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足球是圆的”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6月27日，德国国足不仅首次在“世界杯”的小组赛中遭淘汰，而且还以0比2败于并非一流球队的韩国。因此，对德国人而言，这次败得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还饱含羞辱。
德国队出局后，有关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譬如，缺乏“志在必夺”的精神和意志、内部不团结、缺乏领军人物、战术有缺陷、国足过度商业化、教练才思枯竭等。
中国人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冠军魔咒”既然已被多次应验，德国队难以独善其身也不足为奇，但关键要看如何面对和反省这一“劫”。
在德国举国哗然、全民悲戚的同时，主教练勒夫（Joachim Löw）何去何从的问题，自然不可避免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赛后，当被问及自己的去留时，勒夫请大家给他一定的时间考虑。
7月3日，他做出了决定：继续干。
这一结果虽然不出大部分人所料，却给德国足球的未来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当然有理由将此理解为勒夫本人立志“雪耻”，想继续磨砺两年（欧洲杯）到四年（世界杯），以图再创辉煌；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他更多考虑个人得失或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也有人甚至在问：与默克尔私交不错的勒夫，难道真的得到了总理“以不变应万变”（aussitzen）的处事秘笈？
勒夫和默克尔：“以不变应万变”的标兵？
将政治人物与足球教练相提并论或互作比较，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无论是上位经历、运作风格还是命运遭际，勒夫和默克尔还真不是没得可比。
图片来源：见水印
资质：
默克尔从政较晚，确切说是1989年柏林墙推到后才步入政坛。头十年内，她一直扮演“配角”、“副手”、“助理”的角色，但服务对象均为重量级人物，本人的历练也相当密集：开始担任东德首届民选政府的副新闻发言人，直接在首任（也是末任） 民选总理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手下工作；两德统一后，她因东德和女性这两个背景而受到科尔的大力提拔，直接进入内阁，担任妇青部部长；后来还担任过基民盟总干事的职务，协助党主席科尔管理党务 。
尽管如此，2000年默克尔正式上位基民盟党魁时，党内和舆论都普遍认为其“资”（资历资质）不配位。
勒夫的职业球员生涯虽然长达17年（1978-1995），但战绩平平，属于二流主力队员。他的教练生涯也是从“助教”开始（在德国斯图加特俱乐部协助菲林格主教练）；自己独当一面后曾有过不错的成绩（率领斯图加特和奥地利维也纳俱乐部分别赢得欧洲优胜者杯亚军和奥超联赛冠军），但也有因战绩不佳而下课的经历（德国卡尔斯鲁厄俱乐部保级失败，在土耳其阿达纳俱乐部任教3月即被解雇）。2004年，勒夫出人预料担任德国国家队助理教练，成为主教练克林斯曼（Jürgen Klinsmann）这位“光环人物”的搭档。
2006年世界杯后，他成为克林斯曼的继任者。当时，业内和媒体也怀疑勒夫的资质是否能胜任新职，因为他缺乏和他的前任那样辉煌的职业球员生涯。
运气：
默克尔之所以能当上基民盟主席，除了她自身已积累了相当的从政经验之外，还与以下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第一，基民盟在1998年大选中败北，党内外思变之心普遍存在；第二，1999年科尔因“献金丑闻”而不得不辞去党主席一职，公认的接班人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也因此黯然下台，党内出现“领袖空档”，默克尔于是成为不二人选。
除了机遇上的运气外，她接手的政党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上有阿登纳、科尔这样如雷贯耳名字的护佑，下有相当扎实的民意和党员基础。她在负责党务期间，也为自己集聚了不少人气和人脉。最为关键的是，她担任总理后德国的经济复兴得益于其前任施罗德（社民党）大刀阔斧采取的在当时“不得人心”的改革措施（Agenda2010）。
勒夫登上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自然与其此前的教练和助教经验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原因：克林斯曼因个性和理念与德国足协（DFB）关系紧张。所以，虽然他被一致公认给德国足球风格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赛后还是辞去了主教练职务，为勒夫的上位铺平了道路。
和默克尔一样，勒夫不仅机缘运气不错，他接手的还是一个在克林斯曼调教下战术灵活、配合默契、状态极佳的国家队。领军人物应有具有：门将雷曼、左后卫拉姆、中场巴拉克和“小猪”施魏因斯坦、前锋克洛泽等。
能力：
毫无疑问，无论是默克尔还是勒夫，均非业内的“等闲之辈”。他们在任内的成绩也的确可圈可点：
作为一名来自前东德地区的女性，默克尔能在一个像基民盟这样男人当道的保守政党内站稳脚跟并赢得权威，已经是个奇迹，更不必说她能连续四届当选为总理，并有望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德国政府首脑。
默克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守成者”，把施罗德铺垫好了的家业打点的井井有条风生水起。但她不是一位有担当的“创新者”，缺乏其前任那样的勇锐进取精神。面对压力和困境，她更偏向于保守，不敢承担责任。最突出例子是2011年德国在日本发生“福岛危机”后断然放弃核能，2015年欧洲出现“难民潮”时德国不顾“都柏林协议”打开边界。
她的执政风格可以被视为“顺势而为”、“稳扎稳打”、“无为而治”，也可以被称为“以不变应万变”、“消极坐视”、“无力而为”。舆论将其姓“默克尔”（Merkel）由名词变为动词，成为“默克尔式无所作为”（merkeln）。去年大选，她连任两次后坚持再次出场竞选，因而招致各种非议。
