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官员回应央行徐忠：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绝不是“傻白甜”

7月13日，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博士发表专栏文章，指出积极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思考财政问题，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要真正发挥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随后，财新网发布了一篇财政系统人士“青尺”所著的的文章，对徐忠的观点作出了一些回应。文中称，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举债安排的支出与通过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都是掏出真金白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紧密配合，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力度等。

文中还指出，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

财新发布的财政官员“青尺”所著文章内容要点：

（一）赤字率是否上升和财政政策是否积极没有必然关系，赤字规模和财政政策力度之间也不能简单等同，这主要是因为口径的问题，事实上财政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已统筹考虑多种渠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

（二）央行质疑中央财政虚假注资金融机构的说法是非常不专业的，这恰恰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体现。

（三）财政部承认1998年注资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是由全体纳税人出资，并非是靠银行自己和央行帮助。

（四）金融机构不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受害者，而是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

（五）地方政府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不是有意赖账不还、等着违约，主要是为了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

（六）金融机构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扭曲了金融市场、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为新增隐性债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刺激金融机构继续“创新”、助长了违规举债融资，隐蔽更强、风险更大。

（七）“对地方债务控制后，财政政策不可能积极，所以要增加中央赤字”、“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从表外回归表内，就要财政加大注资力度”等政策建议在逻辑上显得草率。

（八）中国央行不仅存在现实差距（如人民币国际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等），在决策思路上仍然属于小央行。

（九）一些内部专业人士主观上对央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足够重视，由央行控股商业银行意味着明显倒退。

学者观点：化解风险需****财政金融齐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于7月17日在澎湃新闻发表文章称，财政金融关系历来很密切。但遇到金融问题把责任推到财政，或者遇到财政问题把责任推给金融，均不可取，关键在于责任和能力相称。现实中往往是哪个部门掌握了最丰富的资源，就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财政金融关系复杂，但不能任意替代。财政金融齐努力，各司其职，才能防范化解可能的风险。

财政方面，土地财政在累积起大量资产的同时，地方债务规模也逐年增加，并带来了地方债风险。但这些年来，一方面我们抱怨土地财政抬高房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土地财政，那么相对完善的各类基础设施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据杨志勇介绍，当下政府预算分四本，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财政压力不小。“未富先老”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正常运行都不容易；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历史欠账不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迄今不能全面反映国有资本的全部收益；一般公共预算是最大的一本账，支出压力一直很大，每年都要有规模不小的财政赤字，同时累积起规模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

持续依靠土地财政很危险，不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最终会受到影响，而且对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没有什么益处。基于此，地方政府再靠土地融资的机制必须改变，基于土地财政之上的地方债务融资机制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变。

金融方面，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合理的债务融资，规模偏大的债务融资，会给企业带来过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现金流不足可能会让一家潜力很大的企业最终走向破产。即使不破产，债务问题也会很突出。如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规范，那么这样的债务负担就可能转移到政府身上。如果企业与企业关系不规范，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用社会没有形成，企业与企业之间就会债权债务关系混乱。企业间债权债务都不清，还能指望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企业普遍有活力吗？企业不强，金融机构又能强到哪里去？

一个经济体要健康发展，需要有活力的企业，需要有企业运行的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有配套的金融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不少企业的发展注入了资金，但是资本市场在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严重影响这一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发挥。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和内幕交易曾经让不少股民望而却步，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仅是梦想，就连本金也可能无法完全保住。

如果市场上的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市场活力得不到激发，那么金融机构即使短期看上去还光鲜，最终也逃不过“日子不好过”的命运。金融问题最终还得期盼财政解决方案。

所以，财政和金融需要各司其职。财政的任务需要社会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财政应助力，而不是替代，更不是为企业决策。商业金融机构从商业目标出发与财政密切合作，共同服务小微企业，当可收到较优效果。为了提供公共服务，PPP运作同样不能免除财政的责任，在许多时候仍然需要财政金融的有机合作，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仍然需要明确界定。财政金融机构同样需要强身健体。竞争充分下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有效运作，才可能让金融真正扮演好现代经济中的角色。健全财政体系，不是财政什么责任都要承担，也不是财政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而是要让财政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财政职责更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需要。保证财政的健康运行，才能在关键时候让财政承担其应承担的职责。

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稳增长作用，券商机构们也有自己的观点：

中信证券：通胀预期前提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配合以实现稳增长

中信证券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扩张时都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强相关关系得到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同，但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经常被忽视，实际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有滞后性。若稳增长完全靠放松货币则可能明显推升通胀，更好的方案是货币与财政政策配合。

国君宏观：货币和财政需要更加配合，切合点在适度“表内”扩张

国君宏观认为，我国政策框架思路比较清晰，货币方面，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对冲宏观审慎收紧；财政方面：“堵后门、开前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但在总量上仍然倾向积极。但政策意图明显受阻，关键是信用风险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路线，决定了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表外”的大扩张的老路不会走，即在财政方面，不会大搞平台隐形负债，在金融方面，不会对大搞影子银行无动于衷。

但货币和财政无疑需要更加配合，配合的切合点就是适度“表内”扩张：财政方面，通过中央财政和地方表内财政（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来支持消费——如养老、医疗、生态旅游、信息消费、新能源汽车消费——和重点基建工程项目。同时，货币方面，定向降准1-2次，银行表内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另外，政府也可能考虑新一轮地方融资平台债的置换，并辅以地方政府融资的全面监管文件出台来解决债务置换所引发的道德风险。

国君固收：政策相爱相杀，不确定性提升利好利率

国君固收在研报中称，央行和财政部“隔空喊话”，站在央行的角度，货币政策已经遇到瓶颈：货币政策宽松效果显著，但仍然不能解决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问题，定向宽松下民营经济仍然融资难，表内信贷独木难支，难以完全对冲非标、票据和债融的缺口。既然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求助于财政政策的转向。但财政政策也处于两难的局面。

国君固收表示，本次政策对冲将有不同以往的节奏，多重的目标之下，对冲政策更有可能是“相机抉择”而非“一步到位”。本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之际，目前经济下行的矛盾积累有限，综合多方面考量，财政发力也大概率集中在中央财政及其直接支持的重点项目层面。6月金融数据也显示，目前信贷独木难支，无法有效对冲债市、非标、票据的融资收缩。宽松而平稳的资金面下，政策信号只会影响节奏，不会改变长端利率下行的趋势。

邓海清：积极财政正道是“减税、减税、再减税！”

关于央行货币政策，海清FICC频道认为，在“严监管+紧信用+紧财政”的政策组合下，“信用紧缩”问题持续发酵，信用紧缩导致经济“失速风险”或已初见端倪，央行货币政策亟需采取“宽货币”进行合理对冲，且在2018年中国贸易顺差逐渐收窄的情况下，“持续性降准”是对冲外汇占款流动性的占优策略。同时，海清FICC频道认为，财政政策确实应当更加积极，但是应当采用“减税”而非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 此外，海清FICC频道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宽信用+宽财政+紧货币”稳增长的先例，“宽信用+宽财政”的货币政策搭配一定是“宽货币”。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操作空间确实更大

唐建伟认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各有侧重。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在：“促内需、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重目标间找到平衡，光靠财政或者货币政策任何一种政策都无法达成。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紧密配合，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推进力度。从政策操作空间而言，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调节空间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