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纳：解决朝鲜问题之后，该轮到钓鱼岛和克什米尔了

随着朝鲜迈向无核化，逐步向韩国打开经济大门，我们有理由为朝鲜半岛的趋势感到乐观。亚洲其他大国是否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用于化解彼此间的矛盾呢？

先说中日关系。四十五年前中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时，曾明文规定不得军事化钓鱼岛，搁置争议待后人解决。但后来在岛下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资源，导致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军备预算攀升，出动飞机舰艇进入海域意图实控该岛。与此情况类似，1947年印巴分家导致克什米尔土邦归属悬而未决，直接导致这对饱受殖民之苦的难兄难弟之间爆发三场战争以及2001年出现核对峙。

朝韩之间、中日之间、印巴之间存在的三条断层线时刻提醒着我们，20世纪悬而未决的争议可能给21世纪造成重大冲突风险。除了上述三条之外，亚洲国家间的领土争议还包括藏南地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千岛群岛等。

亚洲各国之所以至今井水不犯河水，多亏了军事威慑、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的反殖反帝历史的作用。但与其寄望于和平的幸运星一直眷顾亚洲，不如以和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

要终结没完没了的热战和冷战，就必须改变以往遭遇危机才开始临时管控的外交调停方式。从传统的调停到彻底的解决，的确是一种重大跃迁。不解决争议的调停只是关小火降温，并没有把高压锅下的炉火关掉，因此锅里的食物仍然会烧糊，而且火苗既然可以关小，也可以开大，最终导致锅盖被炸飞。相比之下，解决争议就像是关掉炉火并把锅端走，大家才可以化敌为友，共享锅里的食物。

战略学者不宜一直强调盟国关系和强硬姿态，他们应该退后一步并铭记一点：军事行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国家之间与其枕戈待旦的备战，不如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祈愿世界和平，那么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一条文化中立的道路，我称其为“专主和平理论”（technocratic peace theory，与“民主和平理论”相对）：这个假说是，各国间上世纪遗留下来的冲突比较适合通过独立仲裁来解决。两国派出技术官僚进行谈判，而这样的谈判即使必须让公众知情，也需确保谈判详情不受公众监督——不管社会实行民主还是其他体制，这一点都至关重要。另外，谈判团队里不仅要有可堪信任的政府代表，还应该有中立的国际调停员。由此诞生的解决方案必须得到各方的正式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有许多国家通过这样的直接双边谈判解决了国境线争议。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划定了边界，为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挪威和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通过双边协议、共同开采的方式，在资源丰富的海域划定国境线，永久消除了过去曾长期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

为什么从专家主导的角度有助于降低当今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呢？

首先，亚洲国家几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同时出现这么多强势领导人。中国的习主席、日本的安倍、印度的莫迪、俄罗斯的普京以及其他地区领导人都如日中天。他们都拥有极高的国内支持率和庞大的政治资本，各自以民族主义方式重返历史上的伟大地位，而且不管在物质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没有谁具备单方面碾压优势。

去年夏天中印两国曾在中国不丹边境线上的洞朗地区出现对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最后拿出积极态度化解危机的是中国，而不是实力略弱逊一筹的印度。为了不让冲突升级，中印两国领导人四月底花了两天时间会面，重新开启了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双边合作机制，并开始就解决领土争议问题的框架展开磋商。

这无疑是在提醒人们，亚洲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西方不了解亚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心理，总是以“威权主义者”、“强人”等字眼去形容他们，但其实他们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包括特朗普）一样，都有极强的生存本能。即使他们为了获取优势会做出某些试探行为，也绝不会像希特勒和萨达姆之流，犯下自杀性的错误。

而且，这些亚洲国家之间除了经济相互依赖之外，各国内部还有更加重要的改革议程，一旦外部冲突爆发，改革可能脱离既定轨道，造成巨大损失。

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当中享有极高的信任度，比如中国习主席和印度的莫迪总理，这个因素也有助于解决冲突，因为公众舆论多多少少处于可控范围内。国家政府之所以对直接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有顾虑，往往是因为政治意愿和公众支持度没有到位。而在今天的亚洲，这两点都不再是问题。相反，亚洲人民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向世界证明，亚洲国家不需要外部势力干预就能很好地解决亚洲内部的争议。可以说亚洲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有合适的程序，各国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解决争议。

