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外国人看抗战——中国的双星谁更闪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唐小兵】
1937 年圣诞前夕的平安夜，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空气清冽，寒星闪烁。一间普通的民舍里，有着这样奇特的一幕：一男一女两个美国人，兴奋地围着炭火喝咖啡，身旁还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咖啡喝到兴头上，那位身着军装、头发剪得极短的女士在高个头男士的要求下，开始演唱美国南方黑人风格的基督圣歌，那位男士随后掏出口琴，吹奏起在白人社区更流行的圣诞欢歌。
吹口琴的男士后来这样写道：“那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在中国最中心的地方，共产党军队的总部，一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人和一个来自佛蒙特州的男人，一起欢庆着平安夜。”
这位在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长大的男士，是埃文斯·卡尔逊上校 (1896-1947)，海军陆战队军官兼海军情报官员，公开身份是美军观察员。那位面容清癯、坚毅、只会唱黑人喜爱的圣歌的女士，是知名记者和左翼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同他们一起欢庆的年轻人，则是先后担任史沫特莱和卡尔逊随行翻译，同时也是记者和作家的周立波 (1908-1979)。他们所在的高公村，当时是八路军总部撤到晋南后的临时所在地。其实这三人此时所庆祝的，并不仅仅是圣诞节的来临。这天上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批准了卡尔逊上校前往五台山战区进行观察的请求，并且决定让周立波一路陪同。这让十二月中旬就来到八路军总部的卡尔逊喜出望外，马上把好消息告诉了史沫特莱和周立波。而十月中旬由周立波陪同从西安来到山西的史沫特莱，也即将动身前往汉口。
三个人的兴高采烈不久就吸引来了朱德总司令和司令部其他一些将领。随着一屋子的人兴致越来越高，朱德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四川民谣，左权则即兴表演了一段剑舞。“我们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卡尔逊这样记录下朱德此时的感慨。
两天之后，卡尔逊、周立波及一个排的八路军战士和十余匹骡马启程往晋东北方向出发，尽管两架敌机刚刚在附近轰炸过。时值深冬，他们翻山越岭，星夜兼程，或步行或骑马，途经数十个乡村县城，多次穿过日军封锁线，几番遇险，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的同时，也见证了各处村民自卫队儿童团队的活跃。冰天雪地里跋涉近一个月，才由昔阳县进入河北境内，在晋察冀边区访问两周，然后避开原路返回晋西南，最终于二月19 日回到洪洞县，并在当晚就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此次考察前后历时52 天，行程近三千里，在周立波的陪同下，卡尔逊拜会并采访了刘伯承、宋任穷、徐向前、陈赓、聂荣臻、王震、贺龙等八路军将领。（1938 年，周立波在武汉出版了《战地日记》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两本著作，对这次艰险而又难忘、常常引发其“怀古的心情”的旅程有详细的记述。）
1938 年一月，聂荣臻陪同卡尔逊前往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司令部，周立波为卡尔逊身后穿大衣者。沙飞摄。照片由王雁提供。
卡尔逊在河北阜平西庄村向八路军演讲，中立者为周立波，右为聂荣臻。沙飞摄。照片由王雁提供。
一
卡尔逊是历史上第一位认真观察和了解八路军作战和指挥系统的美国军官，他曾两次深入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华北进行考察，接触了众多的八路军领导人，并且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做了彻夜长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 (1905-1972) 一样，卡尔逊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怀着极大的同情。
1937 年八月中旬，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惨烈的淞沪会战开始之际，正是卡尔逊搭乘美国客轮麦金利总统号驶进黄浦江之时。这也是他第三次来中国。在随后的数周里，卡尔逊亲眼目睹了日本军机对上海的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且凭借其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作出了日本军队是一支三流军队的判断，但他同时也看到，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和组织上都不具备在一场阵地战中打败日军的能力。
1937 年的上海对卡尔逊来说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作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军官在上海驻扎两年，其间开始学习中文，同时关注中国政情，并于1929 年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1933 年他又被派驻上海，旋即调往北平，担任负责保护美国领馆的海军陆战队副官，一直到1935 年回国。回美国后不久，卡尔逊担任了罗斯福总统在乔治亚州的“小白宫”的卫队副长官。罗斯福因为其外祖父曾在中国做茶叶生意发了财，所以对中国一直深感兴趣；而卡尔逊因为经常跟罗斯福谈论中国话题，深得总统先生的信任，成为至交。他1937 来中国所负有的一个秘密使命，便是打破常规，直接向罗斯福汇报他在中国的见闻和观察。
从1937 年八月到1938 年十一月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卡尔逊以美军驻华参赞的身份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汉口到延安，内蒙到香港，山东聊城到战都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拜会了蒋介石、毛泽东、阎锡山、宋庆龄，见到了白求恩、伊文斯，既跟八路军战士摸黑突破晋北五台山区日军的铁路防线，也随国民党将军驱车巡视鲁南台儿庄战役后的现场，屡次和逃避战祸的难民们乘车挤船，也有机会做军阀土豪的座上宾。在1930 年代的中国，无法想象还有哪位外国人比卡尔逊接触了更多的形形色色、上上下下的中国人。此外，每到一处，他还会跟当地的传教士接触，他们有的来自挪威，有的来自西班牙。
