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何回应世变-偃岳
【文/偃岳】
大约十年前，一本题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著作，曾在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场引发热议。当时的人们也许很难料想，十年后，这本书的副标题（“中央之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会成为一种近乎共识的判断。但就在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回中国自身之时，贸易战、“黑科技”和地缘政治斗争，似乎又为这个“共识”设置了崭新的时势和议题：如果历史没有终结，治乱兴衰的循环又将怎样开启？中国与西方既有斗争又互相渗透的局面，是近一百五十年来文明竞争的结果，还是一种全新的总体境况？中国文明在数千年里积累的问题规模，还能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等量齐观吗？
思想界正密切关注这些新问题。2018年4月21-22日，40多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2018暨‘当代世界思潮和中国政道传统’学术研讨会”。会前就有媒体感慨，这是一场“年度盛会”。而作为论坛的联合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为本次会议设置的主题，似乎就有从“中国与世界”的总体视野出发、回应新时势下治乱兴衰问题的志趣。
从主办双方代表张广生教授和丁耘教授的开幕致辞中，就可窥其一斑：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教授）说，今年只是“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开始，在中国文明复兴的际会中，在谷雨中，京沪双方都乐见“论坛”成长为一个从思想和战略高度研讨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的平台。而丁耘（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则用4月21日当天北京的暴雨天气，比喻近一两个月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变化，不过他强调，变化合于节气，在变化面前，真正要关心的，应当是中国崛起这一难以抗拒的“自然大势”。
开幕式现场
参与本次论坛的学者来自全国不同的学校和院系，尤以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70后、80后学者居多。但各个议程里的声音，更多是从思想的全局性出发的思考，而不是从专门领域将关于“大事”的应对切割开来。或如丁耘所言，这个自觉的氛围离不开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系教授）和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等前辈的“加持”。于是我们看到，两天议程中的研讨专题，既涵盖了“中国政治的经与权”、“中国之道的体与用”、“经史传统与政制变革”，也涉及到“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政治史的用途”、“国家与现代政治”等西学议题。
从摩肩擦踵的观众席上看去，北京暴雨的“小形势”和外面的“大形势”，确实是让会场的氛围更显紧凑了。但或许也正是形势之变，增进了在场者们的关切之常。笔者有幸在会场“观风”两天，聆听这场盛会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对中西思想和历史的琢磨研判，何以能用看似迂远的方式回应“政治：中国与世界”的关切？我们来看看在场者们是如何作答的吧。
在空间秩序的“现在进行时态”里看世界
开场的专题，名为“作为问题的世界之中国”，从现场讨论看，“问题”二字，或许真是被主办方不幸言中。“世界之中国”语出梁启超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与西人交涉竞争……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梁启超以之区别于上古史上的“中国之中国”和中古史上的“亚洲之中国”，“为将来史之楔子”。
用立宪政体的“嬗代兴起”来标志中国的世界性，“中国”与“世界”不仅本无冲突，更是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刘小枫和强世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两位教授对19-20世纪地缘政治学的发覆，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世界”本身的空间秩序和文明竞争的格局，中止“世界”对“中国”的吞噬。刘小枫强调，“世界”总是在各个文明视线里的“世界”，其背后，自有不能被“世界浪潮”吞没的文明论基础，其中，则自有敌我。延续这一洞察，强世功通过麦金德与施密特，揭示了陆地和海洋对“敌我”和“文明”交织的现代世界的影响，不同类型文明间的竞争，如何用力量和法权为世界空间赋予秩序。
会议现场（左至右依次为吴飞、强世功、丁耘、杨光斌、刘小枫、张广生、赵晓力、张旭）
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笔下的“世界之中国”，恰恰是“中国与世界”的楔子，而不是结束。从空间、敌我和文明出发对“中国与世界”的正名，既令“世界”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也让中-西竞争的问题在世界的文明版图中得到了更加切时的落脚点。
在两天的讨论中，“总体战”十分应景地成了一个描述“世界”的高频词，大家普遍看到，敌我的态势不再局限于枪炮和战争，而是渗透到表面友好、却宛若深渊的科技、贸易、资本竞争之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吴新文研究员深入探讨了当代新科技主义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也在讨论中着重提到了西方文明及其背后的技术-形而上学的关系。
