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世明：两汉时期匈奴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变

两汉时期，随着匈奴与汉王朝关系的演变，其政治组织形式产生变化。相对于初期的政治组织，变化表现为外部属国的消亡、职官体系的复杂化、联合异姓贵族统治的形成。据史料可知，西汉初期、宣帝时期、王莽时期和南匈奴内附是演变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一、匈奴初期的政治组织形式

秦始皇和蒙恬死后第二年（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王朝土崩瓦解，北徙的匈奴乘机重新占领“河南地”。经过农民起义和楚汉之间的持续战争，汉王朝国力空虚，中央集权尚未确立，而此时的匈奴势力空前强大，其势力所及范围可以分作内外两大部分。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之下，设置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从左右贤王至左右大当户，均领有军队，多者领兵万骑，少者领兵数千，共二十四长，单于庭和二十四长所管辖领域为匈奴核心地域。单于所出之挛鞮（或虚连题）氏，以其近亲子弟结成分封网络把握了核心的控制权。

从空间来看，诸左方王将管辖东方，南面靠近上谷郡，东部接连秽貉、朝鲜；右方王将管辖西方，南面靠近上郡，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代、云中两地由单于直接管辖，位于匈奴领地中央。二十四长都由单于子弟担任，代表单于在各地行施政权，分别统摄大小部落。左右贤王以下诸王“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基本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游牧。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于子弟数量日渐增多，在二十四长之外又设有许多王。他们也都有各自的驻牧地。

**与基于血缘纽带的内部政权不同，外部属国与匈奴王庭的政治关系则较为复杂，往往间接与单于庭发生关系。**土著族长、汉人之降者、异民族都可以成为管理者。如西边日逐王辖区靠近西域，专设置僮仆都尉一职，管理西域各国，向其征收赋税。匈奴二十四长之下，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属于右贤王帐下的禆小王，至少有楼烦王、白羊王等近二十人。这些国家往往要向匈奴交纳人质，“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归”，“匈奴怒，召其（车师）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同时他们也是匈奴剥削的对象，比如乌桓人每年要向匈奴缴纳皮布税。除了匈奴单于子弟外，也常任用异民族的人才对属国进行管理。例如卫律，父亲本为长水胡人（今陕西省蓝田县），卫律自小生长在汉朝，后来因事投降匈奴，被封为丁零王。丁零是匈奴的分支，卫律被封为王负责管理这一带。也有汉人投降匈奴后，接受单于分封的情况。例如，西汉的燕王卢绾亡入匈奴后，被封为东胡卢王；李陵降匈奴后，且鞮侯单于以女妻之，封为右校王，负责管辖鬲昆一带地区，这些下辖属国的人民一般都不是匈奴族，可称之为匈奴“藩属”。

蒙古国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

二、汉匈关系与外部属国的消亡

匈奴外部属国较不固定，叛服无常。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充实，中央集权得以加强，于是部署了对匈奴的三次重大战役。经过此番打击后，匈奴伤亡惨重，逐渐向西北迁徙。至汉宣帝时，丁令、乌桓、乌孙共击匈奴。三国斩获共数万人，匈奴实力大损。此后随着汉朝势力进入西域，“（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匈奴更加一蹶不振。

五凤元年（前57年），匈奴上层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混战的结果或败降、或自杀，郅支击破呼韩邪的队伍，占据了单于庭。在这样的局面下，呼韩邪于甘露三年（前51年）归附汉朝，成为汉的属国。郅支单于则与汉朝关系逐渐破裂，在漠北无法立足，于是向西迁徙，击败乌孙、乌揭，于昆坚一带设置单于庭，并一度控制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斩郅支单于于康居。匈奴结束分裂，又统一起来。

此后，呼韩邪北归单于庭，汉匈双方关系出现了和平友好的总趋势，“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单于履行入汉觐见、遣侍子入汉和纳贡三项约定。另外，由于边境形势很复杂，乱事中常常有归附匈奴的外族。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乌孙庶子卑援疐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余人，驱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疐质子。单于受诏，遣归。”这件事表明，作为属国的匈奴只能遣子为质于西汉，而不能接受他国的质子。遇到类似情况，受汉匈协议的约束，匈奴要上报由汉朝决断。可见匈奴对外关系是受宗主国汉朝的控制和监督的。

匈奴自附汉以后，内部安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汉朝却因王莽夺权陷入动乱，因此两汉之间，匈奴再次兴起。

