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1000万坦桑尼亚人感染疟疾，一群中国人想去改变它
疟疾，已经与艾滋病、血吸虫一起，成为了坦桑尼亚最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每年约有1000万至1200万的坦桑尼亚人感染疟疾，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每年又有约8万人死于疟疾。
而过去3年间（2015年4月到2018年6月），中国的疟疾防控经验正在被移植到非洲大陆上。“中英坦项目”由三方进行合作——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出资，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拿出自己的经验和人力，再由坦桑尼亚当地的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协助。
3年过去了，整个项目耗资了182万英镑，中国疾控中心在鲁非吉的边远地区建立了4个流动进检站，每个站配备4到5个人，包括临床医生、现场调查人员和检验人员，对高发病地区进行快速的动员和筛查、治疗。该项目成功让坦桑尼亚鲁非吉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下降了80%以上。
不过，随着英国脱欧、英国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离职等因素，一切变得暧昧不明。因此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寻找新的项目赞助方，盖茨基金会是主要的接洽对象。与疟疾的抗争还任重而道远。
界面新闻8月15日的报道《每年有1000万坦桑尼亚人感染疟疾，一群中国人想去改变它》，通过记者的实地走访，详细描述了这一场疟疾的战斗。
图源：盖茨基金会
广西援非疟疾防控专家赴坦桑尼亚开展“中-英-坦疟疾控制试点”项目工作 图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为全文：
中巴车在这间长得像普通人家院子的餐厅门前停了下来。
待客人落座，穿着坦桑尼亚常见花布裙的服务员端上来一碟碟的米饭和蔬菜，再配上一碗鸡肉。鸡是整半边的鸡，吃起来需要费点劲。人还没有动叉子，苍蝇就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伸手想赶走苍蝇，手背却准确无误地撞上数量不会更少的蚊子。
这里是鲁非吉（Rufiji），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的南部，是坦桑尼亚六个主要行政区之一，距离该国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大约五个小时的车程。
蚊子是坦桑尼亚人最大的健康敌手，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等长，1.45亿年前的白垩纪岩层化石里，就已经发现了蚊子的踪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约有1000万至1200万的坦桑尼亚人感染疟疾，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每年又有约8万人死于疟疾，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和孩子是主要受害者。疟疾和艾滋病、血吸虫等疾病一道，成为坦桑尼亚最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
一万公里之外，跨越阿拉伯半岛和西北亚，有一群人中国人同样关注坦桑尼亚的疟疾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预防控制病所的所长周晓农，“中英坦项目”小组组长王多全，以及他们的30名同事，从2015年4月到2018年6月这三年多里，往返中国和坦桑尼亚十多次，每次在当地工作三个月，把降低鲁非吉地区的疟疾感染率作为中国在非洲地区实施的第一个公共卫生试点项目。
“中英坦项目”由三方进行合作——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出资，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拿出自己的经验和人力，再由坦桑尼亚当地的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协助。
三年过去了，整个项目耗资了182万英镑，并成功让鲁非吉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下降了80%以上，中国的疟疾防控经验也借此被移植到了非洲大陆上。
2018年7月25日，坦桑尼亚鲁非吉县Mohoro村，中英坦疟疾防控试点项目覆盖的村子之一 图源：界面
熟悉的坦桑尼亚，陌生的坦桑尼亚
关于非洲，我们往往有着模糊的认知，甚至误解。
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持续了5届，中国还有着数量庞大的非洲留学生和贸易者。广州的小北路一带是全国闻名的“小非洲”，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人。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非洲其实是由6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东西非之间有着迥异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很难只用“非洲”这个区域概念去概括这片大陆的多样性。
坦桑尼亚连接太平洋，当地语言为斯瓦希里语——在中国，有一个人能操熟练的斯瓦希里语播广播，他就是陈鲁豫的爸爸，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斯瓦西里语主持人。而1976年完工的坦赞铁路，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
