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
【2018年7月28日，观天下特邀寒竹老师举办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基因》的讲座。本文为整理后的演讲稿，经寒竹老师审定，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寒竹 老师
当代中国有两个线索，我把它概括为“古今”、“中外”。“古今”指的是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四千年王朝史，从夏朝开始是四千年多一点，从商朝开始是三千多年。我们有两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五千年中国一个逻辑的发展，这个是没有办法割断的。但另外一方面，今天中国的道路、制度，又与来自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概念连接在一起，离开了这些概念很难界定今天的中国。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审视呢？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在何处？这些问题是很关键的。
当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巨变，社会主义在它的理论发源地、制度发源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这一制度却不断发展、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秦汉以来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从央地关系来看，我们今天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国家”。这一国家形式延续自郡县制，在当今世界很少见。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逻辑的发展。
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回顾一下十八大以来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中央把两个东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是高扬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把中华文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关系如何，这一点还有待于分析和阐述，二者谁是主谁是次，谁是源谁是流，这个理论界解释不是很清楚，我的新书《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就试图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仅仅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渊源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归结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来了，这个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没有说服力？很简单，新文化运动时传递各种各样的思想，自由派、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各样主义都从欧洲传进来，这个时候中国人选择什么样的主义，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和需求，这就是中国的救亡图存。**中国怎么才能生存，才能强大起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共产党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把中国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使中华民族完成复兴。如果追溯到1917年，五四运动前后，实际上只是回答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并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在什么地方。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我讲一下有一些误区，前两年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讲话，他认为传统中华文化和现代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他认为中国整个软实力不够是因为我们中国内部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有一个内在矛盾，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二者是不兼容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错误理解大概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先讲两点，一个是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驳斥了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断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文化到此中断了。艾奇逊在《白皮书》前的一封一万字的长信中讲到：相信中华文化有一天会复兴，这个来自于国外的共产主义东西，最终会被中国抛弃。
毛泽东当时引用并且驳斥艾奇逊这个观点，但具体没有展开论述。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随后在台湾比较流行。1950年，胡适讲，中共打败国民党获得政权是中华文化中断，胡适写这个文章发给蒋介石，蒋介石反复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苏俄在中国》。这本书是很典型的认为中共在大陆成功标志着中华文化中断，中华文化没有了，所以用了一个概念，中国是苏俄的螟蛉，苏联最后会把中国当作螟蛉吃掉，他意思是说最后中国会变成苏俄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对中共的误读。
这种对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在海外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世界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成立的时候，苏联这个国家名字前面没有民族界定的。苏联下面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共和国组成。16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民族的界定，但是苏联前面是没有民族界定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议会联盟的意思，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加入进去，理论上，中国、英国、法国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都可以进去，这个联盟是开放的，这是世界革命理论。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中断论表面上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根据，因为大家知道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封建主义，而封建主义被界定为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制度传承，而这种封建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仍然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要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推翻。毛泽东在二十年代讲，中国农村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传统的东西。当时的五四运动也是提出打倒孔家店，中国革命就是清算封建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在民间相当有说服力。