**首先，重新控制乌桓。**本来武帝时乌桓已摆脱匈奴的奴役，始建国二年（10年）匈奴利用乌桓与王莽结怨，“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其次，重新控制西域。宣元以来西域归附，汉朝设置西域都护治理。因王莽篡汉，尽贬各族“国”王为侯，激起各族的怨恨，遂相继叛离。匈奴乘机渗入，西域各族又先后沦为匈奴势力范围。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遣使至匈奴，以通旧好。此时，匈奴不再对汉称臣，虽然也遣使回聘，但侵扰如故。东汉初年刘秀忙于整顿内政，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对西域暂时置之不理。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自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死后，诸子依次而立，至比叔父孝单于舆时，任命比为右薁鞬日逐王。此时，匈奴内部又因争立发生问题，比因内怀猜忌，很少参与庭会，适值匈奴地区遭遇严重的天灾，“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于是率其部众到五原塞，愿意永远为汉朝的蕃蔽，以防备北匈奴。自单于比后，皆称臣于汉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明帝时期开始发兵攻击北匈奴，经过班超定西域、东汉和南匈奴联合打击后，北匈奴开始一路西迁，南北再也没有统一起来。南匈奴内附后，作为东汉的藩属，没有了外部属国，内外之分从此消亡。

三、政治结构的变化

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统一南北后，汉匈维持了六十年的和平。相较于汉初，政治结构变动不大。到王莽执政时期，划分匈奴居地为十五部分，强立稽侯珊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分散和削弱匈奴势力，导致制度混乱，破坏了汉匈的关系，不过王莽政权很快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东汉初内附后，南匈奴的八部牧民主要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各郡。其后受北匈奴的军事压力，东汉政府允许其徙居西河美稷。**经过迁徙、分化、交流和融合之后重新组合起来的匈奴，在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下，逐渐走向定居，繁衍出了新的氏族、部落。****单于家族有资格被分封为王的子弟越来越多，“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与分裂前对照，实力最强的“四大国”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改称为“四角”，其余诸王中的一部分则被纳入“六角”的范围，两者都是单于子弟，并按照顺序继承单于之位。**匈奴逐渐从单于处于顶级、四大国为第二级的军事政权，发展成为单于为顶级、四角为第二级、六角为第三级的等级更为分明、复杂的政权结构形式。

东汉政府并没有打乱匈奴原有的统治秩序，依旧维持着按照等级领有分地、部族的体制。不过，自内附后南匈奴外部属国消亡，人口大为减少，随着匈奴活动范围的缩小，中央职官等级的复杂化，异姓大臣的逐渐崛起，诸王已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广大的份地，他们彼此的辖区距离也大为减小。南单于居西河以后，列置诸部王，以“右贤王屯朔方”，明言朔方为右贤王的辖区。永平十六年（73年），南单于派遣左贤王信跟随太仆祭肜及吴棠从朔方高阙出发，在涿邪山攻打皋林温禺犊王。按照以往派兵遣将就近的原则，单于不会从很远地方劳师调兵，说明左贤王的辖区当不至离朔方很远。

永元二年春（90年），南单于再次上书要求进攻北匈奴，于是派遣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左右部八千骑兵出鸡鹿塞。鸡鹿塞是朔方郡在阻山西部长城沿线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故左谷蠡王师子的领地也在朔方一带。朔方一带至少有左贤王、右贤王和左谷蠡王三种势力，可知匈奴诸王的力量较先前已经有了大幅的削减。

匈奴青铜牌饰

诸王的力量削弱的表现还在于新的军事动员单位的出现。**西汉时期，左贤王部或右贤王部经常以独立单位进行军事活动，很少看到左右贤王联合作战的情况。**如赵破奴率二万骑兵与匈奴左贤王作战，被对方八万骑包围，本人也被活捉，又如孝文帝诏令丞相灌婴发车骑兵八万五千，击右贤王于高奴，右贤王逃走出塞。内附之后，仅靠左贤王或右贤王的力量难以组织强有力的进攻，联合军事行动变的常常可见。永和五年（140年）夏，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乱，率三千余骑寇掠西河，又招诱右贤王，合兵七八千围攻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更大面积的军事动员常常以“左部”、“右部”为单位。如前所述，永元二年春（90年）的军事行动，“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这是左右部联合行动；永和五年（140年）夏，南匈奴左部叛乱；中平五年（188年），右部䤈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乱，攻杀单于，《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然后与南匈奴左部胡汇合，杀其单于。左部、右部的称谓频繁出现，形成了左部、单于庭、右部的结构模式。