二
1938 年底回到美国后，卡尔逊详细梳理了他的中国笔记和感想，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中日战争的进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于1940 年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对战后将出现的新中国表达了乐观的期待，同时也准确地预见到了日本将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位与中国人民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关于中国为了生存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幕后故事”。与此同时，卡尔逊还撰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军队的组织与作战能力》的小册子，介绍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运作方式。
为了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受官方身份和成见的束缚，卡尔逊在1938 年十月由汉口飞往重庆的途中，就已经决定正式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情报处递交退役申请。“一种紧迫的责任感让我别无选择。”他觉得只有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才有可能公开地把自己观察到的、有别于美国政府立场的真实情况讲出来，让美国公众认识到，“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不再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等战争必需品，那么中国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来阻止日本的称霸欲望的。”
这年七月，在河北南宫，卡尔逊见到了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当邓小平告诉他日本人此前一年从国外购买的军事原料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时，卡尔逊大吃一惊，同时也深感痛苦：“我没法相信美国人会故意为我这一年所目睹的屠杀和残暴助纣为虐。”尽管他很早就意识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往往是为大财团利益服务的，但在中国人的质疑面前，处在他的位置上，又常常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为民主体制的正当性辩护。当他毅然决定退役，无异于公开背离美国军方和外交系统的正统，也就决定了卡尔逊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在美国所遭受的政治排挤和坎坷，尽管他后来为美军在南太平洋的梅金岛、瓜达尔岛击败日军屡建奇功。
三
照耀中国的双星，在卡尔逊看来，是国共两党，更具体地说，是两党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他很清楚国民党政治上保守专制，党内帮派林立，同时又等级森严，尾大不掉，但他赞赏其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接受，认可国民党现代化的努力，以及它是执政党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党人那里，卡尔逊感受到的则是一种蓬勃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八路军官兵之间的同志关系，相互的友爱，坦率和真挚让他觉得耳目一新，完全不同于他在老派中国人那里常常看到的“避重就轻，拖拖拉拉和表里不一”。1938 年三月在汉口，卡尔逊应邀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里午宴，席间还有冯玉祥、何应钦、陈公博等高官。“跟这些料理国家大事的人聊着天，我无法不把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八路军高度的自我戒律相对照。这两类不同的领导人无疑都是爱国者，但他们的理念却完全相反。”
这个对比，更明显地体现在卡尔逊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印象里。也是在1938 年的三月，卡尔逊在汉口拜会了蒋介石，发现比起1929 年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一大片，但其神态更轩昂，更自信，给人感觉更成熟老练。从他那镇定、几乎是直勾勾的眼神里，卡尔逊看到了“智慧，忠诚和不屈不挠”。但这次会面变成了客人谈他的山西之行为主，主人只偶尔提一两个问题，很少发表意见，也不流露喜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委员长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捉摸。”五个月后，还是在汉口，他们再度会面，蒋介石这次略显疲惫（其官邸刚被敌机击中），头发花白得更多了，但精神依然很好。这次也还是卡尔逊大谈他最近的晋察冀观感，尤其是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设想，并直接询问了蒋介石的想法，得到的却是三个字的回答：“差不多”。
卡尔逊于1938 年五月在延安见到毛泽东，虽然也有两次，但两人的谈话主要是在第一次见面时进行。那是一个夜晚，卡尔逊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房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当我走进去时，迎面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有着狮子一样的头额，宽阔的头颅上一丛浓密漆黑的头发，左右分开，很随意地向后拢过去。他和蔼的眼光若有所思的打量着我，脸上的神色让人想起善于梦想的人。”相对于蒋介石的冷峻矜持，毛泽东让卡尔逊感到温暖和亲切。“淡淡的烛光，极其朴素的房内设置—一铺炕，一张木桌，和几排书架，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本人的超然气质，使整个场面有一种超尘脱俗的性质。”
1938 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卡尔逊摄。