人们今天去台湾和香港，儒家的东西在港台比大陆流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台湾”这个说法在知识分子当中是有一定市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看法非常片面。你如果去港台，你会发现一讲到中华文化，大家第一个概念就是孔夫子、儒家，讲中华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个思想我个人认为是不准确的。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不是儒家的思想，不是纲常伦理，而是更基础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有关，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方式演变出来的平民社会和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这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这个平民社会在秦汉就形成了。
我不是从价值褒或者贬的角度来讲平民社会，不是讲平民社会值得我们引以骄傲或者是引以遗憾，我是呈现一个客观事实，指出中国古代是一个平民社会，不是说平民社会一定是正确或者是先进，没有褒贬的含义。
平民究竟是什么？沿用钱穆一个说法，他说中国平民社会是非贵族的，没有贵族没有血缘世袭，天下万民是一样的。这个社会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到宋代以后这个平民社会已经非常完善。当然，从秦汉到宋代有很多反复，魏晋南北朝有一些倒退，但宋以后平民社会已经成为强大传统。
开科取士
平民是指每一个人生下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是平民社会区别于贵族社会一个特点。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平民社会，除了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以外。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平民社会是在近代17世纪、18世纪的政治革命以后形成的，特别是法国革命以后西方平民社会才形成。在这之前，西方是金字塔等级社会，出生血缘决定高低贵贱。但中国贵族制度是秦汉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天下万民一样，除了皇权以外，没有贵族，没有世袭。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平民社会，这个当中有一个逻辑链条，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与战争有关。大家会看到中国成熟的国家形态，是在秦汉形成的。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在秦王朝开创的。这个国家不是家族构成，而是通过官僚构成。这个国家为什么在秦代形成，原因在什么地方？在战争。
春秋战国发生了很多战争，井田制度由此崩溃。每一个国家为了打仗都进入了战时状态，国君们都在思考怎么样才能够把生产力提高，怎么能够让普通老百姓为你卖命打仗，为你效力。如果说仅仅是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面，普通人是缺乏积极性的。当时，中国有一个现象，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还出现过。中国当时推行井田制度，分公田和私田，是先种公田，再种私田，公田是以劳役地租的形式给贵族耕种，先把公田种完了再回家种私田。先种私田，后种公田是要受惩罚的，可能会被杀头。但这样人们种田的积极性不够高。公田粮食长不好，私田粮食长得好，公田产量很低，当时诸侯国的君主也发现这个问题。
但战争的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一开始，打仗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是贵族带兵去打仗。后来战争规模扩大，国君要求全体人们起来为国家打仗，这个时候慢慢土地所有制度就变更了。所有土地一样交税，以前只有公田交税，私田不交税，因为私田是养活种田者自己，后来私田比公田长得还好，于是，所有田都必须交税，是从鲁国的“初税亩”开始改革，这样一来产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大幅度提升，但整个西周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制度却开始土崩瓦解。
井田制示意图
这里强调一个问题，古代贵族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土地不能买卖，一旦土地可以买卖，贵族制度就无法延长。西欧，比如英国贵族的土地不能买卖，因为土地一旦能够买卖会导致原有的贵族最后没有土地，土地卖光就变成平民了。所以说土地一旦个人化，一旦可以买卖以后，一百年两百年，三代一个轮回，平民变地主，地主变平民，社会流动性出现了，这样能够释放出生产力，可以瓦解封建制度。当时的法家改革一下子把生产提上来了。最开始的变化是在齐国，后来是在秦国、魏国、赵国、韩国。变法成功的国家把底层社会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力、军事能力变得很强大。于是，社会高度流动，不像以前是固化的了。如此，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大飞跃，中国的平民社会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在四大文明当中不是最古老的文明，而且春秋时候中国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也不是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真正领先于全世界是从秦汉开始的，这跟法家改革和封建制的瓦解有很大关系，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提高生产力。我们78年、79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秦王朝建立之后，土地私有化把整个生产力提升起来，中国一跃成为古代世界最先进国家。17世纪、18世纪的西方是农奴社会、贵族社会，社会是分层固化的，是一层层分封，固化不流动，而中国在秦代以后整个社会是上下流动的。
除了土地私有化，还有三个因素导致中国形成了平民社会。一个是继承制，中国财产继承制很特别，考古发现的战国墓有一个特点，发现墓冢打开，小家庭很多。中国有一个特点，财产继承之制跟西方不一样，跟日本不一样，跟韩国也不一样。西欧、日本、韩国是嫡长继承制，一个家庭财产主要给长子，其他人不可以分或者是拿很少一部分。
嫡长继承制为什么产生？因为只有把全部土地给长子，家产才不会被分光，如果平分，所有子女都参入平分，三代以后富人的家产也会被分光。这就是富不过三代，所以“千年田，八百主”，不断轮换。但嫡长继承制能保证血脉永远不断，贵族永远是贵族。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社会高度流动性，很少有家族可以富贵五代以上，这也是一个平民化特点。
古代士绅家族生活场景
关于郡县制，我讲一点，郡县制的产生是来自于“县”这个概念，县这个级别的行政单位。《说文解字》讲“县”的原意是吊，悬置的意思，是和悬空的“悬”是一个意思。西周封建制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各个贵族有君主不可剥夺的权力。后来战争带来了新的土地，打赢了以后，国王直接管理新抢来的土地，就设立县，县就是权力悬在这里，没有主人，不属于贵族，这和以前分封不一样。现在这个新设立的县没有贵族掌握，于是国君直接掌管，县的出现标志着王权加大了。郡县制之后，所有的地方管理者都跟县一样，都是朝廷任命，官员不分贵贱出身，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使用。
科举制是隋炀帝时代形成的，在此不多讲。
