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眼中的深圳和上海“双城记”
上海与深圳是年轻的“双子星”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这句话为西安、北京、上海这三座城市作了准确的定位。
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在参观林肯中学时对美国学生也如是说：“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
最近，有人添了一句：“看四十年的中国去深圳。”
在当今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中，上海与深圳既是年轻的“双子星”，又是两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中国的两大证券所就在上海与深圳，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是测量中国经济“血压”所显示的重要数据。
正因为这样，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路的时候，我把上海与深圳作为“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
上海与深圳，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城市。
久居上海。上海是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城市。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从此我生活、工作、成家、扎根在上海，融入了这座东方大都市，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上海的最初15年，住在长长的弄堂里，门前是弹硌路，对门是茶馆，矗立着烧煤的老虎灶。我坐在小小阁楼的老虎窗下看书，茶客聊天声、评弹演唱声、炉工铲煤声，声声入耳。我的邻居们，大都是大中华橡胶厂的工人，我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且学会用“阿拉上海话”交谈。此后，我搬进新公房，左邻右舍也都是普普通通上海人。丰富多彩的弄堂百貌，无形之中烙进我的脑海……
我在电影厂担任编导，采访了上百家上海工厂，走遍上海各个角落。半个多世纪的上海生活积累，促使我为这座城市写了135万字的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也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历程的50万字的《红色的起点》，还写了被人称为“上海帮”的216万字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采访，创作《红色的起点》（1989年7月）
深圳，我可以用“看着它长大”这句“老人言”来形容。记得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我就前往采访。当时深圳火车站尚在建设之中。我写了十篇总题为《深圳掠影》的报道，即《来到“南大门”》《南方明珠》《一条小街 两个世界》《维他纯牛奶》《富起来的渔民》《垦荒的“牛”》《访问度假村》《漫步超级市场》《“文化绿洲”》《特区的人》，自1982年10月3日至12日连载于上海《新民晚报》。
后来，我又专程前往深圳，在著名的赛格集团住了半个月。深圳158家电子企业，优化组合形成赛格电子集团。我在那里采访有着“马旋风”之称的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马福元。他原本是“京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电子计算机局局长，成了深圳的“垦荒牛”。我为赛格集团及其“老总”马福元写了报告文学。
此后我一次次来到深圳，即便是去香港途经深圳，也要在深圳走一走，看一看。深圳的飞速发展令我眼花缭乱。2017年5月我到深圳出席文博会，住在华强北，重回那里的赛格集团，发现当年相当荒僻、只有赛格一家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中国电子第一街……
我以比较的目光，写下改革开放路上的“双城”——上海与深圳。
腾飞的起点：两度“五口”开放
上海与深圳的起点相同，最初都是从小渔村起步，都是傍水之乡。
上海简称沪。所谓沪，是一种捕鱼的工具，亦即一排用绳编结的竹栅，插在河中，以拦捕鱼蟹，最初称“扈”，后来演变为“滬”，亦即沪。
深圳的“圳”，意为“土”旁之“川”，亦即田野中的水沟。由于小渔村旁的水沟特别深，得名深圳。
上海与深圳的腾飞，得益于对外开放。上海的对外开放是被动的，深圳的对外开放是主动的。
上海被迫对外开放，是因为1840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1842年不得不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翌年，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口”对外开放。也就是说，英国是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在“五口”之中，当时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县城。
然而在“五口”之中，上海的地理位置最优越，即通江达海，腹地广阔。所谓“通江”，指上海是长江的“龙头”，而“达海”是指上海面对东海，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海轮北可以去韩国、日本，南可以去南洋，距离适中。至于腹地广阔，则指江苏与浙江是上海的两翼，而江、浙两省乃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
正因为上海具备这样的优越地理条件，所以大批“冒险家”闯荡上海，投资上海，在上海建立租界，把西方先进的科技带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运输、贸易、金融、工业中心，后来居上，迅速成为“五口”之首。文学名著《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就是上海开埠、兴起的生动写照。在20世纪初，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外滩矗立起一幢幢欧式大楼，就是上海成为中西交融城市的象征。
