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宁：歧视遍地，澳洲原住民的心理创伤如何平复？

了解一定世界政治和历史的人，对澳大利亚国旗都不会陌生。澳大利亚以前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现在是英联邦的主要成员国。澳洲国旗上的上米字和联邦星，代表两国的紧密联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澳大利亚还有一面代表原住民团结与统一旗帜。

这面旗帜在澳大利亚同样有官方地位。它水平分割，上方的黑色代表原住民，下方的红色代表土地，中间的黄色圆形代表太阳。澳洲广袤的土地上，原住民旗常常飘扬在国旗旁边，默默诉说原住民与欧洲白人的过去与现在。

原住民在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4万年。英国舰队大规模抵达澳洲前，拥有超过500个部落、300种语言的原住民，是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

18世纪末，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澳洲原住民的生活。

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众登陆，以“无主地（terra nullius）”之名，宣布占领土地。这一做法的根据，是当时沿海地区原住民极少。随后他们发现，内陆情况与沿海相去甚远，却拒绝更正法令。于是，占有先进武器和生产资料的欧洲人，以强买强卖、强取豪夺等方式，拿走了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语境中，土地是世间一切物质和信仰的来源，是部落依附土地，而非土地属于部落。失去土地，如同失去一切。欧洲人不仅抢走土地，还引入了19世纪无药可解的传染病。天花、流感、麻疹几次爆发。加之食物和水资源引发的冲突，偶发的械斗、有规模的屠杀和被迫的迁徙，原住民的数量，在白人存在的100年中，从至少35万（最高估值约100万），锐减到6万。

19世纪末，各州逐渐把原住民迁到城市郊区的定居点，实行宵禁制度。传教士之外，白人无故不得进入。当局强迫原住民与白人通婚。20世纪20年代开始，混血儿童又被带离定居点，男孩进入农场当苦力，女孩在人家当佣人。政府逐渐合并人口减少的定居点，把土地租赁给白人耕种。

澳洲原住民   图自“视觉中国”

20世纪40年代，原住民迎来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

二战以后，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以“文明化、白化”之名，将大比例的混血及部分纯血儿童带离父母，送入社会收容机构、训练营以及白人寄养家庭，企图切断他们与原生社区的血缘、语言和文化联系；以同化和稀释的方式，减少原住民人口，解决“原住民问题”。这样的行径持续了20多年，直至70年代“白澳政策”废除，才彻底消失。

带走的原住民，被称为“偷走一代”。带走时，工作人员告诉父母，是把孩子送出去读书。父母当然知道，这一送是有去无回，却无力回天。有些儿童得到了寄养家庭的善待，长大后融入所谓主流社会。大多数辗转在收容机构、寄养家庭，居无定所，无法享受到应得的教育。据统计，同化政策期间，有10%至30%的原住民儿童被带离父母。

2003年，根据原住民作家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母亲的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悲惨的日子（Sorry Day）》上映。影片讲述女孩Molly在十四岁时，带着妹妹和表妹逃离白人训练营、走过沙漠和防护栏，徒步1500公里与母亲团圆的故事。

原住民Faye Parriman回忆，她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明知不是亲人，又没其他地方可去，想自己的母亲，却没有母亲的记忆，除了对着镜子哭，不知道还可以干什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为原住民奔走的律师Ronald Wilson，转达一位母亲的自述，“我是糟透了的母亲，甚至不知道怎么抱自己的孩子，也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此生最接近的体验，也许是被强暴的时候”。也许当初联邦政府的政策，确实带有某种善意的成分，但这位大法官认为，“没有一个原住民家庭的心中，没有同化政策带来的伤疤。”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原住民展开平权运动，60、70年代发展到顶峰。

1938年，原住民上书时任总理约瑟夫•莱昂斯（Joseph Lyons），要求联邦政府成立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呼吁原住民的公民权、地权，教育、工作及薪水的相关权利。然而直到1967年，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代表的澳大利亚政府，才通过针对原住民的公投，修改宪法条款。原住民获得公民权，在选举时计入人口总数。

