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未曾改变日本-新潮沉思录
【文 矢澤左京大夫】
73年前的今天，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中午十二点，裕仁天皇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日本各地——这是裕仁第一次发表广播讲话，同样也是大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现人神”的声音。然而，日本人听到的声音可能与他们此前的想象有着不小的落差——透过收音机传出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是一个40多岁正值壮年的年轻人，而是一种带着特殊的催眠效果、拿腔拿调却又含糊不清的声音。这个声音并没有向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号召他的“臣民”战斗到死或是宣布某个虚无缥缈的重大军事胜利，而是拖长着声音要国民“堪所难堪，忍所难忍”。然而，多数人都难以理解这种晦涩难懂的文言，只有熟悉情势的人才会反应过来，这是在说日本战败了。
进行广播录音的裕仁天皇
现在看来，虽然是战败者的停战声明，但《终战诏书》通篇却洋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它没有说明日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侵略他国、也没有承认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地犯下的累累暴行，甚至连“战败”两个字都没有出现，但《诏书》却把裕仁打造成一位精致的和平主义者；在谈当下的形势时，他说“战局必不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我”；在谈发动战争的目的时，他说是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在谈战争罪行时，他说这些都“固非朕志”，而“为万世开太平”才是他本来的初衷。即使是在诏书的最后，裕仁还不忘警诫国民不要“情之所激，滥滋事端”，因为此时他最担心的莫过于战争结束后可能发生的社会剧变。
总之，战争结束了。1945年8月15日，对日本来说既是结束，又是开始。
努力回忆历史
即使冠冕堂皇的诏书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但日本人已然认识到日本的确是战败了。这一天，NHK广播了翻译过的《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虽然是晴天，美军的轰炸机也没有飞来，战争好像真的结束了。
现藏于国立公文书馆的《终战诏书》原件
面对战败，日本人首先是迷茫的——很少有人能在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之前就做好万全的准备。而在这阵迷茫之后，就是“各有各的不幸”了。
第一组回忆者（左上起，顺时针方向）：半藤一利（1930~）、内田百闲（1889~1971）、广津和郎（1891~1968）、小林一三（1873~1957）；这其中，半藤一利是夏目漱石的外孙，而内田百闲是夏目漱石的学生
以昭和史研究成名的作家半藤一利，战争结束时还是一名15岁的初三学生。他回忆说当时“比起战争结束那种‘好极了’的感觉，自己只是眼前一黑，头‘嗡’的一下，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样，首先进入了茫然自失的状态。然后就是涕泗滂沱。是悲哀的泪呢，还是不甘心的泪呢，恐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56岁的作家内田百闲回忆道：“天皇陛下的声音是宣读战争结束的诏书录音。我流下了止不住的热泪，但这流下的是怎样的眼泪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53岁的作家广津和郎也有着类似的回忆：“因为战时没有条件修收音机，所以声音低得快要听不见了…而我却流泪流个不停”。
72岁的实业家小林一三当时也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中午，我恭敬地听完君之代播放后陛下的讲话，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只能茫然地静静坐着”。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战败仿佛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他们“麻木”地迎来了战后，却留下了更加有趣的细节：
第二组回忆者：高见顺（1907~1965）、大佛次郎（1897~1973）；两人都是在镰仓活跃的“镰仓文士”作家群的成员。战后，二人与同为“镰仓文士”的川端康成、小林秀雄、里见弴等人为与创办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相抗衡，也创立了名为“镰仓文库”的出版社。三岛由纪夫就在川端康成的介绍下将小说《烟草》投给了镰仓文库杂志《人间》，使三岛由纪夫正式跻身战后作家之列。
38岁的作家高见顺想到的首先是那一天炎热的天气：“（日本）终于还是输了，输掉了战争。夏天的太阳正噼啪地燃烧着，光线刺得眼疼。在这样的烈日下得知了战败的消息，周围除了不断的蝉鸣以外没有任何声音，安静得很”。
无独有偶，48岁的作家大佛次郎在日记中写道：“8月15日/晴。清早收到陛下亲自讲话的预告…到了预告上说的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在演奏完君之代之后，陛下亲自进行大诏放送，然后是公布《波茨坦公告》的提议和开罗会议的各种条件…感觉好像这世间都变得奇怪了。下午听到从篠崎回来的豆腐店老板说大家都期待着会播放（与之）相反的内容，但却是停战的诏书…”。