土地私有制是最根本的，而财产继承制度、郡县制和科举制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成为高度流动的平民社会，这个社会很难形成世袭的豪门大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民社会的形成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个跟欧洲近代平民运动不一样，特别是和民权运动不一样。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平民运动是第三等级平民社会起来抗争，向封建贵族夺权，要求平等权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但是中国平民社会的形成，不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不是民间孕育一个平民社会来，而是君主为了打仗，为了集中力量，为了打击地方势力消灭贵族，把贵族变成平民，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其动力来自于君主变法，把社会变成平民社会，这个和近代平民社会形成不一样。
下面着重讲一下“双重运动”这个概念，中国实际上最早从秦汉起就有了比较完整的土地私有制、个人所有制或者是家庭所有制。土地私有制能够释放出能量，释放出种田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力会高速发展。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它很容易成为社会贫富分化器。
这里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一个概念。波兰尼提出了一个“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的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条线索：一个是资本主义商品化在全球扩张的运动，一个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反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社会运动，这是两种共生但反向的社会运动。波兰尼指出，在市场经济力图扩张并将越来越多的要素囊括进市场体系的同时，人类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兴起社会保护运动，如此，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必然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社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双重运动，一方面资本全球化，资本在全世界谋利侵蚀整个社会，但是人类社会为了免于灭亡，会自我保护，会催生一种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力量。这两个运动是同时进行的，只要有资本主义就有对资本主义的抵抗。
我想借用波兰尼这个“双重运动”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双重运动是从汉代开始的。汉初实行黄老之术，轻徭薄税，最后达到文景之治的盛况。这是怎么形成的？基本思想类似于今天讲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少管，无为而治，让老百姓自己劳动，这样一来汉初经济繁荣形成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高峰，这就是文景之治，社会一下子很富裕了。但是，社会两极分化很严重，土地兼并相当厉害。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指出：“富者田连仟伯，贫者无立锥之地”如果说国家朝廷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社会会断裂，于是政府就想要对社会进行调控。
汉文帝与汉景帝
对于当时的社会分化，班固和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司马迁讲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种田没有做手工业赚钱，做手工业永远没有做生意赚钱。《汉书》讲，为什么重农抑商？因为商已经富裕了，为什么把农民提到前面来，是因为他们太穷所以需要国家扶持。重农抑商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主要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是为了解决古代两极分化，于是有了很多政策，包括限购，限田，买田不能连成一片，国家干预土地市场防止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如果不解决社会会爆发动乱，中国古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就开始起义。
商品经济的调控也是这样。春秋战国管仲做过这个事情，粮价跌了政府买，粮价维持不要太低，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放粮，保证粮食价格不要太高，通过价值手段抑平物价，历朝历代都有这个政策。商品也是这样的，如果在原产地卖不出去，在另外一个地方卖得很贵，政府就把这个商品从原产地买下来，运到没有的地方去卖，政府用国家力量干预商品市场，使商品市场处于平衡状态。一直到王安石都是搞这个东西，可以说很有社会主义色彩。
后来罗斯福搞新政借用王安石这个思想，美国国会很多人指责罗斯福，说这是搞社会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一个理念用了政府干预价格方式，但是这个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就是不对的。而中国从汉代以来就相信政府必须出手干预，使经济保持平衡，整个一系列思想体现了古代的朴素社会主义。对口救灾在古代已经有了。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没有形成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古代有繁荣的商品经济，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就会催生社会主义萌芽。社会主义是就是干预主义，国家限制富人，扶持穷人，扶弱抑强，中国汉代就有这样的传统，所以20世纪马克思主义能够找到合适的土壤，正好和中国传统接轨。
社会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有不同方式。在西方可能有很多NGO组织做这个事情。但是中国从汉代起只有一个力量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国家。国家扮演调整贫富的中枢力量，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一定是干预，如果国家不干预社会会两极分化，王朝会崩溃，统治者不是出于善心而是出于王朝安危考虑的，为了不被推翻一定要防治两极分化。这个特点跟社会主义契合点在什么地方呢，下面简单讲讲马克思主义。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社会主义”是一个贬义词，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否定态度。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共产主义概念，1848年，系统提出共产主义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先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来看是这样的脉络。这和我们讲社会形态发展是相反的。
