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谁要“分裂”欧盟？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7月5日至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式访问保加利亚，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
李克强结束访问保加利亚，保总理鲍里索夫到机场送行，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六年来，“16+1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北京反复强调与东欧国家的合作并非要分裂欧洲，但依然不能完全止息欧盟内一些人的猜忌，“中国分裂欧盟”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
无独有偶：不久前，普京连任总统后访问奥地利，德国《明镜》周刊为此发表文章，标题是《维也纳来了位沙皇》。普京在访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声明“俄罗斯并无分化欧盟的企图”。
这究竟是欧盟有人神经过敏？还是媒体刻意炒作？还是有人真想肢解欧盟？先不说哪种说法靠谱，哪些说法夸张，“分裂说”的确常见诸于欧洲媒体各端，也常出自此间政客的口中。
都有谁上过分裂欧盟的“黑名单”？
笔者稍花时间，把“分裂欧盟”的外文字输入电脑，搜索结果好长好长，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下面摘录过去几年中曾出现过的相关报道，以飨看官：
2018年6月1日，卢森堡外长埃索伯恩（Jean Asselborn）在柏林社民党党代会上表示，特朗普力图通过增加关税来分裂欧盟。
2018年5月23日，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发表著名经济学家辛（Hans-Werner Sinn）的文章，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改计划”很危险，有分裂欧盟的嫌疑。
2018年4月3日，德国《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就颇具争议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二号线（Nord Stream 2）问题发表文章，题目是：20万个管道正在分裂欧洲。
2017年8月30日，时任德国外长的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呼吁欧洲人警惕中国分化欧盟的企图。
2017年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G20汉堡峰会之前访问波兰。德国《世界报》（die Welt）撰文分析特朗普分裂欧洲的企图。
2017年3月12日，布鲁塞尔的“独立欧盟”博客（der unabhäniger EU – blog aus brüssel）就土耳其政治家在欧盟各国内出席各种集会宣传宪改一事评论道：“埃尔多安如何分裂欧盟”。
2017年2月2日，俄罗斯总统访问匈牙利。在欧美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欧尔班（Viktor Orbán）与普京的密切关系受到质疑。德国《南德意志报》（SZ）发表文章，标题是《两个有可能分裂欧盟的男人》
2016年9月21日，“compact在线”就北大西洋两岸自贸区项目发表文章，题目是：“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欧盟加拿大广泛经贸协定（CETA）分裂欧洲：许多国家出现抗议和抵制”。
2016年9月14日，卢森堡外长埃索伯恩发表的“应该把匈牙利开除出欧盟”的言论引起欧洲政坛的强烈反弹。联邦德国报（bundesdeutsche Zeitung）发文，标题为：“匈牙利：欧盟部长埃索伯恩在分裂欧盟”。
2016年5月4日，德意志电台（Deutschlandfunk）做了一台关于伊斯兰问题的讨论节目，题目是“民族认同性正在分裂欧洲”。
2015年7月13日，希腊金融危机正酣，德国财政部一个“有辱雅典”的内部文件流出，引起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关注。政治网刊“Telepolis”撰文，标题是《安吉拉·默克尔要分裂欧盟？》
2015年1月30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欧盟财政紧缩政策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向东方寻求资金援助。此间媒体开始指责普京想利用希腊新政府的窘境，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分化欧盟。
2014年1月29日，难民潮已出现端倪，欧盟还没正视此问题。为此，独立媒体“Cicero”发表文章，警告经济难民可能分裂欧盟。
……
这么看，西方媒体起码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当“公正”的，基本上是“人人有份，事事有份”： “黑名单”上不仅有国家和领导人（俄罗斯、普京、特朗普、中国、埃尔多安、埃索伯恩、欧尔班、默克尔），还包括国际协议（TTIP、CETA）和人群（经济难民）、甚至连输油管道（nord stream II）都在其中。
