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果斯政策收紧 大批投机者逃离
据澎湃新闻25日报道，霍尔果斯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没想到招来上万家“空壳公司”。今年政策收紧后，很多投机者和公司抽身撤离，抛下这个仍欠发达的偏远特区，回到了北上广深。喧嚣过后，霍尔果斯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霍尔果斯某财税代理公司的九成客户都是影视传媒广告公司（本文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霍尔果斯，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遥远，像是独栖天际的异域。
它位于新疆西北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县级市，与哈萨克斯坦仅隔一条河，距离哈国原首都阿拉木图378公里。如果从三四千公里外的北上广出发，至少要转两次不同的交通工具、花上一个白天才能抵达，时差近三小时。
夏天的霍尔果斯，早上六点天亮，晚上10点半日落，11点才完全天黑。漫长的白昼，总给人一种“时间用不完”的错觉，生活在经年累月里形成了安逸的节奏。
霍尔果斯的一天是从上午10点开始的。10点开始工作的生意人已算得上勤快了，毕竟一半的店铺还没开门。街上行人寥寥落落，走路不慌不忙，市区限速四十，汽车开得跟电瓶车一样慢。
令内地人更不适应的是，这座城市没有4G，没有互联网叫车和外卖，没有电影院，街面上看不到报刊。常住人口只有8.7万，面积1908平方公里，市区只有6.8平方公里，包含一条主干道、六七条支路，步行一两小时就能逛完。
这一切都很难跟一个设立8年的经济特区联想在一起。为了招商引资，地方出台一系列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没想到招来上万家“空壳公司”。
今年政策收紧后，很多投机者和公司抽身撤离，抛下这个仍欠发达的偏远特区，回到了北上广深。喧嚣过后，霍尔果斯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注册经济：一窝蜂来，一窝蜂走
陈月是其中一位撤离者，在霍尔果斯只待了六个月。
“霍尔果斯到北上广招商，一开始我们都不相信。”她是北京一家财务公司的职工，2015年10月，霍尔果斯在北京举办招商推介会，在她印象中，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里发展投资。
但有家电影公司去了，就是去年票房高升的《战狼2》出品方。这部电影有3家以“霍尔果斯”开头的出品公司，都是2015年北京招商会之后不久注册的。
“主要就是《战狼2》给炒起来了。”陈月说，去年是霍尔果斯注册公司最火爆的时候，全国很多地方的财务公司都去了人。陈悦公司的一些客户也想去霍尔果斯，公司决定调人过去开展业务，但又远又陌生，大家都不想去，只有陈月愿意。去年国庆一过，她就带着内地的客户资源来到霍尔果斯，租了个办公室，雇了三个员工，开始干了起来。
行政服务中心对面一栋住宅楼里，至少有几十家代理注册的财税公司办公，有些没有挂牌。
去年火爆到什么程度呢？陈月天天跑行政服务中心，大清早七八点就去排队，队伍从大厅内一直排到马路边。工商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用纸几度告急，不得不打电话向其他市工商局借纸。全市的宾馆、饭店基本爆满，写字楼供不应求，一个小办公室能注册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公司。
伊犁州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末，霍尔果斯市注册企业859户，2016年注册企业2490户，2017年1-9月注册企业超过8500户，新增企业大规模爆发式增长。但实体企业仅占2%，98%以上都是没有实地经营的注册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告影视传媒、股权投资、电子科技等经营地点不受地域限制的轻资产类企业。
