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作者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 -丹尼尔·兹比拉天、史蒂夫·列维茨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本文是采访者同《民主是如何死亡的》（How Democracies Die）的作者进行的对话问答。
《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的两位作者丹尼尔·兹比拉天（Daniel Ziblatt）与史蒂夫·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在民主领域研究颇有建树，本书深刻揭示了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衰落，引人深思。
该文章指出，美国目前处在一段需要警惕的历史时期，特朗普是一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总统，他不停地打破规则，冲击着包括但不仅限于民主制度的美国基本制度。在应对特朗普参选的过程中，政党的把关制度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而现在，需要大多数人结成更广泛的同盟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危险。】
本文是同《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兹比拉天与史蒂夫·列维茨基进行的对话。
问：在对其他国家民主“死亡”的情况做了20年研究后，是否有一个特殊时刻使你意识到需要将注意力转向美国？
答：在2015年，我们都开始有一种怪诞的感觉，似曾相识。令人心惊。最初只是低低的躁动——在听到候选人指责竞争对手不忠，抨击媒体，或是通过煽动暴力让群体陷入狂乱时。在整个2015-2016年的总统大选过程中，我们担忧，并同他人讨论着这些躁动。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对我们而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共和党建制派在面对蛊惑人心的政客带来的混乱时似乎完全没有作用。
我们认为，阴云正在聚集，罪恶正在酝酿。煽动者执掌政党成为主流的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大陆上也在发生；趁着建制派政治家认为能够遏制外部叛乱分子、处理叛乱分子的时机，类似的事情也在拉丁美洲发生着。我们知道这些是敌意接管，都是坏事发生的前兆，无论是否得到机会主义、胆小怯懦或是心存畏惧的建制派的允许。在2016年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拒绝承诺他会尊重选举结果，让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正处在新的危机之中。
问：你写到了民主国家在选择受欢迎的候选人和排除极端主义的煽动者的双重目标之间的挑战。美国政党应当如何平衡该目标？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是积极的民主的倡导者，但我们不指望政党选择他们进入政治系统的候选人时使用的特定方式是民主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过程中中，包括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政党的内部人员在选择候选人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前所谓的党团秘密会议，尽管乍一看是对民主的攻讦，但有一个优点：它在将极端主义的煽动者排除出党的候选人名单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过去的美国还是今天其他稳定的民主国家，政党领袖都是厌恶风险的：他们努力寻找能够获胜的候选人，这通常意味着让煽动者远离权力。当然，党团秘密会议作为一种精英事务的运作方式也有理由被指责。这是民主核心的循环张力：维持民主要求我们在民主竞争开始前就控制候选人的选拔，一定程度上从政党领导人的选择中开始。这多少有点矛盾，但我们相信，在选拔政党候选人时，民主长期的可行性要求将大众喜爱与政党领袖的选拔把关机制结合起来。
问：此前，美国已经有一些广为人知的煽动型政客，比如查尔斯·林德伯格，约瑟夫·麦卡锡和乔治·华莱士，但他们都没有成为总统。2016年的美国有什么不同使一位民粹主义的局外人获得了最终胜利？
答：这些是选拔把关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良好范式。1972年以前，在美国，政党内部选出的官员可以补充选民的意愿，甚至否决党内选民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党代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在大会上确定政党领袖，内部支持的候选人总是当选。这是一种“同业互查”过程，最了解候选人的人们来选择被提名者。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党代会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民主党组织使国家初选具有了约束力。不管怎样，这将权力移向了政党的普通成员。
问：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得政党的把关机制不再有效？
答：各种因素结合的完美风暴戏剧性地拉开了提名过程的大幕，其时影响尚并不明显，即使在1972年后的初选中，许多分析者也是在政党领袖仍然能够在候选人选择中施加重要影响的立场下讨论“看不见的初选”。内部的控制系统仍然支持政党的内部成员——从沃尔特·蒙代尔到约翰·克里，再到乔治·布什——这些人通常打败了外部的挑战者。但在过去的几年中，该系统正在衰落。
