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与“大时代”同行——《出版忆往》序言

【本文系作者为《出版忆往》一书所做序言】

熟悉陈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所以这本《出版忆往》（增订版）虽然带有回忆录性质，却极少说到个人的“私事”，即使偶尔提及，也往往是和怀念的“人物”有关，进而勾勒出“时代”特有的气氛。因此，梳理下作为出版家的陈昕先生的思想轨迹，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感念夏征农》中，他说自己最早听人说起夏征农这个名字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和夏老的儿子夏晓鲁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学念书，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夏晓鲁有极好的身体素质，是当时学校的体育尖子，很受同学们的瞩目。1966年初，“文革”风烟将起，学校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对涉世未深的初中学生来说实在是迷茫得很。

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陈昕先生的读书学习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在“社会大学”里完成的。他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说道：“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3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尽管他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但显然与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事件相关。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以及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2年前后，周恩来总理顶住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了不懈努力。中国先后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当时称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直接带动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农村，化肥的广泛使用、水稻杂交技术进一步成熟，导致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在城市，石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的普及，带来突破“蓝黑”模式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风格遭遇到怎样的技术挑战？等等。这一系列在生产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当然需要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予以有效的回应，更关键的则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我想这是当时吸引包括陈昕先生在内的一批青年人热衷于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动因。因此，70年代中期围绕“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和“小生产者”等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论辩，对应的正是这一轮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所导致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历史地看，也是在这些议题上的论辩以及后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为1978年底开启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与理论的必要前提。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契约

正如韩钢的研究所显示的，1977年至1978年间，经济领域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陈昕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与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了改革历史的“断裂”和“延续”。还是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他说道：“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多后经反复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从事资料工作。……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文汇报》、《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产品的价值分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等多篇论文。”

70年代末期在经济领域开启的辩论，最初大都局限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随着对商品经济地位的承认，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据说最后以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章的“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为根据，以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做了定论，并且认为：“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然而，改革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已经远远走在经典理论解释的前面，陈昕先生当时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点，他在谈到自己的老领导也是前辈经济学家巢峰时，一方面强调了拨乱反正时期巢峰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巢峰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这种仅就“现象”论“现象”的讨论感到不满足了，“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余温’犹在”。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陈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面对改革时代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然希望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必然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寻求突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理论，特别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广泛地借助了各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资源。陈昕先生在《“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强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不可等闲视之的理论分支……它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两本重要的著作”。由此进一步激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译介热潮，譬如“黄皮书”中的《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和《供应学派革命》都是“‘鲜榨’的学术果汁”，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和学术效应。这些书不只是对西方最新的、尚有争议的经济学理论的介绍，而且选择相关的理论也包含着对当下中国改革实践的关切，像《供应学派革命》“是对经济学前沿和美国宏观经济管理与运行最新动态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叶，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冷战版图，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外’的活力与繁荣。而他的经济智囊团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如何认识、评判这样一个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尚处在成长之中的‘异端’学派，不仅是学术好奇，更具有中国式的现实改革中‘消化吸收’的价值。于是，我们在最快的时间里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厘清了这一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萨伊定律的分歧与共识，分析了它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应不足的深刻变化”。

应该说，如何让中国式的现实改革进一步“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了陈昕先生主政上海三联书店期间，打造“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形成中国经济学“三联学派”的核心问题意识。按照他在《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中的总结，形成这一学派的标志，不只是中国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达到了比较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水准”，更关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实在太大，如果这种变迁和由其带来的增长与发展能持续下去，如果经济学家深入其中，在准确把握这些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规范与实证的分析，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成果，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学界取得自己的地位……中国的改革经验有可能在理论形态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他和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构想，1994年出版了由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其中收录了1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意味着中国式的现实改革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消化吸收”，不能停留在仅用“理论”解释“现实”的阶段，而要进一步意识到“现实”对“理论”的挑战以及从“现实”出发形成“新理论”的可能。但正如陈昕先生后来在《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中所说，用“过渡经济学”来命名中国的现实改革，预设了这一现实是暂时的、特殊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最终必然要“与国际接轨”，回归到永恒的、普世性的、终结性的“西方模式”：“不少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的改革过程和方式会有异于西方，于是就有了‘过渡经济学’一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组织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问题，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试图建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但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里改革的彼岸还是那些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模式，只不过在过渡期基于国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做法。”

