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美国工薪阶层越关注的问题，企业制媒体兴趣就越小

【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由于会对社会政治产生重要影响而往往被视为一种公器，在西方国家因此也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但实际上，西方许多媒体往往为私人占有。而作为私有制企业的媒体往往会追求其“流量”，追求有娱乐无营养的快餐话题，刻意迎合用户的口味。另外，这些媒体也会因为自身利益设置议题，操纵舆论导向。

美国2016年大选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其出版的新书中，通过其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国企业制媒体在本国政治生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下文节选自桑德斯讲述2016年大选历程及政策主张的传记《我们的革命》。桑德斯在2016年11月15日，即大选投票结束后一周就出版了这本书，一年半后，中文版《我们的革命》也在国内出版，这也能让更多的国内民众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

A·J·雷伯林（A.J.Liebling）说过：“新闻自由只对拥有它的人才有保障。”如今，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这是对美国民主的直接威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媒体塑造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需要购买什么产品，利用媒体的覆盖面和宣传数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的”范围，什么是“可能的”范围。

我们不断看到电视上有关谋杀和暴行的报道，公司制媒体告诉我们犯罪和暴力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重要问题；当全天候报道超级碗时，公司制媒体在告诉我们橄榄球和全国橄榄球联盟值得重视。4300万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鲜有报道，每年因为没有医保看不起病而死亡的数千人无人问津，公司所有的媒体在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主要应该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媒体对于气候变化、贸易协定对经济的影响、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青年失业等重大危机的报道很少。工会领袖、环保人士、低收入积极分子，准备挑战企业意识形态的人，很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我们不仅要看媒体报道的内容以及范围，更重要的是看哪些东西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内容不是由上天决定而是人为选择，由常常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人决定。

每个严肃的总统竞选都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制定媒体策略，我们也不例外。虽然我的竞选团队主要集中在基层活动上，但我们也非常重视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的联系，而且通过这些媒介最好地向公众传达我们的想法。

在佛蒙特州担任市长、国会议员、参议员期间，我与当地媒体有诸多接触。我较频繁地举行佛蒙特新闻发布会，每周与记者进行多次电话交谈。我也做了一些我认为在国会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和老朋友、进步的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汤姆·哈特曼，多年来一直举办为时一小时的全国广播市民大会。前半个小时左右汤姆和我会聊聊目前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会回答来自全国各地听众的问题，这个节目很有意思，我相信听众也能收获很多信息。

然而，参与总统竞选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曝光度。竞选过程中，我每天都与数百名国家和地方记者进行交谈，仅仅只有几天空闲下来，没有和主流媒体进行互动。

这段经历给我的感受是，一般对工薪阶层来说越重要的问题，企业制媒体的兴趣就越小；对普通百姓意义不大的事情越是获得媒体关注；此外，受到前1％的人推动的问题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而工薪家庭代表所倡导的问题却没什么人问津。说实话，担任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多年，这不是我的新感受。

在我谈论媒体经历与竞选游说的关系之前，请允许我举例介绍媒体报道的性质，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发生在参议院的媒体报道。

2013年，国会许多人士要求削减社会保障。华尔街、企业游说者、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都错误地辩解说社会保障正在“破产”，正在增加赤字，称需要缩减社保。这些针对社会保障的攻击获得了大量媒体报道，慢慢成为“公认的智慧”。

当时，参议员谢尔顿·怀特豪斯和我一起合作反击。我们明白削减社会保障将是数百万老年人和残疾退伍军人的巨大灾难，他们原本就尽力依靠每年1.2万美元或1.3万美元生存。我们明白有办法保护和扩大社会保障福利而不伤害一些最脆弱的人群。

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聚集了一批代表数千万美国人强烈反对削减社保福利的组织，包括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几乎所有老年人团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所有主要退伍军人组织、代表1300多万工人的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美国最大的残疾人组织以及国家妇女组织（NOW）。

2013年1月31日，我们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从未与这么多代表社会各方超过5000万人的组织一起参与某件事。这些组织一齐向国会宣告“不能削减社会保障”，他们团结一心，表达了普通美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

整个事件几乎没有报道，置若罔闻。公司制媒体并不感兴趣，不足为奇。能够对工薪家庭产生巨大动荡的问题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司空见惯。