基于两个主要原因，政党的把关机制已经成为曾经的他们的掣肘。一个是外部资金可用性的急剧增加，动摇了政党领袖的权柄。另一个是独立媒体的迅速兴起，尤其是有线新闻和社交媒体。现在，有足够的钱和媒体渠道，候选人就可以绕开“看不见的初选”。共和党，更甚于民主党，已经被这些趋势深刻的影响，把关机制已经不起作用。终有一天，外部人员能够赢得提名的机会已经存在；而2016年，发生的条件最终成熟。
独立媒体迅速兴起（图/视觉中国）
问：您已经进行了一项“石蕊实验”，能够在他们取得权力前来分辨其是否是独裁者。这个实验包括哪四个行动警告信号，有哪些是特朗普显现出来的，甚至在他就任前就已经初露端倪？
答：这实际是说一些政治家在他们正式上任之前就会公布施政意图。在一项由杰出的政治学家胡安·林兹称为“石蕊实验”的实验中，检测结果如果为积极，则说明检测对象有独裁主义倾向。我们进一步地发展了该框架，提出了四个警告信号，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都应该看看他们的政治领袖在竞选中是否具有这些信号。如果一个候选人的检测结果在该实验的所有部分都较积极，我们应当感到不安。
第一个指标是，如果一个政治家在行动或言语上，似乎要否定竞选的民主规则；第二点是看他们是否否认他们对手的合法性；第三点是他们是否表现出容忍甚至鼓励暴力的倾向；最后一点，如果政治家表现出剥夺他们反对者，也包括媒体的公民自由的意愿，我们应当有所警惕。
我们发现在一些国家里，其候选人经常呈现以上的状态；所幸这在美国极少出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除了理查德·尼克松这个例外，没有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符合过上述四条中的任何一条。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竞选过程中，在四项指标表现上都很积极。
问：难道不是因为煽动者们口无遮拦吗？为什么我们应该担心极端分子的修辞或者在Twitter上的发泄？
答：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些言论应当被审慎对待。
首先，在我们对世界范围内的煽动者的研究中发现，语言经常与行动具有一致性。在秘鲁，阿尔韦托·滕森作为候选人时在竞选中就反对精英，当他执政后，他在愤怒下采取了行动。雨果·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也做了同样的事。而且，语言反映了没有成文化的规则和行动。当突破禁忌给候选人带来了选举成功的结果时，规范就变得支离破碎，其他的煽动性的政客也会效仿而成为规则的破坏者。
规则的破坏的情况蔓延开来，这十分危险。当一个政治家在恐吓媒体时收获了掌声，其他态度相似的政客会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由已经普遍接受的规则所维系的政治系统就会遭到打击。但不止于此。正如语言会变得更极端一样，煽动者的反对者们会更加担心，不得不回应这种局面。针锋相对的极端主义无法消解。结果必然走向悲剧。
问：美国宪法是现代历史上最受尊敬和备受模仿的文件。是否只要它继续存在，我们的民主体制就是安全的？
答：我们必须记住一些关于我们的宪政体制至关重要的事情：宪法至始至终不过是一张纸。并没有自我执行力。作为书面固定下来的规则，在我们的历史中，宪法之所以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不仅是因为羊皮纸上的文字，更是因为政治家和公民们持之以恒的用行动践行着这些规则。
从唐纳德·特朗普就任以来，关于规则和破坏规则的情况需要探讨。但就这些讨论而言，评论员们经常难以找到对我们的民主最为重要的规则。我们认为有两条规则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格外重要。第一条是“互相容忍”（mutual toleration）——不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视为存在的敌人，而是同样忠诚的美国人。第二条是“忍耐”(forbearance)或者说克制(restraint)——强调领导人不要沉迷于玩弄权术、利用所获得的法律权力来摧毁其竞争者。
想想这个例子：从完全的法律视角上看，弹劾总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需要众议院的简单多数。开除一个总统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人的同意。但这些事情在美国的政治中很少发生，这是好事：如果每当我们与总统意见不一时就试图弹劾他，美国的民主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但很少动用弹劾机制并不是因为宪法，或者说不是因为宪法让这件事变得难以实现；而是美国的政治家们长期恪守着一个信条，即在使用这项强有力的武器时要保持十分克制，只在极少数非常例外的情况下采用。
诚然，的确有弹劾机制启动的时候。但考虑到启动它的宪法条件是如此容易，唯一能够阻止弹劾变成一项常规的、具有极高破坏性的政治工具的理由，并不是成文宪法，而是一种共同分享的克制规范。顺便一提，弹劾在一些其他国家相当普遍。我们今天担忧的是忍耐克己的规范正在消亡。
问：我们已经习惯发现在世界其他地区，民主正在走下坡路，但你谈到美国在南北战争的重建时期也经历过民主的坍塌。你能具体谈谈吗？
答：美国第一次经历民主的震荡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我们的民主在那时并不完美，事实上内战期间的美国，民主在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无法运转。战争之后，南方许多州处在战争规则治理之下。后来的重建期，美国南部经历了历史上最夸张的去民主化的事件。