正是在这样一种催人遐思的氛围里，毛泽东和卡尔逊兴致勃勃地抽烟喝茶，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讨论了眼前的战争，欧美的政局，政治理论的变迁，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什么才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性组织。毛泽东还具体谈到了山西在抗日中的战略意义，预见了英国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姑息，以及苏俄与美国围攻日本的可能。在谈到战后中国的重建时，卡尔逊听到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希望目前跟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组成两党政府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银行、矿藏和交通。应该发展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合作社，同时我们也鼓励私人企业。”
在这两个政治巨人之间，卡尔逊显然觉得毛泽东更随和亲近，也更有想象和雄心。通宵达旦的长谈，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谦逊，亲和，寂寞的天才，在黑夜里不倦地操劳，为他的人民谋求一种和平与公正的生活”。
对卡尔逊来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与国民党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这样一种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因此他把延安看作是中国“开明政治 (liberalism) 的源头”，其目标是建立公正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认可每个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则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走群众路线。他深知众多的国民党官员属于上层阶级，害怕民众，“如果人民发动起来，开口说话，在与自身相关的事务中发出声音，那么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员们就很有可能失去其地位和特权。”1938 年在汉口的卡尔逊，或者说1940 年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双星》的卡尔逊，仍然相信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会通过淳淳教诲和以身作则来改造国民党，但这将是一个需要耐心、漫长而耗时的过程。
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显然没有给蒋介石留下这种时间上的余裕，卡尔逊不久便不得不见证他眼中双星之一的坠落。抗战结束，国共之争白热化之际，他明确预言中国共产党将赢得人心和内战，因而竭力反对美国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卡尔逊的预言基于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八年抗战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政治生活，全民动员让中国民众有了新的政治诉求，而在这过程中，积极提倡和推动新的民主诉求和实践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四
《中国的双星》是一部应该与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相提并论的历史文本。斯诺1928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卡尔逊就在上海跟他见面并认识；1937 年《红星照耀着中国》出版之后，卡尔逊是对此深感兴趣的首批读者之一，并且因此而萌生了进一步观察共产党军队的想法。上海淞沪抗战后期，他向比自己小了近十岁的斯诺打听是否有可能到八路军控制的西北地区去访问，斯诺肯定地告诉他，八路军会欢迎他去考察的。他接着还说，八路军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谦虚，真诚，言行一致。斯诺的描述，深深地影响了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期待。
而卡尔逊的叙述，可以说是对《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有意扩展和补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庞杂，覆盖面也更为广泛，为我们了解抗战初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书中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卡尔逊常常以简练传神的笔划勾勒出来，使其跃然纸上。例如1938 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在汉口，卡尔逊和周恩来、史沫特莱等人一起晚餐。饭后议论时事，记者出身的史沫特莱大骂某些外国记者在报道中罔顾事实。“周恩来这时眼睛望着远处，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番措辞激烈的抨击。但很快他就直起身子，习惯性地把胳膊架在桌子上，两手托着下巴，平静地说道：‘如果记者发表的都是关于时事的准确报道，那还要历史学家做什么’。”
此外，书中也有许多别具一格的观感，平实动人的描述。1937 年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卡尔逊是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过的，正吃着用来替代火鸡的鹅肉时，日军来空袭了，于是一行人便跑到屋顶去看个究竟。他注意到日本人使用的是横向爆破的炸弹，炸开的弹片也是轻小型的，显然是为了提高杀伤力，而不像此前使用的重型炸弹，爆炸后的碎片和烟雾成抛物状腾起，对建筑物的破坏更大。
第二天晚上，卡尔森跟着熙熙攘攘的难民和伤员登上了一条驶往汉口的轮船，昏暗中缓缓驶过停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该炮艇于十二月12日被日军击沉）和一排排渔船。“回望南边，城墙上的城垛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夜幕里。这些城墙见证了多少世事沧桑。在这里，一个中国人奠定了明朝的京都，不到一百年前，也是在这里，签订了第一个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再后来，这些城墙落到南方打过来的狂热的太平叛军手里，他们也定都于此。不久，还是这些城墙，将被一个外来帝国的士兵们看守。但我觉得这一幕只会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将来有一天，那些城墙环绕着的将是世界强国中国的首都。”