1945年8月15日早6时由中央气象台（今气象厅）发布的天气预报图，当天最高气温预估为30℃，但实际气温远高于这个数字
从1945年的《中央气象台月报》中我们可以发现，73年前的今天，东京的最高气温是32.5℃，而两位作家所在的镰仓距离东京不足50公里，气温和东京大致相同。这一天里，日本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烈日的照射下，只有东北地区和北海道是多云天气。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家当时对这些数据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军部发现天气在袭击珍珠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将天气预报被划入军事机密，全部由密电发送，同时停止民间天气预报的播报。因此一般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第二天的天气，更不用说详细的气温数据了。
这一保密政策使1942年8月27日登陆九州的台风成为了一场毫无预兆的“突袭”，整个西日本损失惨重。1945年8月22日，在日本战败整整一周后，天气预报节目首先在东京重新开始广播。现在，天气预报在日本也成为了“和平”的象征。
对于战败，日本人也不全是茫然、沮丧和麻木，还有“苦恼、悔恨、蒙受欺骗后的痛苦”。但不管怎么说，更加直白的情感恐怕还是结束不幸和免于死亡的喜悦，像《哆啦A梦》中出现的欢呼战败的场景也确实存在。据裕仁的亲信、内大臣木户幸一回忆说，他在皇居里看到有人在皇居门外欢呼。面对这一幕，他在书信里心情复杂地评论道“他们显然是如释重负”。
如释重负的不只是庶民，还有庶民的代表——共产党。
就在8月15日，战前的劳农派活动家桑园健司骑着自行车走访了他战前的伙伴，并在一个月后重建了日本共产党山梨县支部。这时的日共仍然是“非法政党”，战前日共的中央委员德田球一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17年，同样身陷囹圄的还有志贺义雄、袴田里见和宫本显治，但他们这时不知道的是，他们将在4个月后的日共四大上被推举担任中央委员。
日后将与德田球一一同重建共产党的冈野进，此时还在延安给日军战俘上反战课。半年之后，冈野进将回到日本，恢复“野坂参三”的原名，向公众许诺建立一个“可爱的共产党”。但他不会料想到，仅仅5年之后，他将又一次回到中国。
时隔多年终于重逢的共产党委员（左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志贺义雄）
战后日本另一股政治力量——保守派也是彼此彼此。虽然被称作“保守派”，但这群人在战时的日本却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饱受军部势力的批判。
战后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鸠山一郎（1883~1959）与吉田茂（1878~1967）
62岁的鸠山一郎这时正在远离东京的长野县轻井泽隐居，他将在一个多月后复归政坛，率领日本自由党参加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十年后，他的自由党将与民主党合并，成立新党，就是今天的“自由民主党”。而现在，他只是一个不问政事的农民。
鸠山一郎的宿敌，66岁的原外务官僚吉田茂同样处在隐居的状态——他在半年前因为帮助近卫文麿上奏劝说裕仁承认战败而被宪兵队关押了40天。在取得假释后，他离开东京，前往神奈川南部的大矶，过上了不出家门的隐居生活。谈到战败，他讳莫如深地回忆道“战败前后的事情，我因为离得太远，知道的也只是传闻的程度，对细节一无所知”。他还不知道的是，他在一个月后即将回到东京担任外相，而40天的羁押也成为了帮助他登上首相宝座的政治资本。
设法忘记历史
8月15日，在永田町的官厅街上，道路两旁建筑的庭院里浓烟滚滚。这并非是裕仁所担心的“暴动”，也不是军队发起的“兵变”，而是各个省厅在集中销毁战时的文件。
8月15日，国会议事堂与永田町的官厅街
与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各中央省厅根据阁议指令开始了对战时公文的销毁与藏匿工作。与此同时，在全国的市町村，地方政府也有组织地将征兵和动员情况的相关文件集中销毁。负责管理殖民地与占领区的大东亚省也发布了焚烧机密文书的指令，从8月15日开始，日本在个殖民地的总督府也开始销毁机密文件。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动作相对迟缓——这两个部门的文件在8月28日美军进驻日本后仍没有销毁完。换句话说，美军进驻日本后，有组织地销毁公文的行为仍在继续。
对于来不及销毁或者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文件，比如御前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陆军和海军发布的“大陆命”、“大陆指”和“大海令”等，这些文件没有被销毁，而是被秘密地藏匿起来。
关于销毁和藏匿文件的目的，作家保阪正康评论道：“就是为了在别的国家指责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时能够回答‘没有那样的记录’，如果还有反驳的声音，就撂下一句‘大概都被烧掉了吧’”。
