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作弊”？穷国不这样都翻不了身-杰克·沃纳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界内部不同派系正在快速达成新的共识。
不久前，佛蒙特州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附和了特朗普的论调，指责中国获取“我们的”技术”，还对在华投资表示了不满。
平日以进步主义面孔示人的马塞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则与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不谋而合，呼吁增强对华政策的“进攻性”。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则代表民主党建制派，对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给予支持。
《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等自由贸易者的大本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建制派机构，竟然跟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保护主义工会以及“全球贸易观察”等对贸易持批评态度的监督机构找到了共同语言。
尽管各方在政策和战略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但似乎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中国“掠夺性”的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工人，是时候抗击中国了。
奇妙的是，以上抨击中国的言论完全没有分析中国制定政策的动机，而是仅仅在营造一种中国“奸商”专注敲诈美国“傻白甜”的浅薄印象。比如2018年3月俄勒冈州资深民主党参议员罗恩•韦登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中国已经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绑架了美国企业，勒索其商业秘密，还战略性地操纵市场，窃取美国的工作岗位和产业。”又如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康宁所言：“我们绝不能让中国绕开我们的法律，利用投资机会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侵蚀我们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优势。”
反华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由来已久，如今这些兆头再度出现，令人感到不安。十九世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未能创造出广泛共享的繁荣，当时的中国移民成为了替罪羊；如今，由于自由市场式全球化未能带来普惠性增长，美国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
中美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明显，但它只是全球经济最新的小症状，其背后掩藏着严重的问题。那些抨击中国的人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中美两国现在陷入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零和竞争。然而，症结并不在中国身上，而是全球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一个事实越来越明确，即当前形式的全球化已经不再具备推动发展的潜能，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本质性改变，但许多人却选择污名化中国而不是直面问题。
如果美国人简单地接受当前经济结构的种种限制，试图在这种条件下拼个你死我活，必然会进入死胡同，等待我们的是冲突层层升级。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核心问题不是贸易，而是发展。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那么显然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无异于要断绝中国的发展道路，使其无法走向富裕。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
诚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以史上最高的速度增长，大幅度提高了数亿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多数中国人由于收入起点太低、财富分配不均，仍处于较为贫穷的状态。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6180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3585美元，高出七倍有余。
尽管中国许多沿海省份的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但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告别生产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即便是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大部分工人依旧从事着报酬低下的职业，每天通常需要工作12小时以上。他们有的在建筑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的在工作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上班，有的开一家小店赚取微薄的利润，有的从事性工作，有的靠捡垃圾为生。在竞争激烈、资源紧缺的环境中，人们每天都像在打仗，只为谋求一份体面的生活斗争，这导致中国长期面临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领导人认为，要管控这些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持续向高价值生产迈进。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还远未到发达程度时，就出现增长平缓、发展停滞的现象。埃及、泰国、巴西等国家都在这种状态中裹足不前，不但挫伤了民众进取的心态，还酝酿出四处蔓延的政治乱象。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遭遇看得非常清楚，也对中国过去的类似经历记忆犹新。几年前，王岐山曾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列为党内高级干部必读书籍，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局势敲响警钟。
中国没有退路，因此美国再怎么施压也不可能让中国放弃既定发展战略。何况中国为什么要放弃呢？让国家脱离贫困，让所有人获得更多机会并不是什么有争议的目标。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逮住机会跳起来谴责中国呢？答案是在当今这种形式的全球化之下，“作弊”——即国家大规模干预市场经济——是取得发展的唯一途径。所有在发展上取得突破的主要大国，在接轨全球经济的同时无一不对条款加以操纵和利用。
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数据证明了上述观点。下图比较的是人均GDP，它是衡量人口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状况的指标之一。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中国实现了人均GDP大幅持续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收入只有小幅增长，没有在发展上取得突破。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结构停滞不前，要么在赤贫状态中苟且，要么远远倒在了通往富裕的道路上爬不起来。
1986~2016年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走势（到2016年由高到低依次为巴西、墨西哥、南非、中国、泰国、印尼、埃及、尼日利亚、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
二战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对国家主导型投资机制较为友善，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时代，贫穷国家唯一的发展机遇在于吸引外资进入当地制造业，向富裕国家出口商品。另一条出路是出口石油、铜矿、大豆等初级产品，这使落后国家的少部分人富了起来。但这种模式由于受到频繁的繁荣-萧条周期性影响，而且对就业作用有限，往往无法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率先以出口制造作为发展战略。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美国的冷战盟友，在战略性产业资源配置上享有较大的自由，在低成本商品出口领域鲜有竞争。