陈昕先生对“过渡经济学”蕴含的“期待预设”能够有所警觉和反思，与他在90年代初到香港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中有这样的叙述：“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香港处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整个世界也处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与过渡期之中，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韩国的学生运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与‘蝴蝶效应’，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村落’，欧美经济‘患感冒’，香港经济就会‘打喷嚏’。”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历史已经终结”的论述甚嚣尘上，“过渡经济学”分享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代表“人类普世价值”的“预设”，在这样的视野下，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香港自然应该成为内地的榜样；另一方面，现实的香港固然有高度现代化带来的繁华，但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与“现代化”相伴的“弊端”：“香港经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这并不是要求天下有“十全十美”的“现代化”，问题在于即使人们乐于接受“现代化”带来的所有“弊端”，但中国大陆是否能走通“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道路？陈昕先生在《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中曾提及邓英淘在香港对陈昕先生说的那个“跳蚤与大象”的比喻，恐怕是最好的回答吧：“当时全国正在讨论和思考‘亚洲四小龙’模式，探讨比较多的是‘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记得英淘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说，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道路，沿海地区当然可以搞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挣外汇，拉动GDP增长，但不宜复制推广到全国。从长期来看，靠这种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理就在于量级不一样，中国与‘四小龙’，就像大象与跳蚤，如果以人口作为基本尺度，那么‘四小龙’合起来也要比中国低两个数量级。跳蚤可以跳到自己身高的两百倍，即使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难以想象。”

“跳蚤与大象”的比喻首先反思的是“西方经典现代化道路”。陈昕先生说道，按照邓英淘的说法，这条发展之路“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GDP，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着这种发展方式，希望以此早日实现现代化。但英淘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方式只能实现全球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富裕，是‘少数人的现代化’道路”。既然此路不通，且不可复制，那么，“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能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呢？”如果有，作为一只“历史长、人口多、底子薄”的“大象”，中国从80年代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DP保持了大约平均10%的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逐步减缓，依然保持了6%—7%之间的增长，是否算是走通了“另一条发展之路”？陈昕先生在《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中说，面对“中国道路”，“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的奇迹归结于廉价的劳动力、外资的推动、出口的拉动，以及威权政府，意在否定‘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由此鼓吹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而陈昕先生认为，在中国改革行进了30年之后，“中国奇迹”不再会仅仅被理解为某种“过渡”或“转型”的状况，而标志着某种“新的历史开端”，“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模式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开始具有了世界的意义。……中国奇迹的发生并不像上述几种解释所说的那样，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认真的探讨。于是，在与史正富教授商量之后，我们把论坛的主题定为‘解释中国奇迹之谜’，因为新的历史已经开启。”

“中国奇迹”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张五常所做的另一个比喻，“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奉“西方模式”为圭臬的“专家”眼中，中国这只“大象”永远“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表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经无法有效容纳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这体现在诸如关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争论上。陈昕先生在《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写道：“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采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说，来反对‘后发优势’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先模仿西方国家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虽然前期的发展速度会快一些，但长期来看会导致问题丛生，经济陷于困境。这些经济学家一般都用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拉大现象来作为论据。对此，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至于是不是因为没有进行西方式的宪政改革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林毅夫引用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在苏联、东欧等先行开展宪政改革的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他举例说，在这些国家，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的大量失业问题，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国防安全等原因，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其结果是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比中国更严重。”

陈昕先生推崇林毅夫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并不讳言“中国道路”依然面临重重难题，但林毅夫相信中国因其巨大人口数量和地理跨度，虽然启动任何变革都极端困难，但一旦启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与惯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这些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未来中国经济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则认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的经济，中国固然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但是，最近四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则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的内部仍然存在保持一个较高增长速度的潜力和条件。从后发优势的理论看，中国虽然经历了连续35 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潜力还很大。”陈昕先生还在《〈中国震撼〉的出版及其价值》中写道：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发展“不会照搬西方或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传统轨迹和历史逻辑继续演变和迈进；在崛起的道路上它可能经历挫折和困难，但其崛起的轨迹和方向已清晰可见，且不可逆转”！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出版忆往》（增订版）的面世，可以说是献给改革时代最好的礼物之一。它记录下的一切不仅是改革开放40 年的见证，还是陈昕先生与时代的机缘和机遇，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赋予了独特的魅力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这本书虽是“忆往”，却少言“自我”，因为“个人”已经和“时代”融为一体了。

1927 年，鲁迅在上海为黎锦明的中篇小说《尘影》题辞，写下对那个时代最真切的感受：“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有可能由此得死。”（《而已集·〈尘影〉题辞》）

回首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同样是“方生方死”、“向死而生”， 困难重重、依然向前……

祝福陈昕先生，能与“大时代”同行，是何等的幸运！

2018年3月改毕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