在1867年颁布了重建南方法案和废除了基于种族的投票权限制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后，非裔美国人突然成为了之前南方地区投票的大多数或接近大多数。很多非裔美国人登记和参与投票。比如，在1880年，黑人参与者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超过了65%的比例。但在随后的24年里，每个南方州都调整了法律——比如人口税和识字要求——意在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截至1912年，南方的黑人参与者已经骤减到2%的比例以下。
非裔美国人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这是完全的反民主的举动。由于黑人公民是共和党的主力军，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大大削减了共和党在南方的选举基础，这促成了民主党的一党统治。换句话说，在19世纪末期，美国南方被独裁主义统治，并且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维持着独裁。
问：什么时候美国开始真的认为“政治是一场战争（politics as warfare）？
答：这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愈演愈烈。但“政治是一场战争”说法的流行似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纽特·金里奇取代了鲍勃·米歇尔成为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时提出——后来1995年金里奇带领共和党成功取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在金里奇和他的同盟的努力下，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接受了“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态度，包括使用像政府关门的策略，甚至将弹劾总统的方式作为政党武器。
问：您认为在美国，宗族和宗教的重新构建以及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是推动政治极化的主要动力。能具体解释这一点吗？
答：早在19世纪，学者们已经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自1970年以来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金融改革的缺位，显然是将共和党向右推的因素之一。
我们的政党系统中还有一个剧烈的变化：美国的选民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非裔美国人最终在南方得到了完整的投票权，拉丁美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群体也因移民而扩大。所以选民中非白人的比例迅速增加。这些新的选民大多成了民主党人，而南方的白人则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同时，福音派的基督徒从1980年开始向共和党靠拢。然而半个世纪以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是白人和新教徒，现在种族和宗教使政党分化。这至关重要。
政党的分歧不仅在税收和开支上，现在也包括我们的自我认同和文化。关键是共和党已经变成了信奉新教的白人的大本营——一个主要在衰退的族群。这是政党激进化的潜在原因。面对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人群和种族平等的情况，长期处在美国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尖的信仰新教的白人，正在失去他们的统治地位。许多人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在远离他们，同时对经济机会感到失望，我们可以在一些诸如茶党的运动中看到怒火和极端主义。这一点以及政党的领导层对自身基础的控制的解体，不幸地将共和党推向了极端主义。
问：在《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中，您讨论了选举出的独裁者巩固权力的几种方法。有哪些是特朗普试图采用的？
答：环顾整个世界，我们将选举出的独裁主义者通常使用的策略分为三类，令人忧惧的是特朗普都在采用。
第一是把握裁判者，即是指获得法院和主要调查、监管和执法机构的控制权。第二是削弱关键的参与者——比如媒体所有者，富人群体，反对派政治家，或者重要的文化领袖——他们能够团结公共反对意见。通过收购他们或者使用“法律”手段，比如税务审计或者腐败调查来恐吓他们，令他们默不作声。第三个手段能够一劳永逸地削弱或者损害反对派，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比如宪法和选举的规则。
特朗普已经实施了全部的三种策略：第一种方法，比如他解雇了詹姆斯·寇梅（James Comey）；他对媒体的指责是第二个策略的例子；试图给竞选者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是第三个措施的体现。但目前为止，他的大多数威胁还没实现，法院和地方政府牵制了他。
问：您认为是否有和特朗普比较相似的外国领导人，以前的或者在任的？
答：没有，特朗普独具一格，融合了三种重要特质：第一，他是一个富有的政治外围者，像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和泰国的塔克辛；第二，他有明确的独裁主义倾向，像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第三，就个人性格，他非常不适合从政。几乎没有其他领导人同时具有这三种特点。
问：特朗普政权执行的政策中哪一项最反民主？
答：可能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创立了总统诚实选举委员会（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lection Integrity）。