上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了自由市场式全球化，对投资和出口市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越多，单个国家就越难以通过累积资本，从根本上重塑经济并实现财富的可持续增长。与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不同，国家不再有意识地协调发展规划，而是让自由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后者为了达到收益最大化，往往倾向于照顾更富裕的群体。结果导致在全球化时代里，近六成的外国投资流向了人口仅占世界总数八分之一的富裕国家。
由于全球消费市场非常有限，穷国被迫彼此展开激烈竞争。通过开设血汗工厂追求经济发展意味着，只有那些能维持劳动力廉价的国家才能成功吸引外资。只要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增长开始转化为劳动人民的美好生活——外资就会向其他地方转移。
结果就是，许多国家迎来大量流资，却无法产生长期效果，因为当工人们开始提出要求或其他国家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时，资本很快就会撤离。比如墨西哥在历史上曾迎来若干波大规模外资潮，但该国工资水平过去十年几乎不变，贫困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制造业岗位在今天整体就业中所占比重与1960年别无二致。
中国之所以能跳出这个陷阱，正是因为中国有实力在这个扭曲的博弈里“作弊”。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谋求发展的国际竞争当中，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劳动者高度自律且有文化基础，基础设施异常发达，工业多样化程度极高。这些都是共产主义革命和计划经济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从1989年到2016年，在涌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资当中，中国一个国家便吸纳了五分之一。
但是光有投资不会带来发展。在同一段时期，拉丁美洲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多，占发展中国家获得外资总量的四分之一，却未能取得中国那样的爆发式增长。
就像许多穷国的领导人一样，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其统治的核心目标。但在其他国家，碎片化的恩荫网络主导了权力结构，它像寄生虫那样只依附于有生产力的企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高度集权，对经济拥有非同寻常的掌控力。
中国固然存在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但在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中，各地官员要想升迁得看当地宏观经济数据有多亮眼，以及他们对中央产业政策做出多大的贡献。正因为官商之间存在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商人要获得政治靠山得拿出有生产力的投资，而不仅仅靠攫取资源。
中共一方面扶持市场力量来约束劳动者和企业，一方面保持着对投资大趋势的总体把控能力。中国胁迫资方建设战略性产业，形成专业知识，从而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稳步向高端生产转型。中国从玩具和纺织品起步，到钢铁和化工，再到汽车和航空，现在到了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经济在国家的稳步驱动下逐渐向高端生产迈进。
如果说政府的高瞻远瞩和国家能力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动力的话，那么则是中国独有的强大议价能力使国家政府具备了实现规划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巨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面前，国际大企业愿意与中国政府协商投资条件，而不像它们在拉丁美洲或非洲那样，单方面决定投资条件。最关键的是，中国要求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设立合资公司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得以从发达国家学习管理和技术。中国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中国企业在获得外国企业技术授权时占据有利地位。
中国通过商业间谍掌握了一些高端技术。这其实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走向经济成功的老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美国刚建国不久，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特别热衷于从英国走私和窃取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其实，窃取技术只是中国战略的一小部分。中国绝不像美国贸易“鹰派”罗伯特•莱特希泽所说的那样，把商业间谍作为掌握高端技术的主要手段。莱特希泽领导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调查报告的“不公平的技术转让机制”部分，花了极大篇幅抨击中国通过合资企业、授权规定，以及并购外企等方式获取技术，但实际上如果涉事外企不愿意与中国做交易，以上这些事就不可能发生。
议价能力更强的行为体总是能够达成更有利于自己的协议，这是通行的市场规则，以上例子无一不在佐证这一点。归根结底，中国获得高端技术并不是真的靠“作弊”，而是因为中国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致命弱点。对多数穷国而言，打破富国对高生产率技术的垄断只能是一种希冀。
应该看到，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是中国努力吸引外资，另一方面，降低工资、瓦解工会是美欧日等地大企业的长期目标，这两大进程重叠在了一起。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用“产线向海外转移”为由威胁本国劳动者，迫使他们接受停滞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社会契约的坍塌。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也经历了巨大的阵痛。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导致对劳动人口的大力剥削，劳工权益组织被一再抑制。结果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的劳动者们要面对危险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常态化的欠薪以及职场中的屈辱。令人震惊的是，2017年有3.8万名中国工人死于工作事故。
由于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当中，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是谋求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尽管发展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更多赚钱的机会，但随着财富的增长，贪污腐败、公共服务退化、分配不公等问题接踵而至。市场力量越来越多地主导普通人的生活，加剧竞争激烈程度，促生不安全感，导致社会信任缺失。
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的挑拨之下，各国的工人们都想着如何从彼此的碗里夺食，为了竞争不惜突破底线。在这场斗争当中，造成悲剧性结果的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全球经济的结构才是症结所在。
对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科技产业而言，产能过剩和来自中国的发展规划都构成严峻挑战。但我们不能靠阻止中国发展解决这些问题，而应该通过新形式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工资和生产率。民族主义者的方案是通过限制供给来限制竞争，但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产能过剩和市场受限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我们超越左右政治，对全球经济增长进行深刻反思。我们必须终止“向下竞次”的格局，建立广泛分配增长红利的全球劳工机制，强迫企业通过投资员工而不是靠降低工作环境提高竞争力。我们还需要对全世界数十亿陷入资本荒的人进行投资——自由市场拒绝了他们——这才能使那些深陷于贫民窟和农村地区的穷人转化为未来的工人和消费者。
当下，如果让中国成为替罪羊，当然会杀死自由市场式全球化，但却未能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制度。这条死路只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经济失灵和民族主义冲突彼此火上浇油，将世界推往更加危险的方向。对中国和美国而言，要另辟一条道路，必须直面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过去数十年一直压抑着劳动者的政治呼声。不同于民族主义者的零和博弈思维，这条路代表着发展的全球视野。
（观察者网张成摘译自《外交政策》，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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