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所环抱的维多利亚湖，则是尼罗河的源头。V.S.奈保尔在《非洲的假面剧》中形容维多利亚湖注入尼罗河后的情景：它不像刚果河或者密西西比河那样浑浊，河水在高高的绿色河岸间穿流，岩石将河水分流，水花在岩石上飞溅，迸发出活力。
1964年，坦桑尼亚推翻苏丹王的统治，宣布成立联合共和国。不过，这个先后经历过德国和英国殖民的国家却并没有在独立后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2017年坦桑尼亚的GDP约为520亿美元，还不到广东省2017年GDP的6%。薄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和疾病控系统是导致传染病在这个国家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原因。
在坦桑尼亚，医疗系统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的是医疗中心，往下一级是镇医院，而最基层的则是分布在各个村落里的卫生所——在中英坦项目的试点地区，每个自然村落的1.5公里内便会有一个卫生所。与中国类似，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病人从低一级的医疗机构向上转诊。
乌提提医院承担着乌提提镇（Utete）上绝大部分的医疗需求，这家由平房群组成的医院坐满了等待的病人。每个月，乌提提医院都要接待500个疑似疟疾的病例，其中有15％-20%会最终确诊。这些繁重的工作由全院仅有的24名医生分担，而他们当中只有16位拥有正式的行医执照。
但周晓农、王多全和他们的团队在开展疟疾防控试点项目的最开始，遇到的问题还不是和公共卫生体系作搏斗——从确定试点地区到政府动员，他们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拜访村、乡、镇的领导人身上，以获得这些领导人的同意和配合。
在坦桑尼亚乃至许多非洲国家，地方领导人有着极高的号召力和权威，一如部落首领。乌提提是鲁非吉地区一个重要的镇，也是中英坦疟疾项目的主要试点地区，无论你是中国来的卫生工作者，还是中国来的记者，每位到访者都要得到镇长的知情允许。
2018年7月24日，乌提提镇医院治疗疟疾的13岁男孩Abdul
坦桑尼亚Kiwanga村，村医务室所使用的抗疟药 图源：界面
在分歧和协调中抗疟
一只蚊子飞了进来，在车里盘旋起降。
外来者紧张地盯着蚊子，毕竟这里是全球疟疾感染率最高的地区，谁都害怕被咬。Yeromin Mlacha看了一眼蚊子，轻松地说，这不是会致病的那种蚊子。
Mlacha是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在坦桑尼亚做疟疾防控项目的这三年，Mlacha一直参与其中。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经雌性按蚊传播的疾病。感染人类的疟疾寄生虫主要有四种，分别为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型疟原虫。
疟疾发病是个极为痛苦的过程，病人会发高烧、头疼，畏寒。畏寒时，盖几床被子都不能控制全身发抖，但当转而高烧时，又常高达40度。
在中国，疟疾也曾经是传播率极高的传染病，新中国刚成立时，每年有3000万疟疾感染病例，死亡率约为1%；1970年，疟疾感染病例仍有2000万以上；但到了1980年后，中国的疟疾感染率开始大幅度降低，进入消除阶段。
1971年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提取获得了青蒿素，成为继乙氨嘧啶、氯喹、伯喹之后最有效的抗疟特效药，并凭借这项成就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本地感染的疟疾病例数减少至只有40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当一个国家能证明连续三年无本地获得的疟疾病例，且建立起完善的疟疾响应机制时，便能获得世卫组织所颁发的“疟疾消除认证”。
中国的疟疾消除工作从2010年以后开始展开，从中摸索出“1、3、7”的工作模式——也就是一天内通过网络报告、三天内病例核实和确诊、七天内开展针对性处置措施。周晓农和他的同事们前往坦桑尼亚前，计划中是把“1、3、7”模式，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T3模式（Test检测、Treatment治疗，Track追踪），在坦桑尼亚进行试点。
坦桑尼亚的疟疾传播情况和中国有着许多相似和不同。不同的是，在非洲疟疾主要由恶性疟原虫造成，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疟疾主要由间日疟原虫造成，前者更为凶险。
获得了当地官员的首肯，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才刚刚进入挑战阶段。中国的“1、3、7”是建立在信息电子化基础之上，但坦桑尼亚许多村落连用电都还未普及——2016年以前，中英坦疟疾防控试点地区的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都是以纸张记录，直到后来才有了手机app的介入。
墙壁上的科普海报，用斯瓦西里语提示“不是所有发烧都是疟疾” 图源：界面
中国疾控中心在坦桑尼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把“1、3、7”模式转变为以社区为基础进行快速筛查和治疗的“1、7”模式。
“我们雇佣了当地社区的一批卫生员，每周同我们在社区里开展快速筛查工作，一旦发现病人就及时进行治疗，原则上既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T3，也同我们中国的“1、3、7”的工作模式相近。”周晓农说。
而中国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的合作也是在不断的分歧和协调中推进。文化差异也是需要磨合其中一件事，在非洲，时间观念很是淡薄，说好8点开会，到了12点才开始。在英语里还有African Time一说，来形容非洲人对时间的漫不经心。然而让王多全感到幸运的是，不到两个月，双方就建立起全新的信任来，“说9点钟开始，甚至8：55车子就过来接。”