霍尔果斯一家财税公司的广告，打到了伊宁机场。
这些“空壳公司”的注册、税收、账目处理等业务都交由财务公司代理，因此催生了大量的代理服务商。
去年冬天早晨在行政服务大厅的排队长龙。 受访者供图
“菜市场卖菜的，货场扛包的，都开代理公司了，一窝蜂。”一家财务公司老板马涛说。他是会计出身，伊犁汉族人，在霍尔果斯待了十几年，是当地最早做财税代理的人。据他所知，十年前，霍尔果斯只有两家财务公司，而去年巅峰时期，全市大概有四五百家，大部分集中注册于2017年。
2010年，霍尔果斯与喀什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2011年，国务院出台“五免”税收优惠政策。2012年，新疆出台“五减半”的税收再优惠政策。2014年，霍尔果斯挂牌建市。
马涛说，虽然“五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五六年了，但西部发展较慢，前几年反响平平，近三年政府开始大力推广。
相伴而来的是，众人蜂拥而上，鱼目混杂，管理、配套跟不上发展速度，造成“一址多照”、逃税避税、会计信息造假、洗钱等乱象。
去年下半年，新疆广电局暂停办理影视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有人想把广电证转出去，50万，一问，不能转让，不就等于废了吗？”陈月说。
今年年初，霍尔果斯暂停了增值税返还和个人所得税优惠两项地方性政策。4月，要求企业注册“一址一照”、实体办公，并有2118家企业被要求税务自查。实体办公意味着要有实际经营地址，且根据公司业务量大小，要匹配相应的工作人员数量。马涛获得的内部消息称，新文件正在审批中，规定最低标准是面积30-50平米，人员4-5名。
一位房产中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址一照”的要求出来后，大家开始“疯抢”注册地址，连宾馆酒店都被用来注册了，但“酒店光给注册地址，不能办公”。
注册成本一下涨了二十倍。原来注册及财税代办整套服务费不超过1万元，马涛现在的报价是：工商注册3965元，税控设备等6500元，税收优惠策划2万元，注册地址4万元，人员外包12万/人/年，代理费3.6万元/年，还不包括办公设备。
很多小企业都关停了，因为省下的税与成本相比不划算。马涛说，经过整顿，一半的财务公司都撤走了。
但要想全身而退没那么简单。陈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享受企业所得税免税备案的企业，十年之内不能注销，注销要查账，如发现母公司转移利润等问题，则要求补税，“金融公司全额补税”，可能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都注销不了。
“好多财务公司都是赔钱走的。”陈月哀叹连连，“我们公司还有两个人在那儿撑着呢，赔钱，都在赔钱。”她本来打算今年使劲儿往那儿介绍客户，前期投入了十几万，结果还没挣回本钱来，就变天了。
回到北京后，陈月不再向客户推荐霍尔果斯了，“有个人非得来我们都不让来。”
从戈壁滩到经济特区
在蒙古语中，霍尔果斯意为“骆驼经过的地方”，在哈萨克语中，则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
一千多年前，霍尔果斯是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驿站。古老的驼铃声早已消弭，如今风中飘荡着的是火车的轰鸣。霍尔果斯作为新疆口岸之首，是中国距离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最近、最便捷的窗口。
1983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恢复通关。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筹建边民互市。这个消息跨越四千多公里，传到了一位温州女人的耳朵里。
谢芳华初中毕业，十六七岁就跟着哥哥姐姐出来打拼，做裁缝，开印刷厂。“温州人讲究脸面，出来了，就一定要干一番事业。”当时，她那个村几乎有一半人都在乌鲁木齐开厂。听老乡说，霍尔果斯有个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有商机可图，她决定去闯一闯。