归纳起来，“分裂说”大概有以下几个指向：
1）普京与欧盟个别国家以及某些政治势力，特别是民粹和右翼（奇怪吧？）建立和保持密切关系，试图以此改变和影响欧盟对俄政策（主要指制裁这方面）。
2）美国利用“新欧洲”（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的传统恐惧和反感，通过北约对其提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绑架并影响了欧盟的对俄决策。
3）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与中东欧诸国对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欧盟内部的政经决策；中国的企业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企业并购，也让欧盟开始担忧紧张起来。
4）在欧洲已经扎根的伊斯兰以及以穆斯林为主的大批难民、宗教原教旨主义现象和恐怖袭击，让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感到不安和恐惧。
5）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南北“穷富”之争和东西“新旧”互怼）因发展阶段和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一体化方略和大型经济项目上的立场分歧而出现的嫌隙。
笔者在归纳这些不同“指向”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以上五点中，绝大部分被视作“分裂”和“分化”的图谋似乎都是来自外力，但纵观欧盟历史，真正危及欧盟的危机，绝大部分都与内部因素有关。
究竟谁在分裂/分化欧盟？
今天的“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到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G），到1967年之后的“欧洲各共同体”（ EC），最终于1993年统合为“欧盟“——共经历了六十多年的结构沿革。
欧盟各成员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嫉妒、私利、猜忌和质疑。实际上，欧盟不仅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而且也已经历了分裂的痛苦。以下事件可以作证这点：
法国的“缺席”抵制政策：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第一届主席、德籍政治家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建议，用共同体所有内部关税的收入来取代各成员国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缴纳的会费；在共同农业政策方面，从1966年1月1日开始不再实行“全票通过制”，而是“多数通过制”。
哈尔斯坦，图片来源：wiki
农业对法国至关重要，巴黎认为哈尔斯坦的改革直接“威胁”到了其核心利益，因而坚决反对。1965年6月29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不顾哈尔斯坦已答应修改计划而单方面宣布谈判失败，并离开共同体部长理事会达半年之久（即所谓的“缺席”），导致共同体决策机制瘫痪，史称第一次严重的欧共体“宪政危机” 。
德姆维尔，图片来源：wiki
欧共体“硬化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军备竞赛、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过于慷慨，加上欧共体各成员国各自为阵，不愿进一步把本国权力交给布鲁塞尔，致使欧共体患上所谓的“欧洲硬化症” （Eurosklerose）。
其中，联盟内一直执行的农业援助政策最为荒唐，即，生产越多，得到的补助越多。拿奶农做例子：为了从共同体获得更多的补助，奶农不断增产，最后鲜奶成海，奶酪成山。直到生产过剩在八十年代中期导致金融危机，共同体才开始改变农业政策，实行按额度的“定量生产”。
伦敦从一开始便视这种农业“补贴”为眼中钉，认为对其极不公平。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为此与布鲁塞尔争执多年，1984年，她喊出“把钱还给我”（I want my money back）的口号，为英国讨回了所谓的“英国退款”（UK rebate）。
“欧洲硬化症”贯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共同体相当艰难的一段历史。
欧洲宪法在公投中被否决
2004年10月，旨在取代此前所有基础性文件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宪法的《欧洲宪法条约》在欧盟罗马峰会上正式签署。各成员国若通过，“欧洲宪法”本应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不料却被法国、荷兰等国的公投否决。就这样，这个迈向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历史性文件“出师未捷身先死”。
