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将兰州拉面店开到非洲 总统女儿曾光顾
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之洲”。
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8月24日，界面报道了一群在非洲创业的80后青年的经历，在他们眼里，非洲是冒险之地，也是创业乐土。
原文如下：
一把枪顶住刘勇的太阳穴。他瞬间举起了双手。
“Money！Money！”车门外，劫匪叫嚣着简短的英语，鸭舌帽下一排白牙。
这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处繁华街区，晚上八点，街头空旷。坐在副驾驶上的刘勇定了定神。“放松点，要什么，我全给你。”他语气平缓，并试图安抚劫匪。
坐在车后的哥哥刘忠，大脑早已一片空白。他机械地看着劫匪从刘勇身上摸走手机、护照和现金。还没等反应过来，枪口顶住了他的腰部。
“哥，不要反抗。”声音从前面传来，刘忠的身体僵在座位上，手机、护照也被洗劫一空。之后，劫匪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内罗毕“中国兰州牛肉面馆”里，刘勇讲起曾经的惊险一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30岁的刘勇，脸色微红，一句话还未说完，嘴角先荡开一圈微笑，带着西北人的质朴与生意人的和气。
一年前，他和一群80后朋友来到内罗毕，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兰州牛肉面馆，迅速爆红当地华人华侨圈；开业两个月，他和面馆就登上了新华社和当地媒体的版面，被称为“一碗面轰动一座城”；一年后，第二家拉面馆即将开业，第三家、第四家也已经在筹备之中。
在刘勇眼里，肯尼亚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既是冒险之地，也是创业乐土。
肯尼亚时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的千金Ngina来面馆就餐，并与工作人员合影。（图中：Ngina 右一：刘勇）
枪
“非洲是个丢命的地方。”去肯尼亚之前，国内的朋友劝刘忠一定要慎重，“那里热、脏、乱，特别不靠谱！”
和那些朋友们一样，刘忠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弟弟回家探亲时的闲谈，以及一些新闻报道。
去年10月初，为了帮弟弟打理生意，刘忠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了肯尼亚。当时正值肯尼亚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内罗毕弥漫在慌恐之中。
“逢选必乱”是肯尼亚政局的定律。去年8月，第一次总统大选前几天，副总统住所遭遇袭击、独立选举与界限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被勒毙于郊县树林……大选结果出炉后，乌胡鲁·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但是参与选举的反对派拒绝承认结果。最高法院最终决定，10月26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这一期间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弱的时候。前车之鉴是，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肯尼亚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上千人死亡，60万人转移。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暴乱，大量城市居民撤离内罗毕。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的安全提醒下，中国公民也大都外出或回国避祸。
刘勇选择留下。那时面馆刚开业两月，局势一旦稳定，他希望马上营业。“毕竟是小本生意”，一想到每天高昂的房屋租金，刘勇焦虑得整夜睡不着。
肯尼亚员工和后厨师傅准备晚餐。摄影：安晶
被持枪抢劫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说起被抢时的感受，刘忠停顿了一下，憨笑道：“没啥感受，连害怕都忘了。”回到住所，他才缓过神来，后怕得厉害，“当时万一劫匪开枪了呢？”
刘勇则淡定很多，“尽管被抢光了，但还是觉得内罗毕安全，安全很多。”他在非洲呆了七年，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事情。
在安哥拉工作期间，他乘坐的汽车曾被游行队伍哄抬打砸；还曾在七名持枪保安的保护下，从催泪弹、烟雾弹、枪声中脱身而出；他的同事曾惨遭抢劫枪杀……回国探亲，听到鞭炮声，他的第一反应是“哪里又开枪了？”
去年6月，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对非洲1000多家中资企业的调研发现，人身安全是在非中企最担忧的第二大问题。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就没什么怕的了。”刘勇觉得肯尼亚民众友好温和很多，“他们只要钱，不伤人。”
小黑屋
真正让刘勇担忧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要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签证问题可能是以后最大的困难。”**他露出少有的忧虑。
6月18日，肯尼亚移民局突袭内罗毕老鹰小区，“抓”走了78名中国人，理由是检查护照和工作签证。当地中国公民的圈子里，人心惶惶。
刘勇的拉面馆坐落在内罗毕闹市区yaya购物中心附近，是中国人生活和工作的聚集区之一。平日里爆满的拉面馆，顿时异常冷清。
“这两天，中国人都不敢出来了。”店里零星几个客人，让刘勇看到了潜藏的危机，“如果工作签证审查越来越频繁，有一部分中国人会选择离开。”对中餐厅而言，这意味着主力客源的大量流失。
观赏后厨师傅拉面工艺的印尼母女。摄影：侯瑞宁
刘勇自己也被移民局“抓”进去过一次。
去年圣诞节前夕，早餐高峰期刚过，两位移民局工作人员闯进了面馆，“检查签证”。一番交涉之后，刘勇和两名中国员工被带走。
他们被带到肯尼亚移民局白色大楼，穿过长长的办公楼通道，来到尽头处一间小屋，大约10平方米，几条板凳。一道铁门把他们与外界分开，光线从高处的小窗户射进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黑屋”。
屋里坐着四五个中国人，两人戴着手铐。其中一个是位20出头的小伙子，瘦瘦弱弱。因为在执法时反抗，被强行戴了手铐。“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的签证是假的。”刘勇无奈地笑笑。