1993年3月，24岁的谢芳华把4岁的儿子留在家里，与丈夫揣着2万现金，从温州坐大巴到上海，从上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坐汽车，辗转七八天，终于来到“五六月还在下雪”的霍尔果斯。
每天晚上11点，边防部队还在训练，从墙内传出雄浑的喊声。
“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戈壁滩。”谢芳华回忆，霍尔果斯当时只是一个口岸，一条亚欧路是口岸唯一的道路，只有海关、边防和互市市场等少数几栋平房，居民很少，基本没有房子出租。
她和丈夫先住在别人的卡车车库里，一个泥巴房，床是用砖头垒的，灶头也是自己砌的，没有暖气，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天就靠烧炉子撑过，这样艰苦地住了两年。
口岸没有大的菜市场，只有鸡蛋和几样蔬菜，肉类和日用品要到6公里外的62团去买，坐马车，走土路，来回一个多小时。想吃条新鲜的鱼，都要到28公里外的清水河镇上去买。交通不便，通讯也落后，没有电话，只能发电报。
对于刚经历解体、轻工业匮乏的哈萨克斯坦来说，中国的服装百货极具吸引力。谢芳华便从乌鲁木齐工厂采购服装鞋帽，大巴车在戈壁滩上走三四天运到霍尔果斯，拿到大铁硼搭建而成的边民互市区摆摊售卖。
刚开始半年，“他们（哈萨克斯坦人）没钱买，我们也不愿意把钱掏给他们”，就采用以物换物的方式交易，换来的哈国望远镜和刀具，再转手卖给朋友。哈萨克斯坦人入市只能停留一天，“早上过来，货装完，付钱给翻译，就走了。”
谢芳华说，1993年霍尔果斯的黑市汇率1美元兑换10.8元人民币。当时无法汇款，都用美元现金交易，每天卖的钱绑在腰上带回来。1996年，小姑子背着挎包，绑着9万块现金，坐大巴车到乌鲁木齐进货，中途上厕所时遭遇了抢劫。
谢芳华印象中，直到1998年霍尔果斯才有了第一家银行，2003年盖起了第一栋6层高的住宅楼，2006年才出现11层的小高层，2013年开始集中开发建设，扩马路，盖高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在口岸做生意几乎稳赚不赔，短短四五年，谢芳华已经挣了几十万。
1998年，谢芳华的搭档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通过边民互市直接运到阿拉木图卖给当地客户，跳过哈萨克斯坦中间商。十年后，越来越多内地厂家也跳过中间商，直接卖给哈萨克斯坦客户，彼时谢芳华已在国际物流业干得风生水起。
随着中哈外贸日渐繁盛，货多车少，常常出现“货发不出去”的情况。2004年，谢芳华开始做国际物流，先运自己的货，后面收别人的货，运到中亚五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地。那是她生意最好的时期。“哈萨克斯坦那边经济好了，我们就生意好。”
合作中心外的中亚五国小商品市场，与当年的边民互市摊位有点类似。
2014年来到霍尔果斯、同样做国际物流的温州人马建旺生意最好是在去年，挣了100多万。“去年订单多，全中国送莫斯科的货都经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这些年经他运输，到中哈边境合作中心的货有2000个车，到国外的有200个车，大多是广州、义乌的货卖给哈萨克斯坦人。
据统计，2017年中哈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80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40%；2017年霍尔果斯海关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近2900万吨，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去年，马建旺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经常忙到“早饭没时间吃”，下午三四点吃午饭，晚上12点吃晚饭，凌晨三五点才睡觉，早上9点就得起来，因为“内地（客户）六七点就起床，给你打电话”。今年订单降了三分之一，生意“稳稳当当”，他终于可以每天睡6个小时的觉了。