勒夫执掌国家队后也是战果累累：在164场比赛中打赢108场，打平29场，打输仅27场；2008年赢得欧洲杯亚军，2010年世界杯季军，2012年欧洲杯进入半决赛，2014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欧洲杯再次进入半决赛，2017年“联合会杯”冠军。
尽管如此，勒夫主要还是位“技术型”教练，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克林斯曼时代的风格以及团队的基础上。和默克尔一样，他是一位杰出的“守成者” ，将其前任留下的实力发挥到极致。但若要问他给德国国足注入了什么属于他自己的内涵，恐怕就说不上什么来了。因此，随着克林斯曼时代的那些领军队员先后挂靴，勒夫的“胜利号角”就不太嘹亮了，“德国轻型战车”的光环虽然还在，但光泽已大不如前。
2014年获得冠军，勒夫没有功成身退，人们可以理解；2018年败得如此不堪，勒夫依然不退，这是知难而上？还是留恋宝座？还是如默克尔那样采取“坐观其变”的策略？
厄齐尔和君多安：德国队里的“异类”还是“异族”？
本次世界杯开始前不久，德国国足中的两位土裔队员厄齐尔（Mesut Özil）和君多安（Ilkay Gündogan）与在伦敦进行竞选活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见面合影，并向其赠送各自的队服。
见面、合影、赠队服也就算了，最让德国舆论难以接受的是，君多安还用土耳其语在给埃尔多安的队服上写上：“献给我的尊敬的总统，致敬。”
这些照片在德国的球迷中和舆论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截图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Reinhard Grindel）表示：“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球员的特殊处境，但埃尔多安先生却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观。”
国足经纪人比尔霍夫（Oliver Bierhoff）指出：“他们两人并未意识到这些照片的象征意义，我们当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会找他们两人谈话。”他同时强调：“但我始终不怀疑他们为德国队效力的意愿和对我们价值观的认同。”
政界对照片也颇有微辞：基社盟（CSU）议会总干事米勒（Stefan Müller）撰文表示：“我们国足队员应该认真考虑是否真愿意被独裁者的竞选活动所利用。”右翼“选项党”领导人魏德尔（Alice Weidel）在脸书上写道：“君多安和厄齐尔该在家呆着！”她认为厄齐尔和君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
为了减少“合影风波”的不良影响，君多安特意请求比尔霍夫安排他和厄齐尔与德国总统见面。后来施泰因迈尔与他们一起在总统府花园内散步的照片见诸于各大媒体。
尽管如此，“合影事件”发生后，厄齐尔和君多安在每场热身赛中只要一接球就会招来德国球迷的嘘声；德国队表现不佳，他们俩会首当其冲受到指责；本次世界杯德国首战墨西哥失利，厄齐尔的表现被德国足坛名宿巴斯勒（Mario Basler）称为“死蛤蟆”（“Toter Frosch”）；对韩国那场失败后，厄齐尔在退场时遭到“极端”球迷含有种族歧视的恶语相向。
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厄齐尔发推表示：“小组赛中即遭淘汰，内心至痛。我们的确踢得不够好。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结尾处他加了“对种族主义说不”（#SayNoToRacism）。
他的这个推文又引发德国舆论的质疑：有的嘲讽他干嘛用“英文”写推特，意指他在变相抗议，其实他以往就经常用英文写推；有的则认为他最后那句话是在对自己的遭际表示不满。
问题是，厄齐尔的遭遇难道很公平吗？
归根结底，整个事件涉及以下几个敏感点：1）土裔德国人；2）在德国被称为“独裁者”的埃尔多安；3）合影时埃尔多安正在伦敦参加竞选活动；4）君多安在队服上写了“我的尊敬的总统”。
第一点长期是德国社会的“隐患”：二战后德国人力奇缺，“经济奇迹”时又急需劳力补充。恰逢此时土耳其经济复苏迟缓，大量劳力过剩；西方阵营又非常重视北约成员土耳其在对抗苏联中的地缘战略作用及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桥梁地位，所以，德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从土耳其引进劳力，即所谓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
他们中的第一代多为单身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低。在异乡孤独生活和工作，家乡的文化、伊斯兰信仰以及与同胞的相依为命便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坚守的主要力量支撑。从开始只是限时居留，到后来拖家带口扎根落户，旅德的土耳其人经历了两三代人的奋斗和打拼。
客观说，在德国这样一个文化和宗教相对单一、思想和习俗相对保守的社会里，外族要生存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人的“排外”意识固然与纳粹时期的宣传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不愿外人打扰和破坏自己原有和固有秩序（Ordnung）的民族性格。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相遇和相撞，社会矛盾就无法避免，平行社会逐渐产生。 所以，土耳其移民，哪怕是后生代，一直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加上德国人的生育率常年下降，而土耳其穆斯林却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地积极生育，导致德国人的危机感日益加重，以至于有人说：“女人的子宫成了土耳其现代殖民的秘密武器”。
第二点和第三点涉及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意识：埃尔多安要实现其“总统集权制”和“新奥斯曼主义”，离不开海外土耳其人的支持，而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诸国却不希望埃尔多安的影响力波及和分裂他们的社会。两位土裔队员与“独裁者”合影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不安和反感。