该委员会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事实之上：选举的诡计遍布美国。其早期的活动说明该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清除选民名单和推进严格限制选民身份的法律来抑制投票。该举措使得人们登记和投票更为困难，直击民主党的心脏，开历史的倒车，回到了利用人口税、文化水平测验和其他方式限制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时代。严格选民身份的法律已经被证明对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投票者产生了影响，这些人主要是民主党支持者，所以整个竞选的赛场向共和党倾斜。这是非常危险的措施。
问：特朗普剩余的执政期内，什么将决定民主的命运？
答：依赖于共和党的行动。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似乎都知道特朗普相当不适合从政，他们本应通过更有力的方式来阻止他的选举，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他们可以利用其多数优势通过特朗普的立法议程，包庇他免于调查或弹劾，或者他们可以以此来审查他的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罢免他。
到目前为止，除去少部分共和党的政治家外，他们大部分已经退休，几乎没有共和党人有意公开说出他们都确信的一点：皇帝没穿衣服。恐惧和投机主义压倒了我们国家的防御机制和民主制度。当然，会发生什么同样取决于民主党拉拢更广泛同盟来赢得选举的能力。遏制当前政府造成的损害的最可靠方法是反对党在2018或者2020年赢下选举。
问：您认为什么是今天美国的民主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答：我们最大的恐惧是发生战争或恐怖主义袭击，因为这种危机会给极权主义打开大门。安全危机几乎总是极大地促进公众对总统的支持，往往那时国会或者司法的制度审查会暂时中止。这导致总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看看珍珠港事件后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或者911后的布什。不同于希特勒、普京、埃尔多安这样的独裁者，这些前总统表现得相当克制，他们没有完全利用危机来实现独裁。特朗普从未表现出这样的克制。如果总统特朗普面对大规模战争或者地区冲突，我们担心他会利用此种危机来攻击他的反对者、限制公民自由。
问：您注意到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攻击政治规范的基础的人，那么为什么他的行为显得格外危险？
答：所有的总统都会违反规范，这很常见，甚至是合理的。社会在变化，总统的规范也必然随之变化。吉米·卡特走下豪华轿车，在就职庆典上走上街道的时候打破了陈规。诸如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被选出来，因为他们使选民相信他们不是“旧有的范式”，打破规则正是履行他们承诺的一种方式。但特朗普打破规则的方式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
举例来说，他打破规则的频繁程度和僭越程度如此过分，已经扩大了可接受的政治行动的边界。过去在美国政治中不能想象的行为正变得普遍。更令人心惊的是，特朗普冲击了基础性的准则：诸如尊重新闻界，尊重选举结果以及不对公众说谎这样直接调整我们民主制度的规则。成为数十年来第一位不养宠物的总统没有问题，但特朗普违反了基本的规范，损害了公众对我们制度的信任，而不仅仅是民主本身。
问：您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说明“没有护栏”的政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答：北卡罗来纳州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国家的微缩形态。它以前是红色的（共和党的地盘），因为城市化的发展和增加的多样化的人口，已经变成了紫色。面对失去统治地位的前景，共和党在北卡罗来纳州变得偏激，就像他们在整个国家的状态一样。
事实上，共和党在试图“以任何必要的手段”避免失败的事实，包括彻底的重划选区，镇压选民，占领法院，以及，在2016年州长竞选失败后，在最后的议会会期中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即将到任的检察官罗伊·库伯的权力。这些机构制度上的诡计似乎已经变成了北卡罗来纳州政治的永久特点，这使其有点像厄瓜多尔、秘鲁，或其他脆弱的民主所在地。我们害怕这会变成国家的发展方向。
问：普通美国公民能做些什么来拯救我们的民主危机呢？
答：问题的答案绝不是像一些评论员所说的，让民主党“像共和党一样斗争”；这只会加剧民主制度的塌陷。反对特朗普的人必须更有力地进行斗争，但要在维护权利和制度的基础上。和平的抗议是有用的，但最终，最重要的途径可能是制度层面的——法院、州政府，当然还有通过选举。因此，在2018和2020年动员投票至关重要。
但还有一些是普通美国人必须做的：尝试建设更广泛的联盟来维护民主。为了确保民主的生存，我们必须建立跨越传统政党路线的联盟。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要同右派的商人，新教的基督徒，意见不同的保守派，还有其他人联合起来，这可能不是个让人感到舒服的联盟。但仅仅是蓝州的联盟是不够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包含了妥协。但情况危急，势在必行。
（本文翻译自：Gary Wills, How Democracies Die, Penguin Ran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