2012年底，中哈边界的铁路轨道连接，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如今，每月大约有65辆载有容量为6200标准箱货物列车穿过霍尔果斯口岸。谢芳华说，目前从霍尔果斯到阿拉木图只需一天，到莫斯科两三天，“荷兰的货运过来也就12-15天。”
谢芳华一头浅黄色蓬松短发，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吊带牛仔裤，丝毫看不出年近五十。她倒是想退休了，把业务繁忙的物流公司交给爱人打理，去年跟朋友在中哈边境合作中心开了一家免税店，卖比利时进口啤酒。
合作中心：“商户比游客多”
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往来客商和游客的必到之处，这是一个免税购物区，相当于深圳的中英街。
2005年中哈两国签署协定，共同建设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总面积5.28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3.43平方公里，哈方区1.85平方公里，这是世界首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跨境自由贸易区。
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内，中方、哈方、第三国人员（目前中哈两国对上百个国家免签证），无需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可用微信、支付宝、刷卡购物，也可现金交易，人民币、坚戈（哈方货币）、美元均可通用，兑换便捷。
自2012年正式闭关运营至今，已有总投资超过300亿元的30个重点项目进入中方区，近5000家商户入驻。
这里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品，法国香水、瑞士手表、古巴雪茄、韩国面膜、波斯地毯、俄罗斯套娃、格鲁吉亚红酒，斯里兰卡红茶、土耳其丝巾、巴基斯坦铜器……还有中亚五国的巧克力、饼干等食品。
27岁的林希是一家进口食品店的老板娘，十来平的店面，鳞次栉比地摆放着烟酒、糖果、饼干等进口商品，以及香皂、香薰、精油等伊犁特色工艺品。这样的店在合作中心并不少见，没有太大竞争力，好在位置优越，在人流量较大的黄金口岸商贸城入口处。
“我们没赶上好时候。”林希重复了几遍。她说，前两年合作中心的生意很火爆，只要开店摆上东西，不管摆什么，都能挣钱。“现在就不行了，一天到晚没啥人。”
六月中旬，下午7点半合作中心出关通道。
去年进区要排队，现在人零零散散，只需开两个通道，16点以后只开放一个通道。林希形容每天的状态是：一觉睡醒十点了，十点多踢踏踢踏进来，上午闲得扯淡，下午招待几批客人，六点多就下班了，有时候一天的营业时间都不到8小时。下班出关路上的人流基本都是商户，“商户比游客多”。
一方面是哈萨克斯坦形势不佳，过来的人少了，另一方面，今年内地人也少了。
6月14日下午，义乌国际商贸城冷清无人。
林希是甘肃人，原来在苏州打了几年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位土生土长的新疆汉族人。2015年，合作中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即将开业，广告打得“凶猛”，林希夫妇听了广告，“奔着挣钱”来到霍尔果斯，“来了以后就坑爹了。”
义乌国际商贸城生意冷清，商家都在打牌下棋或坐着发呆。
义乌国际商贸城位置偏远，距离联检大楼入关口六七公里，需要坐公交车过去，再加上当时坚戈贬值，哈方闭关一个月，生意非常惨淡。夫妇俩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从别人手里高价转过来一间店铺，一会儿卖这个，一会儿卖那个，都没做起来。最后老本快耗光了，不得不关了店，去上班。
直到今年4月他们攒够了钱，才回到合作中心重新开了这间进口食品小店，房租加转让费将近20万。据媒体报道，合作中心热门地带的商铺年租金高达1万/平方米，而处于黄金位置的烟酒免税店，年租金更是高达40万。“这地方炒得比较凶。” 林希低声说。