否决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这个未来“欧洲合众国”的宪法字数（16万字）相比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字数（4600）太冗长；也有人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非民选产生因而不具代表性；还有人认为欧盟还不是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国体故而反对冠以“欧洲宪法”这个标题；左派则批评该宪法缺乏社会准绳（如“自由竞争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中不含“社会”成分）；自由派则指责该宪法未能克服欧盟的民主短板；也有声音干脆不接受“欧洲超级国家”这个模式；还有人反对宪法促进欧洲军事化；保守阵营则认为宪法未强调基督教精神传统等。
“欧洲宪法”的夭折可以被称为欧洲宪政的第二次重大危机，从此以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希腊债务危机
自2009年末开始，因为希腊国债水平增长强劲，投资者纷纷关注希腊的偿还能力，债务危机由此初显端倪。
根据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区成员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刚刚入盟的希腊知道自己离这两个硬指标相距甚远，于是求助于美国高盛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高盛为其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据说是用于购买坦克或歼击机），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标准，说白了就是造假作弊，蒙混过关。
欧元区统计部门和成员国财长们获悉后虽然担心，但也无法对希腊采取什么制裁措施，因为法德这两个欧元区重要国家当时自己就违规，也很不情愿达标。应该说，在吸收希腊加入欧盟和欧元区问题上，经济规律和务实理性始终败在政治投机和地缘考量手下。
到最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欧元区自食其果。默克尔不得不决定通过大量注入资金来拯救奄奄一息的希腊金融和经济。
难民危机
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2015/16年难民危机原因的另一种解释：德国不莱梅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努夫（Philip Manow）认为，默克尔当时不顾有关法律打开国门开放边界，并非出于人道精神。
当时，经济低迷之中的希腊遇到难民潮的冲击，已失去了逃离此劫的能力。希腊如果崩盘，此前默克尔力主救援这个爱琴海之国的所有资金将一去不复还。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默克尔才仓促做出了令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开门”决定，以此舒缓希腊的难民压力。不然，希腊破产之时，也就是默克尔政治生涯的终结之日。
马努夫教授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当时难民潮时出现的种种迹象：德国内部协调相当糟糕，联邦与各州，各州与城市之间只是在匆匆应对，措施的临时性应急性很强；欧盟内部根本就没有就分配难民达成一致，实际上，这个状态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改观，并一直影响着德国的内政和欧盟一体化进程。
英国脱欧
2016年夏天的那场公投，使英国重新走上“光荣孤独”的老路。微弱的多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走向，给英吉利海峡两岸带来了不可预测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至于那场公投产生的原因，除了时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本人的政治算计外，欧盟结构不完善、德法分量过重、难民潮、英国社保系统受欧盟人员流通的压力等因素都曾对英国公民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英国经济的整体状态要略强于欧盟，英国人担心自己的发展被欧陆拖后腿。这也符合英国在对欧陆关系中的一贯表现：自己不好的时候，拼命靠近联盟（在自己被称为“欧洲病夫”时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可加入后又嚷嚷着要离开（历史上曾举行过两次脱欧公投）。
欧盟作为一个“化零为整”的政治试验，说其“前无古人”毫不为过，至于是否也“后无来者”目前还不好说。不管怎样，它凝聚了几代精英们的集体智慧，许多设想考虑周详长远，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肯定，欧洲的“分裂”危机几乎无一例外地源于自身，而非外部。
中国没有“分裂”欧洲的动机
欧盟指责最多的所谓“外来分裂势力”主要指中美俄三国。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三国是否具有“分裂”的动机和能力。
俄罗斯：