两个多星期后的十二月10 号，卡尔逊在西安登上了去潼关的火车，由八位八路军战士陪同，前往八路军在山西的根据地。他们一行乘坐的是拥挤不堪的三等车厢，卡尔逊很清楚这是战乱时期，但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数百年间人们都在为了生存而奋斗，因此每一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培养出了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各顾各的。而且这种只为个人的本能大家都认可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大家造成不便时，人们会如此忍让。”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所以卡尔逊对军纪严明的八路军，对八路军战士的坚定信仰，以及根据地民众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深感敬佩。尤其在朱德总司令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他是如此无私，善良，耐心，而他的判断又是如此地深刻。”
五
在前后两次考察晋察冀的过程中，频频让卡尔逊感到震撼的场面之一，便是各地激昂的集体歌声，从战士到村民，还有儿童团，都会在集会时高唱抗战歌曲。1937 年十二月在高公村时，一天傍晚，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演出。演出之前，一位团员带领台下的村民和士兵一起学唱贺绿汀刚刚创作的《游记队之歌》。“在其后的游历中，我会不断地听到这首歌，尽管这一类歌曲在内地已经像劲风野火一样四处传播，但在我的心目中，这首歌总是和八路军总部这些诚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后来的旅途中，卡尔逊常常用他的口琴吹奏《游击队之歌》和《马赛曲》。）接着，丁玲上台简单地介绍了西战队演出的三个与抗日有关的短剧，卡尔逊对其一一进行了描述，觉得它们都真实可信，并且在观众那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38 年河北某地，儿童合唱团在演唱抗日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卡尔逊摄。
1938 年五月，卡尔逊在延安和毛泽东见面不久，毛泽东便派来了五位年轻的文化工作者，让他们陪同卡尔逊前往晋察冀边区考察。五月15 号，他们一行人及一支卫队从延安乘卡车出发，开始了卡尔逊的第二次华北之行。这五位兴致勃勃的小伙子分别是搞戏剧的欧阳山尊（翻译），写小说的刘白羽（队长），记者金肇野，诗人林杉，和摄影记者汪洋。他们一路陪同卡尔逊，出陕西、经内蒙、入山西、到河北、走山东，最后于八月中到达河南郑州。
五位文化工作者。左起：欧阳山尊，刘白羽，金肇野，林杉，汪洋。卡尔逊摄。
在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中，卡尔逊与这五位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朝气和信念，也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有着细致的观察。“只有那些在艰苦的条件下一起长途旅行过的人，才会懂得由此产生的亲密友情，”卡尔逊这样动情地写道。“国籍和种族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刚正无私，而这些金子般的伙伴们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勇气和刚正…… 我自己也变了，在充满自我牺牲的环境里，我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力量，吸取一些这种精神。”
在郑州火车站，他跟一直陪伴他到最后的刘白羽、欧阳山尊和汪洋三人含泪握手道别，分赠礼物。火车启动之时，站台上的三位小伙子为渐行渐远的卡尔逊唱起了他们都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五月中他们一行离开延安往北走，不久便到达陕北米脂，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和高双成把守的区域。在那里，这批延安来的客人也观看了一次部队演出，是高双成部下业余戏班的表演，也是在户外，但演的是旧戏，穿的是古典服装，拿的是旧式道具。搞现代戏剧出身的欧阳山尊对此显然大感兴趣，第二天专门去和戏班成员交流。）
1988 年，郑州车站的告别之后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刘白羽、欧阳山尊和汪洋一同来到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拜谒卡尔逊的墓碑。当年的队长，72 岁的刘白羽这样寄语四十一年前英年早逝的友人：
“我们是五十年前生死与共的朋友，五十年之后我们来到你的墓地表达我们怀念之情，我们可以告慰你的神灵，你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卡尔逊精神将永留人间。”
卡尔逊是一个相信精神的人，相信精神的力量，也相信人类精神的互通。“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会忠心的永久的抓住，”周立波这样评论这个重感情的“典型的美国实际主义者”。1938年元月22 日深夜，卡尔逊和周立波他们冒着严寒，翻越太行山脉八座陡峭的高山，穿过日军控制的正太铁路，进入河北境内。凌晨两点时分，卡尔逊和众人登上一座山峰，看到东边一轮满月，把淡淡的黄色光晕撒向周围的山峰。“头顶上，熟悉的繁星在蓝得出奇的天幕里欢快地闪烁。四周一片寂静……夜晚的地貌在全世界其实都是一样的，此时我也可以说是站在欧洲或美洲的某个山顶。”
但他深知自己是在中国，身边是中国的战士，他们正在英勇奋战，去把自己的国土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来。他钦佩这种精神，也为这种精神所鼓舞。多少年过去，曾经在太行山脉仰望星空的卡尔逊，他为人间正义而战的精神，难道不也像闪闪的星光，回望着我们，值得我们共同的仰慕和怀念？
（《中国的双星》中文版由祁国明，汪衫翻译，汪溪校对，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文参照了此中文版，但引文均为笔者据原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