分配以实现公平正义、人民的主体性等等，这些虽然是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地方，但这些特征属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普遍性，而非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这里需要强带指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异，而必须是中国仅有的，其他国家，包括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具备，也难以借用的特征。这种中国独有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当今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平等精神
如前所述，平民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形成今天中国社会平等精神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中国两千多年平民社会形成的平等精神，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现代的平民建国，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平等精神的国家。
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让相当多的国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显然都无法解释这个当代奇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平民主义性质。这种平民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运转和发展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建设，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生活消费，中国社会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市场化，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性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全民革命、全民皆兵、全民政治斗争、全民经商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几亿或十几亿中国人从一个方向涌向另一个方向，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在最近中国的国庆黄金周中，大约有3.62亿的人外出旅游，在高速公路上流动的人数超过美国全国人口。这种全民总投入的现象实为中国所独有。
平民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不甘于比其他人低下。尽可能追赶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每个人都不甘落后他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活力。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上放开了普通民众的手脚，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阀门，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如果我们把中国落后贫穷地区的民众与美国贫民区的民众加以比较，可以看到，中国贫穷地区的物资生活可能比美国大城市贫民区的物质生活更加匮乏，但是中国贫穷地区的民众远比美国贫民区的民众有更有进取心，更有强烈改变自己命运和发财致富的欲望。
反观西方，一直到近代前夕，血缘等级制度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制度，等级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西方在经过了近代启蒙运动和一系列社会革命后，血缘等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等级观念也逐渐消退。但是社会各个阶层各就各位的状态仍然基本维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然共存而相安无事。普通民众对社会贫富差异的承受度远远高于中国人，这种社会的稳定性很高，很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但这也造成西方大多数国家安于现状而缺乏足够的活力，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暴露得很明显。
2. 中国社会强大的市场意识
按照社会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在三十多年前落后于苏联和东欧；按照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东欧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走在中国的前面，而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采取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俄罗斯更是采取了“休克疗法”。但仅过了20多年，中国经济不仅把东欧和俄罗斯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且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西方人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三十年间成了世界上最具商业精神的民族。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身影。
由于中国人极强的市场意识，过去几十年，中国是世界上社会成员流动最快的国家。这种流动，一方面是指人员在空间上的流动，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流动人口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些流动人口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另一方面，流动也是指阶层间的流动。在今天中国城市，相当部分的中小型服务业都是来由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创业经营。十年、二十年前，他们还是农民工，经过艰苦的奋斗和积累，现在更多已经创业成为业主。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的资料，2015年以来，我国每天新增的企业数量将近1万家。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数字。
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商业精神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货币和统一的商品市场，宋人讲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3]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深厚的商业传统使得普通中国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是如此的得心应手，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中国商人和劳动者的身影。经济再度领先全球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3. 中国社会对政府有着极高的期许和要求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产生于欧洲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保障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政府也从未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干预和调节市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天下为公”一直被视为一种社会理想。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会实施一些类似于今天社会主义的政策，诸如对土地过度兼并进行干预和防范，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场进行干预，对全国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与突发灾难进行国家的统筹安排与调节等。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要变法，几乎都带有削弱豪强巨富，均衡社会财富的色彩。
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中国民众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政府极高的亟待和要求。中国古代民间流行一句通俗的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自秦汉以来，由于政府长期扮演干预商品市场，维系社会公平的角色，扮演救灾救荒的角色，同时也承担解决民间大小纠纷的责任。所以民众有事找政府，社会有问题找政府，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民众纾难，为社会解决问题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如果政府官员做不到为民分忧解愁，做不到为民伸张正义，这样的官员就应当下台回家。这跟西方推崇的作为“守夜人”的小政府正好相反。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有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短文在中国流传甚广，在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中国人很多都会背诵这篇短文。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就是因为这句话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4.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中国文明
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4]到汉代“独尊儒术”[5]，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6]，就已经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并未一统天下，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流派仍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并不断融入儒学。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孟之后，汉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发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最终与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传统。结果，佛教在其本土发源地不断衰落，但在中国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东亚。以禅宗出现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先后传入中国，也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把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市场机制，但却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市场进行规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市场经济体系。显而易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都源自于西方，但在中国的土壤中已经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学”已经变为“中学”的一部分。
（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普遍意义应当分两个方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有什么样的普遍意义？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普遍意义？