那么，专主式和平进程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与任何层次清晰的谈判一样，专主式和平进程各方必须有坚定的底线思维，知道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应该争取的。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可以将其视为胜利，因为谈判对手做出了一定让步。虽然国内公众对谈判结果的看法将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声誉，但不论毁誉，核心都聚焦于谈判本身。领导人则有塑造国内叙事的空间，占据以和为贵、主动妥协的道德高地，提高自身作为国家领袖的地位。

在专主式谈判中，维护决策权衡的自主度和保密性，保护具体参与者在公众领域的匿名性至关重要，它有助于保证谈判达成共识。随着谈判双方逐步接近达成协议，可以以简报形式呈交国内政治人物知晓，并要求他们做好宣传准备工作。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年轻人彼此之间不像老一辈那样存在历史龃龉，他们学习彼此的语言，在彼此国家的高校留学。所以他们是支持和平的大本营，政治家应该对这股力量加以利用。以民主程序批准冲突解决方案固然重要，但一开始就从这个方向努力并不一定奏效。

秘密展开重大外交行动，自然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事。19世纪殖民主义讲究分而治之，许多协定就是在秘密中达成的。随着列强瓜分殖民地，许多问题遗留到20世纪，许多国境线被划在了错误的地方，有的甚至根本不应存在。但是必须指出，帝国主义为了征服遥远国度而展开的和谈，与今天亚洲国家为了化解民间和国际冲突做出的努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独立管控的谈判，我们已经有值得效仿的先例。2017年，澳大利亚和东帝汶本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达成和解，接受了五人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海上国境线的勘定以及天然气田收入共享约定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造者之一、新加坡前外长许通美表示，此类和解进程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去国际法庭走法律程序而产生敌对性。该五人委员会由两个争议国各派出两名代表，再加一名第三国的中立专员组成。澳大利亚和东帝汶没有选择走国际法程序，而是为达成协议定下了一年的期限，他们如期达到了目标。

不预设最终状态的独立调解途径有助于化解克什米尔、乌克兰、塞浦路斯、南海、巴勒斯坦、钓鱼岛等冲突。因为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心里清楚，当年殖民者漫不经心地私下签署条约给后世留下领土争议，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私下缔约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朝鲜半岛的最新进展。六方会谈前前后后20年，有人甚至呼吁应该将其制度化成为一种持续的建立互信的措施。不久前，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决定会面共商朝韩统一和半岛无核化事务，它一夜之间颠覆了靠六方会谈建立互信的这种缺乏魄力的想法。六方会谈满足于不断调停，而文在寅和金正恩商谈的则是封存核基地、共同正式宣布终结朝鲜战争等事宜，旨在永久解决朝韩问题。

与朝韩一样，中国和日本也可以在极大程度上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让市场放松紧绷的神经。即使两国首阶段协商无法取得决定性成果，但只要让对方感受到谈判的诚意，仍然可以减轻对方将自己视作威胁的固有印象。这样一来，中日两国未来再次坐到谈判桌前的几率就远远大于动用武力的几率了。

然而在以上讨论的所有双边谈判中，美国都是一大“未知因素”。随着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温和派被赶出特朗普的小圈子，亚洲国家开始对博尔顿和蓬佩奥等鹰派感到担忧。亚洲领导人们不希望美国过度干预亚洲事务，因为只有亚洲国家以严肃态度展开内部冲突解决进程，亚洲人民的利益——包括美国盟友日本的利益——才会得到保障。几乎全部亚洲人民都倾向于在不靠美国等外部大国提供战略拐杖的情况下，拿出解决方案，维护国家边界稳定。这样的呼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高。

在亚洲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即使处于优势的一方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国际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当前的优势不一定能一直保持下去。在巴以冲突中，尽管以色列掌握着各方面优势，尽管特朗普支持内塔尼亚胡，但哈马斯组织仍能在加沙发起冲突，而且以色列政府非常担心阿拉伯人口将在未来长期改变国内人口结构。

因此，没人能巧言掩饰亚洲冲突的严重性。尽管各国努力为争议降温，但它们从来没有被“冻结”，而是一直在从内部腐蚀着地区安全。许多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向区域外弹跳、溢出，在西起阿拉伯海、东至东北亚的广袤土地上引爆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冲突。在得到正式解决之前，一切冲突都是悬而未决的。

未来的多极化世界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一样，充满了不稳定的安全困境和代理人竞争；如果全球各极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对彼此的影响力范围给予足够的尊重，大国关系保持稳定，形成动态均衡。如果我们想取得这样的全球稳定局面，就必须把争取和平的任务交给技术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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