最严重的还是第四点。它强化了德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意识。厄齐尔和君多安都加入了德国籍，按理说他们的总统应该是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aier），可君多安却称埃尔多安为“我的尊敬的总统”，这下可踩了德国人的“底线”。
那么，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呢？
是在尊重宪法基础上对德国社会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还是开始比赛前必须一起唱国歌？还是身在民主国家就不能与“独裁者”有丝毫瓜葛？还是必须对所在国具备“有我无他”、“非此即彼”、“全心全意”的不二认同感？还是“拿了我的国籍，就必须是我的人”的所谓民族主义？
其实，厄齐尔和埃尔多安以往有过多次见面，合影也早已见诸于网上。譬如，七年前，他就曾和埃尔多安合影，并向其赠送他当时服务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队服。这些照片在当时并未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更无人对此提出什么质疑。为何现在会掀起轩然大波？
如果默克尔这样一位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都能数次去安卡拉“觐见”埃尔多安，为何一位家族均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就不能和埃尔多安合影呢？当然我们可以说默克尔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厄齐尔和君多安在意乡情仰慕名人就该受到这般奚落吗？
其实，“合影风波”只是表相，它反映出来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
1）厄齐尔和君多安的行为和观念并未变，变的是时代大环境，变的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更大的变数其实存在于一个“不变”中，那就是，张扬的民族主义必然随时会从“自豪感”陷入“玻璃心”的尴尬境地。
2）德国人对异族的态度始终摆脱不了“为我所用”但“不为我信”的魔圈。1994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上，德国卫冕失败，进入八强后即被淘汰。当时，改革势在必行，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吸收有移民背景的优秀球员。之后，德国国足走的顺利时，皆大欢喜；走背的时候，外裔队员比较容易成为责难的靶子，认为他们不够尽心尽力。厄齐尔和君多安就是最好的例子。
3）厄齐尔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但足球在德国不仅仅是职业，还具有榜样和楷模的作用，更是唯一一个可以尽情表达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这次对两位土裔队员群体发难说明，“冠军”称号已成德国足球的负担；同时也凸显足球作为德国人抒发和寄托民族情的载体，其负重已到了难以承受和令人窒息的地步。
足球：德国唯一尽情表达民族情感的载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狂人希特勒放不下极强的自尊，又不想承担战争责任，最后带着对本民族的极度失望，抛下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臣民”，饮弹自尽，留下的是一个被分离的民族和几成废墟的国土。
战胜国在纽伦堡法庭对纳粹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战后又对德国民众进行了数年的所谓“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洗脑教育，从组织上和心理上彻底摧毁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德曾有过长达二十年的经济奇迹和复兴。经济复苏了，马克坚挺了，百姓富足了，即便如此，“民族自豪感”却始终是德国社会和德国政界难以涉足的“禁区”。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古斯塔夫·海讷曼（Gustav Heinemann）曾被问及是否爱自己的祖国，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不，我爱我的妻子！”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海讷曼的回答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国家的首脑难道不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吗？爱国难道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吗？可对德国人说，爱国的确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这个“历史污点”使德国人无法像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拥有无拘无束表达民族情感的心理自由，也无法堂堂正正地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感到自豪。他们最多只能对战后取得的一些具体的成果表示一定的自信和满足，譬如，对纳粹历史的反省、对自己国家的自由体制、较高的生活水准等。
德国人一般避谈“爱国”和“爱国主义”，在公众场所，德国人很少自发唱国歌，更没人高喊“德意志万岁”。重新统一后，德国人更加谨小慎微，夹紧尾巴做人，以消除欧洲邻国对其的疑虑和恐惧。
德国政治家在谈论纳粹历史的时候非常谨慎，稍有语失，轻则道歉，重则断送职业生涯；谈起“外国人”、“移民”等问题，德国人也必须小心翼翼，唯恐被人说成纳粹思想死灰复燃；学校也从来不搞升国旗和唱国歌等仪式，就怕世界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又要抬头。