1．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意义
如果按照社会制度，可以把世界上的社会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当然，其中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在于：
第一，中国道路提供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中国道路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道路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要成功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
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7]毛泽东这段话是在讲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但这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实践具有普遍意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只有本土化才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一个国家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
第二，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执政党必须要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这个党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跟工人阶级是否还有血肉联系？这是关系到共产党的性质会不会发生蜕变的根本问题。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不能把全社会认可共产党理念的精英吸收到党内来？能不能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关系共产党能否做到吐故纳新、永葆青春。
第三，共产党具有危机意识，具有反省和自我纠错能力。如果我们把中共从1949年以来走过的道路简单回顾一下，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中国共产党永远充满了危机意识。中共自产生以来，从未停止过对未来发展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对现实中的失误进行自我纠错。
第四，中国道路证明，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苏联
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国家逐渐官僚化，人民的主
体性逐渐让位于官僚的主体性。
2.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第一，中国道路彰显出国家的独立自主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意义。
一个国家没有完整的独立自主性，就永远只能是依附于其它国家，永远无法完成现代化进程。有尽管近年来有人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进行质疑和批评，但必须承认，当今世界仍是由民族国家构成，联合国被称之为“United Nations”，正是反映了民族国家构成了当今世界这个客观事实。如果承认了这个客观事实，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获得民族国家的主权，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性。
第二，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中国道路的成功彰显出的一个普遍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不可能由资本所主导，公正廉洁、卓有效率的政府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关键。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私人企业和民间社会走在前面，先形成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然后才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两个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历史条件：第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基于社会的自然发展。第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化基础之上的。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个自然过程，而是由于先发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而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民间社会本身并不具备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条件。而由于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了自然跨入现代化进程的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跨越自然进程，通过率先建立现代国家，建立强力有效的现代政府来进行现代化转型，否则永远只能徘徊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代表特殊性，社会主义代表普遍性。中国道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是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决定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平等观念，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传统的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历史传承积淀在中国社会中，是中国特有的优势。
但中国道路又是普遍的，它包含了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尽管有多种所有制，但公有制在有关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按劳分配仍然居于主体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所以仍然被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结语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它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能够主观决定的。它是由历史的传统和基因决定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的逻辑发展。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关键。
中国今天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深深地植根于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结构历史传承之中，政治上的大一统在中国深入人心，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改变。同时，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是深深植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之中。中国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但是，中国人的平等精神，中国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中国历朝历代出现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进程，都决定着中国社会拥有科学社会主义成长与发展的最佳土壤，今天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中国今天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国家结构形式和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宪法的规定，也不仅仅是执政党的要求。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已经内化为当代十三亿人的现实诉求，在今天的中国，与其说是执政党在号召全国民众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如说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承要求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十三亿人在要求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路线不过是集中反映了十三亿人的诉求，十三亿人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最广泛的现实基础。
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之后，其成长与发展并不一定固守在其发源地。佛教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并一度在印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到了公元10世纪，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开始走向衰落，到了11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沦为非常边缘化的宗教。今天，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信徒和影响已经远远落后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锡克教。中国的佛教是在东汉从印度传入，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佛教中国化后，佛教的中心的从印度转移到了中国，中国事实上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
同样，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欧洲。但是，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后，社会主义在欧洲至今仍未走出衰落期。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接受国，社会主义却正以前所有未有的力量蓬勃发展。目前世界共产党员的总人数大约在一亿左右，其中，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就有8875.8万，这个数量超过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不仅拥有全世界共产党员的85%以上，更重要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在中国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被看成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夺得政权，所谓“新纪元”就是指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也可以说是开辟的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就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彰显，预示人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320页。
[2]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31（南朝·梁）殷芸著、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语出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5]《汉书·董仲舒传》。
[6]《战国策·赵策二》。
[7]《论新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
【本文摘自《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寒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