今天看来，事实的确如此。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的官方态度就是“无法否认日军在进入南京（1937年）以后存在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等的事实。关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却有很多说法，日本政府认为很难认定哪些数据是准确的”。应该说，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暧昧含糊的态度为一些否定或美化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提供了土壤，而日本政府这暧昧含糊的态度正是来自于73年前东京各地的缕缕黑烟。
人畜分界线：日本新闻网关于南京大屠杀证据的相关报道（左）；2017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天进行的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演讲海报（右），可以发现，右翼分子对外务省的官方口径并不认同，甚至还说什么“醒悟吧外务省”
在企图让历史的细节“死无对证”的同时，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又抛出了“一亿总忏悔”的说法，设法让日本人代替天皇和其他战争指导者承担战争的责任。
东久迩内阁就任，1945年8月17日。前排着军服者即东久迩稔彦
东久迩稔彦是在裕仁的亲自任命下组阁的。裕仁要求他“尊重宪法，以诏书为基准，统制军队，维持秩序，努力收拾时局”，因此东久迩内阁的使命便是以明治宪法为基准，维护天皇制为中心的国体；处理投降事宜和维持统治体制。8月17日，在东久迩内阁成立的记者会上，东久迩表示“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重建的第一步，也是我国国内团结的第一步”。东久迩把战争的责任归于“规则的制约、军部和政府当局的错误及国民道义素质的低下”。
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亿总忏悔”，其本质便是东久迩内阁为遵照裕仁指示而抛出的烟雾弹。将战争责任由战争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转化为全体国民，让全体国民就战败一事向裕仁做出“忏悔”，这正是根据“维护国体”的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姿态。（注：这让笔者想到曾经一度喧嚣尘上的“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论调，同样也是以“总体战”之名将战争的责任强加于日本人民的头上。现在看来，这和这种“一亿总忏悔”本质上并无区别，而这种论调正是今日日本右翼所乐见的。）
但日本国民对这种“一亿总忏悔”并不买账。因为即使是作为旁观者也很难相信一般国民对战争的贡献同军部和政府的官员相一致，既然对战争发挥的作用有大有小，那凭什么要国民与战争的计划和执行者承担同等的战争责任呢？就像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评论的那样，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像是乌贼遇险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是为求自保而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一名乡下男子则激愤地呼喊说“这场战争在我们农民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即将相信将要获胜时败北。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忏悔。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
洗脑国民为国家去死而自己却苟活到战后并出现在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前首相东条英机，相当多的人将其“自杀”的闹剧与战时末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自杀相比较，认为东条英机“使用手枪自杀本来就是懦弱，他应该用军刀切腹”。
洗脑国民为国家去死而自己却苟活到战后并出现在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前首相东条英机，相当多的人将其“自杀”的闹剧与战时末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自杀相比较，认为东条英机“使用手枪自杀本来就是懦弱，他应该用军刀切腹”。
在战后初期，上述的“全民忏悔论”与“全民受骗论”是当时战争责任大讨论中的两种主流观点，但无论怎样，这都不能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观点，充其量也只是“过过嘴瘾”而已。
电影导演伊丹万作曾说，“很多人说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被欺骗了。但就算有惊天的谎言，只要有一个人没有上当的话，如此惨烈的战争也定然无从开始。这些叫嚷着‘被骗了’然后满不在乎的活着的国民，恐怕将来还会继续这样被骗吧。不，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听从另一个骗局了”。
73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什么？
恐怕什么都没有变。
（矢澤左京大夫 / 知乎ID：矢澤探偵事務所，原载“新潮沉思录”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