1954年瑞士世界杯决赛中，德国队以3比2战胜了最有希望夺冠的匈牙利队，创造了“伯尔尼奇迹”（Wunder von Bern）。对德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西德打赢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而是一个民族渴望重新得到世界承认的大声呐喊。当年参赛的德国队员至今都被人们誉为“伯尔尼英雄”，因为是他们让德国人在战后重新挺起了胸膛，直起了腰板。
1974年夏，德国首次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始于五十年代的经济奇迹惠泽着这个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新德国”，它经济实力坚挺，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国际上也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东道主德国最后以2比1击败荷兰，第二次光荣夺冠。一个和平、富足和阳光的联邦德国形象充分展露在世人面前。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西德队在贝肯鲍尔的率领下过五关斩六将。在决赛中，布雷默（Andreas Brehme）的一脚点射成就了德国第三次“桂冠梦”。但当时的德国人尚无法充分释放冠军带来的喜悦和自豪，因为柏林墙刚被推倒，德国正逢千载难遇的统一机会。德国官民都知道，眼下的统一大业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制于邻国的态度，所以此时更要低调和谦逊行事，
德国人压抑的民族自豪感直到2006年德国主场的世界杯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问，德国当年无处安放的民族情如今真的有归宿了吗？其实未必。
德国人长期扭曲的民族情感一方面亟待喷发，另一方面又已成为某种惯性。面对体育胜利，政界已经在讨论足球带动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是否有“潜在的危险性”，特别令人诧异的是，提出这类问题的恰恰是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在他们眼里，这种失而复得的民族情感很容易陷入歧途。
结语：民族意识
历史上，统一的民族意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前并不普及，它其实是17和18世纪民族国家形成前后的产物。
与其他形成和发展较早的民族相比，德意志的民族性成型较晚。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意志土地上一直诸侯林立，家族割据。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才唱响了民族崛起之歌。
在与其他民族的参照和竞比之下，德意志晚到的民族情感显得缺乏耐心和理性，这种“后来居上”的野心和雄心让爱国主义变得扭曲夸张，并最终成为一剂贻害深重的“毒药”。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内外两面：对内，它们能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和内部的团结；对外，它们又有可能制造隔阂，强化本位主义和沙文主义。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就是这么一个反面教材：对外，他推行急功近利、刚愎自用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对内，他把民族主义中那种“敌对”和“排他”的因素引入了议会体制中。他在一战爆发前夜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不认什么不同党派，我只认你是否是德国人。”
贯穿二十世纪历史的正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敌友划分，结果是战争、破坏和毁灭。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一对“孪生兄弟”，内涵重叠处较多，界限模糊，因此，经常会被混为一谈，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
简单地说，两者的主要区分点在于，“爱国主义”强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和归属感，“民族主义”强调的则是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排他性。
德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曾说过一句名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没有了气度和教养的爱国主义！
说到底，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其实都是人的一种情绪和情结，因而很容易被误用和误导。这也是这两个“主义”的危险之处。
让我们回到“足球“这个话题。应该说，如今的足球运动已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它还牵动着一个民族不同阶层人的心，反应着他们的情绪和向往，提升着整体的向心力。
德国人常说“球是圆的”（der Ball ist rund）。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还传递着一个哲理：当你的脚触碰到它并向外踢出它的那一刹，命运的弧线和结果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里隐喻着无常和宿命。
德国队这次虽然提前出局了，但足球依然在滚动，比赛还在进行。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这无常的足球带来的精彩和美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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