1976年，爱德华•惠特兰（Edward Gough Whitlam）领导的澳洲政府，修订了《原住民土地权利法令（北领地）》，推翻之前的“无主地”论述，原住民地权在北领地获得承认。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将“红土中心”乌鲁鲁，交还给当地原住民。原住民领主根据协议规定，交接仪式后将土地租给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Australia Park and Wildlife service），为期99年。现在由原住民与政府组成的董事会共同管理，负责旅游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保护 。

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再次推翻“无主地”的认定，原住民地权在澳洲全境得到承认。不过，有法律的支持及成功的案例，不代表能理所当然“讨要”回土地。让教育水平远低于澳大利亚平均值的原住民，在档案馆查资料，和联邦政府对峙，注定不会容易。土地仍是原住民与政府的纷争点。

澳大利亚现在约有61万原住民，占整体人口比例的2.7%。

他们主要聚居在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占当地25万人口的约三成。其他散居在昆士兰州（4.2%）、西澳大利亚州（3.8%）、新南威尔士州（2.9%）以及南澳大利亚州（2.3%）。其中纯血原住民主要集中在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北领地。那里以原始生存方式过活的原住民，甚至无法承担澳洲基本的食物及蔬菜价格；也存在适龄儿童有学上，但碍于观念、地理条件等限制，失学的情况。

尽管享有生活、上学、就业方面的优惠，原住民依旧是澳洲最弱势的群体。居住在西澳的老一辈原住民Lorna Hudson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没有容身之地，在部落又“不知道自己是谁”，是近两代原住民的普遍困境。15岁以上人群中，原住民吸烟率达到41%，北领地原住民酒精消耗量是平均值的1.5倍。失业率、犯罪率、婴儿死亡率、自杀率，糖尿病、肥胖及慢性病等指标均进展缓慢。根据澳洲官方最新统计数字，原住民男性平均寿命69.1岁，女性平均寿命73.7，总计比澳洲人均寿命短10.6岁。

九十年代，联邦政府认识到以往的过错，推出和解政策（Reconciliation Australia），希望社会提高对原住民的关注，促进民族间的和解。1995年，原住民运动领袖哈罗德•托马斯（Harold Joseph Thomas）设计的原住民旗帜，获得官方地位。2008年，时任总理陆克文代表澳洲政府，正式对原住民道歉。

近期，澳洲一名九岁女孩为原住民发声

如今的原住民，每天仍然要面对随处可见的歧视。

有纯血原住民讲述，公交车座位已满时，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愿或不敢坐到他们身边。也有肤色较浅、相貌特征不明显的混血原住民身份遭质疑，闲言碎语讥讽他们自称原住民是为了“领补贴”。这在因强制通婚而混血，语言文化都有一定流失的“混二代”看来，简直是伤口上撒盐，不可饶恕。以原住民的视角看，每年1月26日，纪念1788年第一艘英国军舰登陆的“澳大利亚日”，绝非“国庆”，而是不折不扣的“入侵日”，实在没有理由庆祝。

笔者接触的原住民多认为，不论血统成分是1/2，1/4还是1/8，只要有原住民血统，认同原住民文化，就是原住民。居住在大城市的二代、三代原住民，苦苦在现代社会和民族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竭尽所能延续原有的文化及信仰。他们坚持以图腾作画，以舞蹈串联部落仪式，并以传统称谓称呼直系及近亲属。新一代原住民有摆脱刻板印象的意愿强烈，大声疾呼自己受过教育、不“恐怖”、不领补助、不打架、不酗酒、不犯罪…

改善原住民社会经济境况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澳大利亚一大课题。提升原住民社区对教育的重视，为下一代入学提供便利条件，提升大学入学率，是各界的广泛共识，也是彻底扭转原住民不利地位的关键。至于如何能解开心结，原住民认为除了倾听，得到公平正常对待，不窥探本族传说之外，加害者还尤其没有资格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因为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偷走一代”的心理创伤，在其抚育下一代的过程中还在发酵。

或许在原住民不需要被特殊对待，各个种族之间实现真正平等之时，“过去”才能真正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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