在当地，不通电是常事，蚊蝇乌泱乌泱而至。但挑战中国人的还有当地的气候，坦桑尼亚每年有两个雨季，遇到高温的季节，在户外连续工作很容易中暑。
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除了是中国疾控中心合作者，也是他们在本地的“向导”。为了让当地人接受中英坦疟疾项目，建立起参与意识，中国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想过一些动员的办法，比如举办当地人都喜爱的足球赛；找的卫生员也都是当地的农民，当不需要种地的时候，便穿上粉色的统一服装，在村落里巡查、普及知识。
“我们像一个大脑，和中国来的卫生工作者交换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们坦桑尼亚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Prosper Chaki说。和中国人待了三年，去了不下五六次中国，Chaki甚至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词汇。
早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坦桑尼亚政府和其它国际组织也在尽所能地降低疟疾感染率，预防是第一位。除了喷洒药物，当地政府也给每户家庭分发至多两床的长效药物蚊帐。所谓的长效药物蚊帐，是在普通蚊帐上加入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王多全和他的组员来到鲁非吉地区之后，也会对蚊帐的覆盖、配送和使用做宣传和督导工作。预防的成本总比治疗要低，但长效药物蚊帐只能洗20水，之后便会失去药性。然而坦桑尼亚政府只会免费配送一次，每床长效药物蚊帐的售价在10美元左右，超出当地村民的负担。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到来之后，这个难题在一定程度得到解决。
“每年当地大概有10%至15%的蚊帐破了，我们会对破损蚊帐的替换项目给予一些必要补给、补充。”王多全说。在此之前，试点地区的长效药物蚊帐覆盖率76%，但2016年9月以后，长效药物蚊帐的覆盖率上升为88%。
试点地区的Mohoro村，当地妇女Wanabi有一对年幼的子女，长效药物蚊帐有效的保护了孩子，一双儿女 至今没有感染过疟疾 图源：界面
Wanabi家的蚊帐 图源：界面
睡前挂个蚊帐，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多难的事，但在坦桑尼亚，这是1980年代以前都未曾有过的生活习惯，需要反复教育、监督。可意想不到的是，蚊子又能“进化”到另一个地步——因为蚊帐的普及，夜晚叮咬变得不再容易，白天孩子们又在上学，于是被叮咬的高峰时段变成了下午三、四点当地儿童放学后。
技术发展至今日，筛查疟疾并不复杂，只需要花2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盒五个的疟疾检测试纸套装。滴上三滴血，一杠是阴性，两杠是阳性。但问题是，怎么才能让人在出现症状时及时就诊。
几个呈现阴性的疟疾测试盒 图源：界面
在鲁非吉，不乏没电、没自来水的边远地区，它们难以被医疗服务所覆盖，但正是疟疾高发的地区。三年内，中国疾控中心在鲁非吉的边远地区建立了4个流动进检站，每个站配备4到5个人，包括临床医生、现场调查人员和检验人员，对高发病地区进行快速的动员和筛查、治疗。
在这些流动进检站，病人所服用的药则来自桂林南药所生产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桂林南药以1.6美元的成本价提供了一共2.4万人份的抗疟药，如果这些药能持续产生效果，经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对其他人种的安全性后，也将会推广到地区使用。
保住抗疟成果的下一步
今年6月，中英坦疟疾防控项目已经结束，如何维持所取得的成果，以免疟疾传播再次反弹，成为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一旦项目中断，周晓农评估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会很快上升。
在一年多前，中国疾控中心已经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商量继续支持第二期项目的计划，但随着英国脱欧、英国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离职等因素，一切变得暧昧不明。因此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寻找新的项目赞助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主要的接洽对象，一旦资金落实，项目组有望10月份在此返回坦桑尼亚。
盖茨基金会在非洲投入多年，2015年还与中国商务部在西雅图签署了《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合作内容为非洲的农业开发和对非医疗工作。
不过周晓农也承认，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只有把中国的抗疟经验完整地传递给坦桑尼亚卫生部全国抗疟办，把试点地区的后续工作承接下来。
但是坦桑尼亚的疟疾问题远不是建立起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就能根除的。
从达累斯萨拉姆到鲁非吉的五个小时车程里，除了偶然经过的村落，目之所及便是广袤的草原和灌木丛。在过去60年，中国之所以把疟疾的感染率和发病率降至几近消除的程度，除了医疗水平和疾病防控体系的进步，也要归功于中国的城市化——正因为建筑物取代了荒地，排水系统和垃圾收集有效地改善了卫生条件，蚊子的繁衍才得以控制。
然而在坦桑尼亚绝大部分地区，生命无法被安排和管理，人类和动物更像是邻居，每一个水洼和灌木丛既属于角马和斑马，当然也属于蚊子。
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