社会形态的顺序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逻辑。但是从理论产生来看，马克思先提出共产主义思想，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怎么形成的？道理是这样的。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后，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如何才进入一个按需分配，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政党的社会？何以形成这样的社会？二者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是需要国家的，所以，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后，国家就不能完全马上消亡，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还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还需要有一个强大国家，强大的政党，这样才能最终消灭国家和政党，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就是这样的。
为了实现将来无国家无阶级的按需分配理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要由国家掌握生产资料进行分配，进入一个过渡期社会主义阶段。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很长，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在这个时期国家政党发挥核心作用。
显然，这个思想跟中国汉代以来的强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正好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里面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共产主义在欧洲有比我们深厚的传统。基督教、乌托邦理想在欧洲古代就有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15世纪、16世纪欧洲就出现空想共产主义。但中国没有或很少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有人说，中国人讲天下为公，其实这个“公”跟公有制的“公”不是一个概念。西方有空想共产主义传统。一直到今天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个别地方都还有共产主义公社，比如弗吉尼亚州的“双橡树公社”，大家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内部没有货币，没有商品交换。但是西方古代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但很少有国家干预社会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是很少，而在中国是有很强的社会基础，所以今天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比较强大。
“双橡树公社”的宿舍
我总结一下“双重运动”，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有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书里面讲中国自秦汉以来私有观念很强大。同时，中国人商品意识很强大。中华民族善于把所有的东西商品化，可以把宗教、佛教商品化，从全世界看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商人影子。
我在书里面提了一点，我们用自然经济解释古代社会是不准确的。中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长期存在，一百万是盛世，每一个城市有大量商业区、交易市场。50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自给自足，肯定是什么行业都有，肯定是有发达商品经济的。南北朝有一首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唐代杜甫诗中提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是说停泊在成都河流上的商船是来自几千里之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说明中国古代就有巨大的统一商品市场。
中国古代有很强大的私有制，有很强大的商品经济，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一直是很强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有一个致命弱点——土地私有制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了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出现，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构成中国社会复杂的面向。如果政府不管这个问题，社会就流民四起，出现动乱，所以政府一定要出来干预维持平衡。整个中国两千年一直有这么一个双重运动，今天也是存在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以最快速度在全世界实现经济崛起，但同时这个社会在不断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很严重。**善于经商是我们的长处，但也有短处，即社会很容易两级分化。对这种现象，政府国家如果不出面解决，将出大问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进入临界点。中国社会开始调整，到2008年开始，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调整的趋势。因为这个时候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很严重，这个时候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社会会断裂。十八大以后的调整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调整是历史钟摆，所以到了2010年前后中国变化的历史趋势，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是有历史需要的，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要出问题了。对于这种双重运动，我们不能强调一个否定一个，也不能说不要商品市场经济，这个也不行。
一方面，中国必须保持社会活力，坚持市场经济，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同时国家要进行社会干预，对贫富悬殊的现象进行调节，把社会稳定下来。所以双重运动在中国是一直存在，古代出现的问题，在今天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今天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在汉代已有先例可循，比如汉代的土地限购，包括公田，公有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中央的巡视组，当时是叫刺史。整个机制其实在汉代已经形成，怎么选拔人才，怎么监督百官，怎么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可以说中国是早熟社会，这些都有了只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东西。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有效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反过来也导致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是无法自发产生先进社会主义的。中国春秋以后实际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主义，但没有形成工业资本主义，整个社会依然是农耕社会。
最后的总结，当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形式是“古今”和“中外”两个线索交织而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非来简单从苏联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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