冷战结束后，其战略空间在欧盟和北约的双重压力下大幅收缩。“收复”克里米亚可谓普京无奈中的背水一战，为西方画下了一道“红线”。客观说，一个趋弱的欧盟对莫斯科阻止西方的进逼和恢复“战略纵深”应该是有利的。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主要靠出口能源来支撑，而能源生意多为大宗买卖，与一个个欧洲国家单独谈，既耗时又复杂，而与欧盟这样的规模或多国集团谈应该更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普京有政治上“分化”欧盟的动机（赢得更大的影响力，缓解制裁压力），却无“分裂”欧盟的目标（对经济和贸易并无好处）。再说，即便莫斯科想分裂欧盟，单凭其一己之力，恐怕也实现不了。
美国：
北大西洋联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原先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不再成为威胁后，这个联盟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质疑。
在他们眼里，欧盟和欧元的诞生，说好听点是欧洲盟友想与他们平起平坐，说得难听点就是“昔日的徒弟如今自己要当师傅”。因此，华盛顿对欧洲的态度从信任转为疑惑，又从疑惑变为猜忌，现在干脆“同床异梦”“面和心不和”。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国对任何有做大趋势的势力都会非常警惕。站在特朗普的角度，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欧盟无论作为战略对手还是贸易伙伴都有百害而无一益，所以，他发自内心希望欧盟是盘散沙。的确，欧盟如果散伙，与美国较量时将永远处于下风。
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种种动作（贬低北约、逼盟友增加军费、拉拢中东欧国家、挑唆法国脱欧单干、征收关税等）看，他对欧盟的“质疑”不再局限在口头，而已成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
所以，美国不仅有“分裂”欧盟的动机，而且还是唯一有能力做到这点的国家。
中国：
崛起中的中国，即便很低调，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挤压。中国虽然已经相对强大，但依然处在发展阶段中，因此，树敌绝对不可能是它的本意。
从均势角度看，中国乐见一个多极的世界。俄罗斯、欧盟的强大，能更好地牵制和分散美国的精力和注意力，而欧洲只有在团结和一体的情况下才有望成为这样一支力量。因此，中国不可能希望欧盟分裂。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为了打通欧亚通商的脉络。如果把新的“丝绸之路”比作一座大桥，那欧盟和中国就是河两端的“桥头堡”，缺一不可。因此，欧盟若分裂，桥头堡何存？对中国又有何益？
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曾表示：北京若希望欧盟尊重“一个中国”，那它也应该尊重“一个欧盟”。他这话反映了欧盟对北京的猜忌和抵触，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和中国通过“16+1”这个平台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有关。
对于欧盟的这份“超级敏感”，笔者虽然可以理解，但不能认同。
之所以“能理解”，因为欧盟虽为“联盟”却未真正成“一体”，仍处于成员国各自为阵的“分治”状态中（有点类似 “军阀割据” 时候的中国）。当面对强大对手时，结构松散的欧盟自然会觉得底气不足，在客观上已将自己视为“弱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敏感反应，过度解读，夸张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所以“不认同”，因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加布里尔所代表的那种观点既欠缺客观性，亦没有逻辑性。中国既无分裂欧盟的动机，亦无分裂欧盟的能力。
再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从客观上只会帮助缩小“新旧”欧洲之间的发展差距，对欧盟的一体化有百益而无一害。
结语
欧盟现在亟需跨越的是以下两个“鸿沟”：1）南北欧之间的“穷富”差别；2）东西欧之间的“新旧”之争。
欧盟当前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1）摆脱美国必须经历的“断奶”之痛；2）内部利益分散而导致难以形成“凝聚力”；3）极端和民粹势力的迅速崛起，对建制派形成巨大压力。
还有一个“怪圈”也不可小觑：精英阶层认识到欧洲若要生存必须联合（united），普通百姓却认为只有维护本国利益才是真。这会导致相悖而行的社会发展趋势，后果令人担忧。
在这样的处境下，政要们散布各种“分裂说”其实是在对严峻复杂的现实做庸俗化的解释。从中反映出来的“短视”和“昏愦”不得不让人替欧盟的未来捏把汗。
殖民时代、工业时代、冷战时代，“西方模式”席卷全球，势如破竹。那时，欧美从不认为自己的模式是在威胁和碾压其他发展模式，而是坚信自己在播撒文明的种子。
的确，制度的胜负要靠竞争，而竞争在很多时候未必就有客观公正的裁判。
如果西方具有制度自信，为何又要把自身危机的原因推到别人身上呢？这种做法表现出来的恐怕不是民主，而是傲慢；更不是制度自信，而是制度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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