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

一、从满文史料中所见之“中国”看清朝与中国的同一性

“中国”一名在满文史料中的较早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满洲入关之前的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满文老档》的相关记事中。后金政权通过翻译途径在其书面语言中借入了“中国”（dulimbai gurun）一词，以指代当时与后金互为敌国的明朝。在清朝入关以前，满洲统治者尚未以“中国”作为其建立的国家政权的自称。

不过到清朝入关之后不久的康熙前期，随着统一全国进程的最终完成，满洲统治者也相应调整了政治观念，不再避讳沿用中国的名称，转而将清朝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继明朝而起的又一个正统王朝，故在满语中以其直译形式dulimbai gurun来指代自己的王朝政权，可以说满语中的“大清国/清朝”(daicing gurun)与“中国”（dulimbai gurun）逐渐具有了同一性。

有两个例子比较鲜明的验证了满洲统治者政治观念的转变。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该条约的几个不同文本中均出现的是“中国”的有关译名；雍正元年（1723）刊行的图理琛著述《异域录》满文本中，“中国”（dulimbai gurun）更是屡屡出现，清朝皇帝已经乐于以中国君主的身份听闻下属上奏颂词。

根据相关索引，满文本《异域录》内总共先后出现了23次“中国”（dulimba-i gurun）的用例。由此更可看出，以自己作为中国臣民的归属意识，在像图理琛这种于康熙中后期步入仕途的满洲官员那里业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作为效忠对象的中国与大清彼此完全可以等同。

二、对清代蒙古缺乏“中国（dumdadu ulus）意识”观点的反证

中见立夫始终认为民国之前的蒙古人缺乏 “中国”（dumdadu ulus）意识，以致他认为蒙古语中“中国”一词是在清亡以后才创制出来的。姚大力教授引用的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语辞典》中出现的蒙古语“中国”一词予以反驳，那么，还有哪些时间更早因而也更为有力的反证呢？

首先是雍正五年（1727）九月清朝与俄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的蒙文译本。1982年，德国学者魏弥贤（M.Weiers）通过文献学考察指出，《恰克图条约》的蒙文本中出现了“中国”一词，蒙古是中国之一部的表述在同一条约的满蒙文本中均无差异。相应地，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署衔在条约的满文本中正式记作：中国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这就意味着，策凌已经相当明晰地具备了清朝与中国相等同的意识。随着《恰克图条约》的陆续签署与生效，喀尔喀蒙古王公上层，无疑会接触到条约中规定的蒙古属于中国之一部以及自己也身为中国大臣需效忠朝廷等政治观念。

清朝官方一直着力在蒙古地区推行“中国意识”。至晚从18世纪开始，清朝致力于推动的“中国意识”在蒙古地区收到了某种成效，且并未引起蒙古人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和不满。嘉庆年间组织纂修完成，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共同刊行的《理藩院则例》，在道光、光绪等朝还数次增删修订，发放范围也越来越广，囊括了内外蒙古各部上层。以此清朝等于中国，因而漠北—漠南蒙古隶属于中国的政治意识，自然在蒙古地区会有进一步的传播。除了蒙古以外，清朝统治者还寻找机会将“中国意识”灌输传入到新疆和西藏。

清姚文翰绘《紫光阁赐宴图》（局部），表现了1762年乾隆帝在修缮后的紫光阁设宴款待文武百官、蒙古王公。

三、元明时期见于非汉文文献的“中国”及“中国意识”试析

“中国”在明代的非汉文文献中出现得较少，主要见于明朝官方颁布的《华夷译语》一类辞书资料。该词的出现显示出明朝在与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国家交往时，已经自认为有必要彰显出“中国意识”。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指出，正是在明朝末期（尤其是万历以降），明朝公文或个人文集中在书写时将“中国”两字顶格抬头以示尊敬的现象日益普遍，反映了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意识的高涨。她还强调，明末渐已凸显高涨的“中国意识”进一步影响到了后来的清朝，这不仅表现在清朝入关后在汉满文献中继续以中国自居，并且还体现在其处理对外事务时同样继承了将“中国”一名顶格书写的先例。

元朝的蒙古语国号中出现的“中央”（dumdadu）一词，恰恰应当被看作是受到汉地政治文明影响之下逐渐萌发的“中国意识”的突出表现。而西方史料中的“中央帝国”一名则是“中央蒙古国”在使用过程中的进一步简称，实际上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无论是在含义色彩上，还是在疆域范围上（即同时包括中原内地和西北边疆），已无本质性的差别。因此，那种认为在13—14世纪的“大蒙古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概念尚处于个别化与多歧化的阶段，故在当时来说既不显要更不统一的论点，反而恰恰是需要认真反思与检讨的。

四、辽金时期非汉文史料所见之“中国意识”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中国意识”这一问题，最近已由国内学者征引汉文史料进行了详细论证，并给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

近年来，多位学者发表了关于女真文内容的解读报告。根据这些学者的共同释读结果，显然可以看到，女真文中“伟大的中央金国”与汉文中的“大金”是彼此对应的。而“中央”一词在此的出现，再度使人联想到前引蒙古语文书出现的“中央蒙古国”一名。两者的共同点是均以“中央”一词加在先前的固有国号之前，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

相对于金朝而言，辽朝的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中保留的以“中央”一词嵌入国名的情况就更加常见，共有大中央契丹国、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大中央契丹胡里只国三种情况。“中央”一词明确见于国号反映了中国意识的影响，辽朝从兴宗、道宗之际开始逐渐接受“中国意识”，并体现在相应的契丹语国号名称上。

早在清朝以前，辽、金、元三朝在入主汉地以后，同样培育出很强的“中国意识”，早期的辽金两朝则将“中国”所具有的“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一义与其建立的国名相结合。元朝建立以后，则出现了“中央蒙古国”的蒙古语国名，并被其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国所采用，并进而巨大地推动了“中国”一名在西方的传播。

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出土的银鎏金面具

余论

华裔学者赵刚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赞同者和怀疑者皆有之。其中持保留意见者以柯娇燕的一篇近作为代表。她极力主张赵刚文中列举的史料不能作为清朝在政治上具备了“中国意识”的证据。作者从逻辑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对柯娇燕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她的相关评论纯属误解，无一可取。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李中平摘编。观察者网经钟焓老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