霍尔果斯市区一栋在建大楼预售。
林希不知道合作中心的人流量是否能支撑起这么多的商家。尚不包括即将开业和在建的，目前合作中心已营业的商贸城就有十几栋，且形式类似，商品同质化。今年6月中旬，记者走访义乌国际商贸城，发现约一半的商铺空置或者未正常营业；而位置最好、经营最成熟的中科、黄金口岸两栋商贸城，也有不少商铺处于闲置、转让的状态。除了下午热闹两三个小时，大半时间比较冷清。
义乌国际商贸城有整排整排的空置商铺。
“很多店都关门了，想把店铺过掉，没人要。有资金的，把店铺一撂，门一锁，人走了，去别的地方投资。没钱的人，就在这儿吊着呗！”一位本地维吾尔族人巴图尔说。
哈萨克斯坦人主要讲哈语和俄语，因为语言不通，林希只能做针对国内游客的进口生意，其中香烟和白酒属于出口转内销。“像皮草来来回回挣的就是那个（出口）退税的钱，天天带出去再带进来。”
中方入区人员每人每天可一次性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出区，但最多带两条烟或两瓶酒，且烟和酒不能同时携带，购买时需要刷身份证。
但总有一些人有办法突破限制。林希见过有人买了几条烟，再买件衣服裹在里面，瞒天过海带出去。
聚集在合作中心联检大楼外的骆驼队。
在合作中心外，整天守着一帮商贩和小货车，当地称他们为“骆驼队”，做得好一年也能赚上八到十万。他们每天雇佣一些大爷大妈带货出关，一次10-20元。靠“蚂蚁搬家”的方式积少成多，乃至装满一车，再运到其他地方去卖，差价利润丰厚。
例如一条大中华烟在合作中心卖一百多，外面可以卖到五百块。62团一位超市老板告诉记者，他卖的格鲁吉亚红酒从合作中心进货，免税店进价一瓶二十多元，他进价五六十元，再花二十包装一下，就可以卖到三百多。
“有人给我送货，他们有办法，各有各的渠道。”超市老板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货拿出来。”
本地居民：一边种地，一边做生意
林希和丈夫每天下班都会带些烟酒出关，通过做微商卖给外面的人。他们想在霍尔果斯长期定居，市区房价五六千，目前他们还买不起，租住在62团。
因为房租便宜、生活便利，很多在市区工作的外地人都会选择住在62团。江苏是新疆的支边大省，62团的居民有很多江苏人，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说话和打扮都变得像维吾尔族人了。
目前，霍尔果斯下辖1个口岸、1个民族乡、1个国营农牧场、2个生产建设兵团。其中，62团离口岸（市区）最近，属于县团级，有12个连，一个连四五百户。2012年建成通车的霍尔果斯火车站与62团相隔不到1公里。
林希说：“这里的人过得比较安逸。”她丈夫在旁边补充道：“很多人没有追求，因为饿不死，家家户户都有地。”夏天种地，冬天收完庄稼就没事了，“天天玩”。
霍尔果斯本地人原来都是农民，随着口岸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到市区就业创业，开店开公司，当保安当司机，或者在政府单位和企业上班。
“新疆人没几个开公司的，都是内地人在开公司。”56岁的黑车司机巴图尔戴着墨镜，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着说道：“前两年我们在这儿跑私家车，哎哟，那真正挣钱！人家不在乎那两个钱，说哪个地方好玩，我们拉上去，随便转，转几圈就赚几百块回来了。”
巴图尔是土生土长的62团维吾尔族人，皮肤黝黑，笑声爽朗，能言善道，普通话说得很溜。
1978年他开始在团部工作，每个月拿二三十块。1983年，霍尔果斯恢复开放，开始承包土地，不再发工资，种出来的东西可以卖了，但要卖给团部，不能私自贩卖，抓到要收走。
巴图尔说，62团每个职工有二十亩地，收成后交给团部，由团部统一卖给内地老板，赚赔全看天气和行情。这几年天气不大好，早早下冰雹，水果、棉花一砸，全是坑。去年的葡萄被霜打了，卖不出去，5毛钱一公斤没人要，都掉在地里头了，“辛辛苦苦一年白干了”。
等到了退休年龄，地就会被收回去，每月可以领退休金，像巴图尔退休后每月能领到4000元。巴图尔的妻子已经退休了，他的二十亩地还在种玉米，平时只需浇水，一年收个几万块，闲时就去拉黑车。去年游客多，拉一天能挣四五百，现在少了一半。
上世纪八十年代，巴图尔到内地卖干果，北上广都去过。后来设立了边民互市，他也去做了点小生意，哈萨克斯坦人贩卖走私货，他拉出来转手卖掉，1公斤羚羊角可以挣100来块，“来钱快，风险大。”
