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怀念一位两岸共同景仰的大时代智者，仁者与勇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云汉】

华人政治学界的一代宗师胡佛院士在九月十日逝世，这天也正好是中国大陆的教师节，让他的门生故旧特别感伤与不舍。胡先生是大时代的智者、仁者与勇者，是两岸政界与学界共同推崇的长者与精神导师，他一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无论他是在台湾推动“民主”，或是在两岸推动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是谆谆提示两岸政治领导人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他展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精神力量都源自于他的爱国情操。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尽快看到中国人能再次昂扬阔步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和平、更公正的共生共荣的康庄大道。

胡佛先生是战后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标竿人物，他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对台湾的威权体制松动、政治改革与民主转型曾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台湾，四十岁以下的读者对这位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无法想象在报禁与党禁尚未开放的年代，一位知识精英可以引领社会思潮，营造社会舆论，并在削弱威权当局的合法性，以及为反对运动提供论述指引与政治动员所需的社会土壤上，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将来历史会记载胡佛是引领台湾民主改革大潮的第一人。在岛内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他能提供最清晰、严谨、完整，又最有说服力的政治改革主张。从推动审判体系与检察体系分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头上引领后浪推前浪。

他不仅坐而论道，更起而行。他能协调与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与媒体评论家相互声援，并在威权当局与反对运动之间积极穿梭，进行沟通与协商，每每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自党外运动兴起后的一系列台湾政治事件中，他都曾在幕后发挥避免朝野对峙走上暴力相向恶性循环的关键作用。

六十年代，他是《思与言》杂志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成为战后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学术机构的独立学术园地。八十年代，“中国论坛”半月刊是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与杨选堂先生是让这个阵地发挥巨大能量的两位灵魂人物。他是“澄社”的关键发起人并亲自撰写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觉“澄社”可能变质为“浑社”，而不顾知己老友杨国枢院士的情面，毅然协同文崇一、韦政通、何怀硕退出“澄社”。

他在台湾学术发展环境仍相当简陋与艰困的情况下，为华人政治学开辟了政治体系与行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化道路，一手创建针对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变迁进行定期全岛调查的跨校团队，并发展出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比较分析的开创性理论框架。他栽培了众多日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世代学者，为台湾在新世纪跃升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镇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九十年代中期，他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两岸学术交流。他再次登高一呼，携手文崇一、李亦园、杨国枢、韦政通、许世军等台湾资深学者成立“中流文教基金会”，积极展开两岸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顶尖学者的对话，共同探索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的地位，以及中华文明对促进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时代新意。他还筹募资金，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等十所重点高校设置青年学者课题研究奖助，十年间有高达一千五百位年轻学者受惠。

他的巨大影响力与感染力，来自于他光明磊落的人格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与信任。他经历过威权体制打压，特务机关威吓，各种权位与名利的诱惑，但丝毫不能动摇他对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的坚持。在面对日益猖狂的“台独”势力时，他仍旗帜鲜明地宣扬两岸统一是最高的道德之崇高理念，绝不放弃，也绝不退缩。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悬的明镜，折射出同时代所有台湾著名知识分子与政治风云人物的本性，善恶，虚实，真伪与智愚。他往来的对象以及曾受他影响的故旧门生几乎覆盖台湾政治转型期所有关键人物，从雷震到黄信介，蒋经国到李登辉，陶百川到孙运璇，费希平到林义雄，郝伯村到宋楚瑜，吕秀莲到马英九。

他看尽学术界诸多浪得虚名的人文社会学者，因缺乏理论自信而甘为欧美学术潮流的追随者；他看破国民党权贵后来总是把个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为敷衍当下的民粹压力而宁可自毁政治长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对运动人士，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玩弄特权，搞分赃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舆论，迫害政敌，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实质内涵。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历史人物是孙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孙文一生的革命事业，以及他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也赞赏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在他心目中，孙中山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孙文完整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者相辅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权与宪政无所依附；缺乏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政策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选与多党竞争，民主迟早沦为资本家支配的政治游戏。

在他看来那些不讲民族自主自由的，只讲个人自由的学者，是脱离历史现实的虚无主义者，甚至不自觉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第三世界的民主运动如果缺乏反帝与反殖民的历史基因，就很容易成为霸权体系与前殖民宗主国的战略、经济与文化附属品。

他最担忧的是两岸关系。他生于大陆，成长于八年抗战，深知以“台湾民族主义”来对抗“中国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兵戎相见的悲剧。他反复告诫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于自己的认同错乱或政治计算，而刻意制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与对岸十四亿人之间的疏离、敌意与对立，既不负责任，也极不道德。割断与中华文化的纽带，台湾将犹如失根的兰花，只能随波逐流，并任由国际强权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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