经过七个小时的审查，移民局证实，刘勇面馆的两位中国员工，一位是工作签过期，续签还在申请中；另一个以“旅游签证”刚来内罗毕，工作签还没有发放下来。而刘勇在被“抓”两个小时后，工作签证由朋友送了过来。
最终，三人被全部释放。代价是两名中国员工需要缴纳20多万肯尼亚先令，相当于人民币14000元左右。
刘勇很清楚，因为各种原因，不是所有驻肯尼亚的中国公民都拥有合法的工作签证。“这和我们未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有关，也和当地政府的腐败有关。”
在肯尼亚，没有工作签证，基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因为资金问题，自己没有主动申请；二是申请人主动积极申请，但是难度大、期限长，有时会不了了之；三是申请了假的工作签证，但申请人并不知道是“假签证”。
后两种情况，在当地一些中国人看来，都指向了“小费”问题。“有些政府官员希望中国人多给小费，给的越多，申请的越快。”刘勇说。
麦肯锡曾在题为《龙狮共舞》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腐败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障碍，“在五个国家有60%-87%的商人表示他们给过小费或贿赂”、“索贿的对象并不只是中国人，但让中国人付钱要容易得多”。
刘勇认为，这和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一定关系，“中国人怕麻烦，加上英语不好，很难和对方去理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
肯尼亚的工作签证政策正在收紧。7月中旬，肯尼亚政府明确规定，将不再给餐饮行业发放新的老板签证，从业人员的工作签证只给予两次，总共四年，四年之后将不再续签；已经进入的餐饮公司，四年后必须全部采用本地员工。
法庭
目前，刘勇的面馆有九名肯尼亚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60%。丽贝卡是外方员工中工龄最长的一位，圆脸大眼，一寸长的头发在头顶竖成一簇，配着黝黑的肤色，显出别样的风情。她一会倒水、一会端饭，忙完后，便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干起其他活儿来。
面馆员工丽贝卡。摄影：侯瑞宁
“她很机灵，眼里有活儿。”刘勇喜欢这样的员工，“一个简单的事情，会想好几种方法去解决。”
本地化用工一直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因为“能够大幅降低用工成本”，外国投资者也乐见其成。数据显示，在非洲，中资企业招聘了大量本地员工——非洲员工平均占比达到89%，在肯尼亚约5%的就业岗位来自中资企业。
不过，因为法律法规的差异，劳资纠纷是外国投资者在非洲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刘勇就曾被员工送上法庭。
有一次，他发现一位老员工偷东西，因为已经不是初犯，所以当场决定解雇他。对方要求赔偿4个月工资，刘勇只同意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最终，他成了“被告”。
当地劳动法规定，雇主不满雇员的工作和行为，或者雇员行为不端，雇主不能立即辞退雇员，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两次书面警告。如果雇员第三次犯错，才可解雇。雇员在第二次警告后，292个工作日内没有犯错，则以往过失记录被取消。如终止劳动合同，双方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需支付不少于一个月的工资。
“当地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非常严格，将雇主送上法庭是常有的事情。”刘勇觉得这和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不怕打官司，只是无休止的上庭，太耽误时间。”
麦肯锡在上述报告中表示，非洲官员认为，中国企业普遍对当地法规重视程度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语言障碍。涉案的主要是小企业，它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非洲很多国家的法规与中国有所不同。
随着对肯尼亚认识的不断加深，刘勇意识到，要在当地长期发展，必须熟悉当地法律。被告上法庭的第二天，他为公司请了一名当地律师，负责面馆所有的合同签订和劳资纠纷。经过律师不断的协调，他和员工的劳资纠纷最终被妥善解决。
半年后，这名员工给刘勇发来一条短信：老板，我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面馆还需要人吗？
刘勇没有回复。
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刘勇问自己“做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看到国内的大学同学在朋友圈晒幸福，他会心生羡慕；在内罗毕大街上看到年迈的老人，他会想起家乡的父母。
尽管如此，刘勇并没有打算回国。
这些年国内经济发展迅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吃饭叫外卖，打车叫滴滴，就连骑自行车，也扫二维码了……”这些让刘勇感到新鲜又陌生，“在非洲呆久了，回去反而不适应。”
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刘勇事业的起点，也承载着他更大的希望。现在，当地民众和其他外国顾客对拉面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印尼人、菲律宾人、欧美人纷纷光顾，更加坚定了他把面馆做成国际连锁店的信心。“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前两天，忙完第二家分店的装修工作后，刘勇和父母通了次电话。大半年没听到彼此的声音，视频刚打开，母亲就开始抹泪：
“你在非洲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边冷不冷？”刘勇的母亲在甘肃生活了一辈子，觉得走哪儿都应该会冷。
“不冷。”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话音刚落，母亲擦干的泪又滚下来。
“等忙完这一阵，再过两三个月就回去。”他总这么说，母亲也不反驳，只是听着。（记者/侯瑞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