2009年，巴图尔开始正儿八经地做中哈贸易，“内地老板给我们送过来，10公斤一箱的橘子才给我们30块钱，我们到哈方卖100多块。”生意好时，一个月能挣一二十万。直到去年，因为一些原因，不让干了。
他没攒下多少钱。以前做出口贸易，每年光是请客送礼，就要花十来万，“你不打点你能送得出去货吗？”
他有个女儿在上大学，读海关专业，学哈方语言。为了以后“在婆家那儿有点面子，不会被瞧不起”，他给女儿买了房买了车。他自己也买了一套房，家里还建了一栋平房，有个两亩地的院子，“啥树都有”，冬天楼房有暖气，夏天就搬到平房避暑。过两年他想把平房卖掉，给女儿买一套别墅。
去与留
5月，陈月离开霍尔果斯，要到伊宁市赶飞机，近100公里，打车两百块，来回三小时。因为后期公司效益不好，打车不给报销，她便找了拼车。司机是一个维吾尔族青年，事先谈好一人50元，后来他没拉到其他乘客，也没涨价，还是收五十。青年说：“我知道你赶飞机，要不然我说什么都不拉了。”陈月听了很触动，也不好意思，最后下车时多给了30元过桥费。
“我很喜欢霍尔果斯，节奏慢，空气好，人朴实，我在那里遇到的所有人和景都是很美好的。”陈月用一种怀念似的语气说道。
她喜欢那里的馕、拌面和大盘鸡，她爱吃的那家手抓饭店，师傅每天只做中午一顿，卖完即止，下午4点准时下班。
“以前我都不知道霍尔果斯是个城市。”她去过周边几个景点，图开沙漠、熏衣草基地、赛里木湖，“特别美，跟仙境似的。”她觉得霍尔果斯地大物博，可以发展旅游业，也可以种草药，做农牧业产品加工。哈萨克族多牧民，一般在山里边，所以那里的牛羊肉既便宜又好吃，牛肉二十块一斤，比伊犁便宜十块，比内地便宜二三十。她想不明白，实体有的是发展商机，为什么“非得投机倒把去整这个（空壳公司）”？
但她也知道，有的实体在这里干不下去。她认识两位开发商，楼房盖了一半，资金链断了，“虽说楼房贵，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去买。”
合作中心内正在建设一个新跨境金融小镇，今年上半年停工了。
6月中旬，澎湃新闻记者走访霍尔果斯市区内近二十个工地，大半都停工了。谢芳华和马涛说，停工也是因为资金问题。
霍尔果斯到处是工地。
“工地停了，打工的没活儿干了，好多人背着包走了。”62团一家凉皮店老板娘坐在无人的店里，无精打采地说，去年前年开了很多饭店，但现在好多关门了。陈月说，开饭店也有返利、免税等优惠政策，“但没那么多人，开那么多饭店也没用啊！”
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履新8个月的霍尔果斯市长杰恩斯·哈德斯形容这座正在狂飙突进的年轻城市时，3次提到“薄弱”，并用“急于求成”评价它此前的一些做法和状态。谈发展，他9次使用“慢慢”，“慢慢”有了跨境合作区，“慢慢”把企业往实体上引，一间房子注册的几百家企业“慢慢”给你分开，“慢慢”改善营商环境、“慢慢”把事情做成……
谢芳华去年到深圳旅游，“哇，到处都是人”，相比之下，霍尔果斯“落后至少三十年”。
马涛认为，霍尔果斯发展至今，交通已不再成问题，厂家不愿意来，更多是“商业环境不行”。厂子设立在这里，周边没有配件厂家，零配件需要从内地采购，大大增加了生产周期和成本。“假如周边省市和国家经济都比较发达，那去内地沿海城市反而觉得远了。”
二十多年来，谢芳华看着这里人来人去，她对霍尔果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从小不在身边长大的儿子已经在内地结婚生子，她没有回去的打算，出来久了，老家的气候、生活都不太习惯，朋友也少了。反而这里更让她自在，有工作，有朋友，也不孤单。霍尔果斯已成了她的第一个故乡。
晚上十点的步行街。
晚上12点，亚欧路寂静无人。
新建的便民警务站，24小时值班。
霍尔果斯的夜很安静。晚上11点半，刚刚天黑不久，街上已没什么人，店铺大多关门了，只有两栋还亮着的楼。几个哈萨克斯坦的拉货司机在酒店门口喝酒聊天，从装货到海关检验，他们要逗留几天至十几天，才能返回自己的国家。凌晨1点，有个在建大厦还在动工，有人在亚欧路夜跑，有一群公司职员刚吃完饭喝完酒，正晃晃悠悠走路回家。除了这些，霍尔果斯的夜晚便只剩下，便民警务站高频率闪烁的灯，与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