不用说，参与总统竞选改变了我的媒体形象。作为竞选的成功部分，我发现自己受到国家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我多次参与一些节目，比如《会见新闻界》《斯蒂芬诺普洛斯一周谈》《国情咨文》《面对国家》《福克斯周日新闻》。有几个周日，三四个节目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我也出现在几乎每个深夜节目中，有些不止去过一次。斯蒂芬·柯尔伯特经常邀请我去他的节目，我还去过吉米·坎摩尔、吉米·法伦、拉里·威尔摩和塞特·梅耶斯的节目，也回归了比尔·马赫的节目。

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周六夜现场》有了一个常规节目，那就是拉里·戴维对我的模仿，甚至比我更像我。如果想了解电视的影响力，请去看《周六夜现场》或者了解一下知名喜剧演员在节目上模仿你会有什么效果。曾有一段时间拉里比我受到的关注还多。

当我在纽约时，我经常出现在ABC、CBS和NBC的早间节目中。我还跟塔维斯·斯迈利和朱迪·伍德拉夫一起参与了几次PBS（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甚至在《视野乐园》与乔伊·比哈尔、琥碧·戈柏以及其他女士聊天，我还跟艾伦·德杰尼勒斯在她的节目上跳舞，向世界展示了我舞痴的一面。

我登上了《滚石》《时代》等一些杂志周刊的封面，让我的孩子们印象深刻。

如果你正式进行总统竞选，会得到很多的关注，我就是如此。在我宣布参选总统之前，估计只有不到15％的美国人知道我是谁。但是竞选结束后，或多或少全国人民都认识我。这是个好事，可见竞选指挥迈克尔·布雷格斯花了不少功夫和沟通时间。

但是也存在坏处。

就我的竞选团队与全国公司制媒体的关系而言，我们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原因有很多。

首先，竞选刚开始，权威“专家”认为我是一个“凑数”的候选人，不是真的想参与，没有机会赢。主流媒体不会花大量时间来报道他们认为无法取胜的候选人，这一点完全体现在我们被报道的频率和类型方面。在《纽约时报》中，我的竞选宣言上了第19页，此外全国新闻网络没多少报道。

第二，大型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媒体并不都对打击企业的想法惺惺相惜。我刚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就挑战经济、政治和媒体机构，可能不是迎合报道机构的好方法。改革不如人意的贸易政策、实施单一付款人制的全民医疗保险、气候变化以及累进税收改革等都是我在竞选期间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富人和强权的挑战，不是企业媒体喜爱的主题。

第三，如今媒体报道的特性，特别是电视媒体，大多都从自己决定的“当天问题”出发，进行简短报道。他们决定哪些问题很重要，然后我们做出简短回应。虽然我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但对我来说实属不易，也玩不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很难在20秒内对当天问题做出回应。

第四，美国的竞选中，对国家面临的问题缺少认真分析，不善于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的弱势，也绝对不是主流媒体的出发点。

对于企业媒体来说，美国人民真正面临的问题无关紧要，如贫困、中产阶级衰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贸易、医疗保健、气候变化等。对他们而言，政治主要是娱乐。在播放时间有一个受欢迎的节目叫做《马戏团》，不是讲小丑、杂技、表演动物，而正是关于政治竞选。除了明显例外情况，记者们接受训练之后，将竞选类比为一场游戏、棒球比赛、肥皂剧或其他冲突。

打开CNN或其他政治报道网络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报道内容都是关于个人性格、八卦、竞选策略、丑闻、冲突、民意调查和输赢、筹款、竞选游说波动，以及候选人可能说的或做的蠢事。政治报道就是一部竞选游说的戏剧，跟美国人民的真正需求关系不大，和候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相关。多数报道都集中在候选人身上，很少涉及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危机。

根据舒思深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对2016年初选的研究，只有11％的报道关注候选人的政策立场、领导能力和职业历史。我认为这个比例仍然偏高。

“政治即娱乐”的方式对于经验丰富的唐纳德·特朗普等人来说非常奏效。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初选，利用自己的“推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赢得了大量媒体报道。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特朗普获得的广播电视网络夜间新闻曝光度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的十倍。对于企业媒体来说，指名道姓和人身攻击更容易报道，也更喜欢报道。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这类竞选团队来说效果一般，因为我们决心把重点放在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和解决方案上。我在集会上发表的很多演讲都在一个小时甚至以上，并且关注实质性问题。此外，我的不利地位还表现在我从未进行一些个人政治攻击。在我的整个国会政治生涯中，我从未进行负面宣传。并不是我“假正经”，只是从来不觉得竞选过程应该花大部分时间告诉选民们我的对手有多么可怕，多么糟糕。当然，我们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对手有何差异，但据我的经验，选民们更愿意听到你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分析，以及你认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今的媒体报道使得这种类型的竞选举步维艰，问题十分严重。

