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西方对中国科技创新存在错觉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在过去20年里，由于在研发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去年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2%），中国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不过，我们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事实上，中国与科技前沿的差距可能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2018年7月30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文章《西方对中国科技创新存在错觉》

在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和时事观察家都在将中国描绘成全球科技竞争中一个颇具实力的选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能够与欧洲和美国并肩而立的科技大国。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的22%，却已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和科技行业巨头，这堪称“历史性奇迹”（historical wonder）。

美国贸易代表在今年3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是一份2015年公布的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蓝图）证明，中国正在尽全力在其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高科技产业领域取代美国的地位，比如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已如愿开启了自己的牌局，中国正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违反当下的全球规则。的确，很多西方人士都在发出警告：中国打算依靠自己的技术实力制定出一套全新的、与西方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完全不同的规则。

这是对事实非常严重的歪曲。数字技术的确正在使中国经济改头换面，应该说这是移动互联网所驱动的商业新模式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结果，而非尖端科学技术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结果。受其影响的并非中国的制造业部门，而是普通中国人的消费模式。这样一种消费模式转型其实不仅发生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这一转型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这还是要归功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以及尚不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另外，这种消费模式变化显然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毫无关系。正相反，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都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私营企业驱动的。

事实上，西方观察家们（不仅限于媒体，还包括学术界和政界，比如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和高科技产业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夸大并且存在着根本性误解。

与人们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国政府的那些政策不过是帮助一些企业降低了进入新产业领域的成本并提高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此类政策实际上已经鼓励过多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领域，由此导致了对某一产业里既有企业保护不足和过度竞争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招致了人们的批评。因此，如果说中国的确对有效的产业政策存在依赖，那么这些产业政策也不会对全球规则产生任何不公平的效应。

说了这么多，中国科技产业的前景到底如何？中国人的确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在过去3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表现证明，他们在模仿、改进和扩散新技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过，中国公司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拥有核心技术的外国公司从中国制造商手里抽走了大部分产品附加值。

位于江苏省的丹阳是全球光学镜片产业的制造中心之一，当地的工厂能够生产出全世界最为复杂的光学镜片产品。可是在渐进式镜片这种产品的生产上，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设备所需要的一种核心软件，他们必须为自己生产的每一片渐进式镜片向一家美国公司支付软件使用费。与此相似，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组装生产线也仍然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

很显然，应用数字技术推动消费模式进步与在全球高科技领域成为领先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若要实现后者，以研发周期很长的制药行业为例，中国需要在时间、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投入。

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中国很可能还需要15到20年才能在研发投入领域达到日本或韩国的水平，更不必提更加重要的研发成果了，中国在那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不过，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创新型人才和强化长周期研发项目的激励措施来加快追赶的脚步。从跟在后面模仿的学生到技术创新者，这个过程是没有捷径的。

其实，中国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要培养大量科技人才，还应该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大学要超越扩招和提高教学质量这样一些目标，大学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当然，这一切不会很快实现。从上世纪50年代失败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揠苗助长的方式来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7月30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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