众多的外资银行在上海外滩吹响“集结号”……就这样，上海外滩成了外资统治下的中国金融中枢，成了“东方华尔街”。
从外滩往北，过了外白渡桥，那里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工厂林立，大批纺织、造船、发电、钢铁、化工厂云集。当年中国工业的老大——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也落户上海。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正因为这样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产业工人，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诞生。
江南制造总局
上海还形成了海派文化风格。
上海开埠早，租界成了上海地域中的“外国”。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上海，西式建筑在上海比比皆是。曾有过这样的统计，在中国的城市人口中，懂英语最多的是上海人。咖啡是舶来品。中国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也是上海。上海领导着中国的服装新潮。上海人典雅，高雅。上海的服装向来以一个“雅”字饮誉中国，使外地的大红大绿服装显得“土”，显得“俗”，相形见绌。上海还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具有广泛的影响。上海的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小资”情调，形成海派文学风格。
当上海已经是大红大紫的新兴东方大都市的时候，深圳还只是边陲小镇而已。只有两条半街，街道两旁大都是旧式平房，一座五层的旅馆成了全镇的最高建筑。那时候的深圳的“三件宝”是苍蝇、蚊子和沙井蚝。
改变深圳命运的是在整整40年前——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深圳（图/视觉中国）
真是历史的巧合，1842年中国“五口”被迫开放，而这一回中国主动开放，经济特区也是“五口”（加上后来成立的海南经济特区）。在1842年开放的“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之中，上海最弱最小，一跃居“五口”之首，成为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五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之中，深圳最弱最小，一跃居“五口”之首，成为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成为“五口”之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深圳的迅速崛起，其地理位置除了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其得天独厚的最大优势是南面与香港相邻，只一河之隔（深圳河）。
往日，深圳与香港之间被重重藩篱所阻隔，以邻为壑，咫尺成天涯。一旦拆除深沟壁垒，敞开大门，香港雄厚的资本、优秀的人才、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涌入深圳，使深圳一下子“兴奋”起来。深圳把香港作为改革开放的参照系，高度重视学习香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做法，大胆吸收和借鉴。深圳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从1980年至2016年，扣除物价因素，深圳GDP年增速平均达22.6%。
深圳大步流星追赶上海，追赶香港。2016年深圳GDP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又一个跃入“２万亿元”量级的中国大城市。深圳的GDP超过了香港，震撼了香港！
英国《经济学人》在“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城市”榜单上，深圳名列第二。还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叶永烈为创作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多次在上海外滩采访（2015年7月19日）
“总设计师”对“双城”的决策
在深圳，我深切感到深圳人民对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感恩与怀念之情。
每一回来深圳，我总会来到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园东南口，那里矗立着邓小平巨幅画像。我在那里与邓小平“合影”。在中国的城市里，在市中心矗立邓小平的永久性巨幅画像，深圳是唯一的。
在深圳的莲花山巅，高达6米的邓小平铜像，也是中国第一座经中央批准建立的邓小平纪念铜像。铜像所塑造的正在健步向前的邓小平形象，表现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风貌丰采。
深圳人民对邓小平怀着浓浓的爱戴之情，因为是邓小平亲手打开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大门。
邓小平铜像背面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一言九鼎，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发展和经验，使深圳从此快马加鞭。
莲花山上的邓小平铜像
此后，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度视察深圳，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1月31日，邓小平乘坐专列从深圳抵达上海，他不断把深圳的成功经验与上海加以对比。