我早就意识到这个现实。当我还在考虑是否参选的时候，我和一位非常杰出的全国报社作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我一再强调想谈谈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我提出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我们45分钟访谈的主要内容。记者好像对我的言论很感兴趣，我自认为我们之间的对话很顺利。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问道：“哦，顺便说一句，希拉里·克林顿说……您怎么看？”我就这样上钩了。不用说，这一分钟的回答成了他报道的主要部分。而且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上演。

在CNN的一档节目中，主持人明显很生气，因为我选择不回应她的问题，不对国务卿希拉里进行人身攻击。她认为我没有成为真正候选人的“锋芒”，我不够尖锐。分析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好像还不够好。

实际上，有些人挑剔我太过遵循“中心思想”，花费太多时间讨论真正的问题，很无聊，不符合现代竞选的规律。种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是，我得到的报道远远低于其他候选人。

2015年12月11日，媒体监察网“美国媒体事务”的一篇博客中，作者埃里克·博埃勒（Eric Boehlert）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ABC《今夜世界新闻》对今年伯尼·桑德斯竞选的报道不足一分钟，这个比例是否太不正常？ABC《今夜世界新闻》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报道时长竟高达81分钟。伯尼·桑德斯的报道即使说有一分钟也算夸张，因为实际时长大约只有20秒。

博埃勒继续写道：

今年媒体报道的极端性不仅出现在ABC新闻。广播电视网络新闻都过度报道特朗普，他获得20%—30％的初选投票人支持，同时对桑德斯的报道太少，虽然他也吸引了20%—30％的初选选民支持（桑德斯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候选人缺乏报道）。

显然，特朗普是共和党的领跑人，比起民主党排名第二的桑德斯显然更能够引起重视。但是，廷德尔报告显示特朗普的广播电视网络总报道时长为234分钟，而桑德斯只有10分钟，这是什么意思？

在文章中，他也讲道：

· 特朗普获得的广播电视网络报道比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总和还多。

· 特朗普在今年所有的竞选报道中占27％。

· 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获得56分钟的报道，接下来是本·卡森的54分钟和马可·卢比奥的22分钟。

他继续道：

注意到布什的数据了吗？他获得了56分钟的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报道，远远超过桑德斯，尽管他目前在共和党人民意投票中排名第五。跟桑德斯的10分钟相比，知道谁还获得了56分钟报道吗？那就是乔·拜登以及他不参选的决定。

博埃勒总结说：

仔细研究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趋势的观察家也许会认为，鉴于广播电视网络旗舰新闻节目最近已经淡出政治报道以及一般的硬新闻，桑德斯获得不到一分钟的报道不足为奇。

再看看ABC的数据：

今年总共有261分钟用于竞选报道，针对桑德斯的不到一分钟。究竟为什么？

所以，就算桑德斯今年几乎没有获得《今夜世界新闻》的报道是因为该节目减少了竞选报道，那么他被ABC整体忽视就是有意为之。

《国家》杂志的知名新闻工作者约翰·尼古拉斯在2016年3月10日的文章中写道：

民主党“竞选严肃”，3月8日桑德斯在密歇根州冷门取胜，候选人就谁能够更好地代表基层激进分子的进步理想展开激烈辩论，打开关于平等、有缺陷的贸易政策、大规模监禁、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某性格叛逆的候选人对前国务卿提出激烈的民粹主义挑战，得到了党内领导和主要选民的大力支持，但是吸引的投票却不如共和党的竞选人，即使共和党的候选人在争论他们……手的大小？

任何了解现代媒体如何叙事而不是简单报道的人都知道答案。截至2月底，电视网络对特朗普和前两位对手（卢比奥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之间的你争我夺的报道是希拉里和桑德斯的竞争报道的两倍。

对桑德斯尤其不公平，他对拥有大量媒体资源的亿万富翁阶层提出的挑战被驳回、被忽视，即使他的民意调查数字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