匈奴故都“统万城”遗址

只是，左右部时常处于迁徙状态。建武十三年（37年）匈奴寇掠河东，州郡力不能禁，于是将幽州、并州边郡之人逐渐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再次转居塞内。永元六年（94年）中郎将杜崇、朱徽上书说，匈奴右部降者谋划胁迫安国起兵背叛，请西河、上郡、安定等地预先防备。西河、上郡、安定三地位于单于庭美稷的西面和西南面，右部应在此附近。秦汉时期左方王将居于东边、右方王将居于西边、单于辖区在中间，这样明确的划地而治已经不复存在。而四角的顺序为“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原本位于左贤王之后的右贤王，高下位次发生了变化，列于左谷蠡王之后，也暗示原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四、异姓贵族权力的扩张

**单于挛鞮（或虚连题）氏，以近亲子弟分封各地，成为匈奴政权核心所在。此外，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三个贵族姓氏，与单于家族世代通婚，成为名族。**单于通常以姻族，在其直接控制之下出任骨都侯一职，处理司法及行政事务。骨都侯留居单于庭，并没有自己的部落和领地。不过，这样的一种结构模式随着匈奴社会的演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内附之后，异姓贵族的数目逐渐增加。原先的三大贵族姓氏到东汉增加了丘林氏一姓。《南匈奴列传》还列有韩氏、当于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以及须卜氏。这些都是新兴的异姓贵族。新生贵族中也有颇具影响的大族，比如王昭君小女儿嫁到的当于氏部落就是当时的匈奴大族。

昭君出塞

其次，从其所担任的职官来看，姻族之中还有“且渠”及“当户”等官职。例如，虚闾权渠单于即位后，罢黜了前单于宠幸的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亲左大且渠心怀不满。又如，呼都而尸单于舆即位后，贪图汉廷赏赐，派大且渠（须卜）奢与（挛鞮）云女弟当户居次之子酰椟王至长安进贡。可知，除去“骨都侯”，贵姓子弟至少还担任过“且渠”、“当户”两种职官，且在南北匈奴分裂之前已经出现。另外，日逐王一职本都是由单于子弟担任，《南匈奴列传》中更是位列“六角”之首，但是又有“新降右须（卜）日逐（王）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等记载，“日逐王”前冠以异姓贵族姓氏，更彰显了贵姓集团权力的扩张。

再次，如前文所述，建武二十六年（50年），为了防御北匈奴，在边境列置诸王，其中韩氏骨都侯驻扎北地，当于骨都侯驻扎五原，呼衍骨都侯驻扎云中，郎氏骨都侯驻扎定襄，栗籍骨都侯驻扎代郡，率领部众为郡县侦查动静，各拥兵自重，也不再是完全居于“留庭辅政”的从属地位。**异姓贵族的位次排序，从左右骨都侯到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再到日逐、且渠、当户等官号，是以权力大小、部众多少为标准的。**正是因为拥有自己的部族和领地，这些异姓贵族才能率众参与国内的战事。

结语

匈奴政权的统治结构是以挛鞮氏为核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分配权力的。最高领导人凭借“单于”和“父”的双重身份控制军政大权、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匈奴之后在北亚草原上形成的突厥、鲜卑、蒙古最高统治者，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早期国家的政权组织。

两汉匈奴的政权组织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由于没有打乱牧民原有的部落组织，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各部贵族在本部族内的核心地位，以血缘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传统，仍延续不变。而外部属国渐趋消亡、游牧区域缩小的同时，一方面职官体系更趋复杂化和精致化，并发展形成了新的左部、单于庭、右部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异姓贵族势力上升，形成以单于挛鞮（或虚连题）氏为主，联合其它异姓姻亲的统治。

南匈奴内附到东汉末年的历史，是匈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匈奴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变，一方面源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客观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中原王朝在制度、文化上对于周边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深入，匈奴所受汉族文明之影响越来越深刻。比如生产方式上逐渐由游牧向农耕转变，匈奴单于号的末尾都加“若鞮”二字，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集会不仅祭祀天神，还开始“兼祀汉帝”。与经济、文化的变迁相一致，中原政治体制也多少会为匈奴所借鉴参用。

本文原载于《许昌学院学报》，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