两年前，1990年4月，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央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2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听取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报时，说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但让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了。现在浦东的开发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
邓小平明确地要求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邓小平还要求上海向广东学习，向深圳学习：“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邓小平关注着改革开放中的上海与深圳这“双城”，强调“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
“总设计师”的话，重若千钧。上海市的领导人紧紧抓住“总设计师”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王牌”的改革开放，要与深圳一起成为“标兵”。
于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句话，成了挂在上海市领导人嘴边的话，成了三天两头在上海报纸上出现的大字标题。上海人借助“总设计师”的决策，在经济上求大发展。上海毕竟是上海，确实是“王牌”，工业雄厚，科技发达，人才济济，信息灵通，所以上海“一年一个样”，其发展速度及后劲是非常惊人的。
上海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外滩对岸的浦东陆家嘴。当年我曾经一次次乘坐渡轮，从外滩横渡黄浦江，来到陆家嘴。那里除了低矮、破旧的农村小屋，便是成片的农田。与外滩那23幢百年欧式老建筑相比，那里是乡下，是“下只角”。
自从浦东大开发以来，一座又一座大桥飞架于黄浦江上，陆家嘴崛起的高楼像筷子笼里的筷子一般密集。这些高楼都是新建的，跟浑身裹着花岗岩外墙的外滩大楼截然不同，浦东大楼浑身裹着亮闪闪的玻璃幕墙。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632米高的上海中心，三足鼎立，成为陆家嘴的地标，上海人称之为陆家嘴的“三炷高香”。
上海（图/视觉中国）
在美国，只有纽约曼哈顿密集的高楼大厦，才能够跟上海浦东陆家嘴相比美。陆家嘴成了“东方曼哈顿”。与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式的天际线不同，陆家嘴是直插碧空的现代化的天际线。600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7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陆家嘴。这里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交通银行总部、上海银行总部、上海农商银行总部，也有外资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恒生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钻石交易所等等。
当大批外资企业涌进陆家嘴的时候，对岸的外滩百年大楼也在悄然发生巨变。当年，红旗在外滩飘扬，大批银行关闭，许多银行大楼易主。诸如上海市人民政府等占据了外滩大楼。1993年12月，上海外滩成立了史无前例的“房屋置换公司”。所谓“置换”，就是把外滩大楼中非金融机构“换”出去，把金融机构“换”进来。这又叫“清巢引凤”。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被从外滩大楼中“换”了出去。外滩欧式大楼与陆家嘴摩天大楼银行云集，“BANK”招牌比比皆是。上海外滩与陆家嘴联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华尔街。
陆家嘴是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缩影。上海毕竟是拥有24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大批科技人才，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拥有众多的大专院校，更拥有百年中西交融的历史，所以上海经“总设计师”点拨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之下，迸发出的能量是无可估量的。尽管“浦东开发是晚了”，比深圳晚了十多年，但是上海急起直追，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迅跑，与深圳双双成了“标兵”。
叶永烈在上海外滩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2011年3月27日）
你追我赶 各有特色
上海虽说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毕竟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写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的时候，追溯“冒险家”们生活的年代，可以写到外滩2号的英国总会，写到南京路上的华懋饭店、沙逊大厦、国际饭店，写到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也写到上海典型民居石库门房子，算是有一点历史感。
我来到深圳，发觉深圳是一座没有古迹、没有名胜，也没有旧房的城市。深圳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一座新城。深圳人以“大手笔”的气魄，建造大型乐园，成为深圳的“人造名胜”。我记得，一次次到深圳，每一次都有大型新景点“冒”出来:
先是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这是展现全国56个民族生活的大型乐园；
接着，过了些日子，又参观了刚落成的“锦绣中华”──这里微缩着中华大地的最著名的名胜，游览这里如同周游全国；
然后，我游历了“世界之窗”──这里微缩着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名胜，游览这里如同周游世界。
这些人造景观，规模一个比一个大。据当地朋友告知，深圳采取“滚动开发”，即先造一个游乐园，赚了钱，造第二个。再赚了钱，造第三个。那天，我在“世界之窗”参加晚会，环顾四周，偌大的广场，座无虚席，足见深圳游人之众。这样次第推进，逐步建设，“新名胜”吸引了无数游客。
上海与深圳这“双城”，上海开埠早，最初处于领跑的地位。深圳崛起之后，开始跟跑。深圳大步流星，从跟跑到与上海并跑。上海在开发浦东之后，开始加速跑。这时，深圳紧跟紧追，大有后生可畏之势。深圳弯道超车，正在瞄准上海，夺取领跑的地位……
上海与深圳这“双城”，互有优势。
从人口比较——
2016年拥有1190.84万常住人口，而198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只有33.3万。也就是说，在36年间深圳常住人口猛增了1000多万。这1000多万人来自四面八方，充分表明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
深圳与香港紧相邻。香港人讲粤语，在那里我一开口讲普通话，人家就知道是外地人。在深圳，却没有这种感觉，普通话是深圳的“通用语”。这是因为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深圳是广东省的省辖市，这里并不流行粤语。在深圳，你是移民，我也是移民，彼此平等、友好地相处。
我曾经给《深圳青年》写过许多文章，到了深圳见了面，方知副主编许劲松是一位在新疆乌鲁木齐长大的小姐，到南大门深圳来“闯天下”。她手下的编辑小缪，是我的责任编辑，一打听，她是东北沈阳的小姐。我问这位北国姑娘在深圳生活是否习惯，她说她如今回沈阳倒反而不习惯了。《深圳青年》杂志就是由这么几位生龙活虎、来自各地的年轻人所办，发行量大，而且居然还盖起了一幢很有气派的“深圳青年大厦”。这家杂志其实是生气勃勃的深圳的缩影。
上海虽然也有许多移民，但是开埠以来形成了以上海本地人以及江、浙两省人为基本人口，形成相对稳定的人口。上海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上海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深圳。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深圳以年轻人居多，不像上海人口老龄化正日趋明显。年轻人朝气蓬勃，使深圳充满活力。有人说，“外地人到上海是为了打工，而到了深圳则为了创业”，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从经济角度来看——
上海已经是很成熟的城市，是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业名城、交通枢纽、外贸窗口。上海经济总量居深圳之上。尤其是上海有江浙两翼，形成长三角经济区，腹地辽阔，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长期以来，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
深圳则是从“一穷二白”起步。1980年深圳常住人口33.3万，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人民币。然而深圳在改革开放的路上飞速前进。从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深圳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GDP增长了3000多倍！
在2017年，上海的GDP跨过3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而深圳GDP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
上海的人口是深圳的两倍多。按照人均GDP计算，早在2015年，深圳就已经是上海的1.5倍以上。上海到2020年的人均GDP目标是15万元人民币，而深圳2015年的人均GDP已达到15.8万元人民币。
上海的面积是深圳的三倍多。按照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深圳多年来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样远超上海。
上海与深圳的经济所有制结构明显不同：上海是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民企“四马分肥”，各占四分之一。深圳却是民营企业的天下，占90%以上。深圳有35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其中有130家以上境外上市，超过上海。民营企业充满活力，成为推动深圳经济向前的主要推力。
在深圳的民营企业中，涌现了诸多名牌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万科、大疆、比亚迪等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8000家。科技进步对深圳GDP的贡献率达60%。科技创新，使深圳有了持续发展的底气。
上海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深圳赛格大厦（叶永烈摄于2017年5月）
深圳城标——邓小平画像（叶永烈摄于深圳，2018年5月）
深圳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据统计，到2020年，上海的目标是万人发明专利达到40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5%，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深圳到2020年这三方面的目标分别是：64件，4.25%和42%。
深圳罗湖拟建中国第一高楼，高达739米，将超过632米高的上海中心。这是雄心勃勃的深圳打算超越上海的一个象征。但是上海也在深化改革开放，也在迅猛发展，“新秀”深圳能否超越“王牌”上海，还是一场没有结论的竞赛。
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考察，在莲花山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时说：“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
上海与深圳这“双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双标兵”，不断有新开拓，不断上新水平。
（ 原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