但同时，也有更着力于“超越”的声音。例如，张广生的发言除了在文明和战略竞争的高度，呼吁“中-西问题”的重启，更将中国儒法文明的政治原则和战略意识，视为“天下-国家”适应、超越技术与资本积累逻辑的关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下中国在世界之中的复兴，意味着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循环历史，势必要将现代西方技术与资本积累的线性历史包容进来。
以上两种对中西问题的看法，似乎都自觉地响应了中国文明视线里的“世界”。回头来看，正是论坛第一场专题讨论引发的视角转换，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强力、地缘、文明和敌我构成的世界，需要人们在“现在进行时态”里“看”，而不是以未来的名义为她洒上一捧玫瑰花。这个视角，在与会学者关于中国政道传统和建国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一种特别的作用。
晚清思想再检讨
在开场讨论中，还有一位发言人的主题颇引人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以“大陆新儒家与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一文为基础，重谈了他对康有为问题的理解。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与刘、强二位教授探讨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并无关联，但张旭在发言中特别指出了“保种、保教、保国”这个康有为的“中国”面向和启蒙者学这个“世界主义”面向的分别。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处境中，新儒学的方向究竟是向经学的回转，还是进入更大的“世界”？在张旭看来，新康有为主义的取向无疑是前者，这个取向提出了很高的文明诉求。
“康有为问题”在近来的思想界饱受热议。有趣的是，丁耘将张旭对康有为问题的重述，视为一种“在地缘政治背景下重新理解康有为”的新尝试。他在对张旭的评议中指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区别实际上是陆地和海洋的区别，而大陆新儒家潜在的问题是只从康有为那里发覆出了文化政治关怀和古今视野，而没有看到康有为在地缘政治与平等主义之中开出的世界维度。在这里，地缘政治带来的视角转换，似乎不仅借助康有为这个处于崭新政治处境的人物，引出了中国政道传统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还隐约把“康有为问题”同如何认识中国革命与建国的问题联系起来了。（这里可以多提一句：丁耘本人的发言就是从一个看似迂远的问题开始的。他从《庄子•天下篇》入手辨分庄学之“齐物”与墨、法、慎到一辈的区别，强调“道不否定万物”、“物化而有分”，是庄学所谓“齐物”与“平等”的精微处。此文虽极言道体之精微，却也很难说没有关注“人间世”的用意。）
回到古今视野、在中-西文明关系中看中国，与在中国-世界的关系里看中国，也可以非常粗线条地概括两天会议进程中对待中国传统政道/经术的两类态度。二者之间虽略有分别，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了现代中国的建国和治道问题。其中的第一类，或可以曾亦、郭晓东、吴飞、陈壁生、任锋等教授为代表；其中的第二类，又或可以丁耘、张广生、谢茂松、白钢、刘晨光、张翔、章永乐等教授为代表。或许，前者更关心的是中国政道传统在古今和内部的断裂分殊，从远处关照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后者则更特重中国政道传统面向世界的跌宕与调试，从近处强调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曲折延续。二者一体两面，在两天的会议中，使开场讨论中的不少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济济一堂
现场交流中，在两类看法之间、甚至两类看法内部，都不乏碰撞和火花。先后两天，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和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从公羊学角度入手，分别对《天人三策》和“王鲁”问题做了细致探讨，二者虽然都是在同一个高度上省察更化和政教的问题，但也许，他们在同一高度上的取向仍有细微的差异；在相似的问题意识下，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也对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尝试做了探讨，但他更关注的是，相较于“政教相维”，康有为“以‘教’领‘政’”的现代方案，是否可能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里得到安顿，与之相似的还有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德国出发对康有为和韦伯的左右互搏。这两类看法，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不如说是从同一个康有为和同一个近代中国那里生发出来的两种变奏。这或许也是当下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写照吧。
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在会议的第一天下午，由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钱穆所论“立国之道”的回顾引发出来的。曾亦和丁耘的回应，不仅再一次提出了“钱穆还是康有为”的问题，还激发了与会者们重新思考梁漱溟对新中国立国气象的评价。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从“康有为问题”引出的话头当时并没有继续下去。直到第二天下午的圆桌论坛，它才完整而正面地展露为现代中国的建国问题。
中国政道与西学研究如何在时势中“说话”
在议程第一天下午“中国政治的经与权”的主题研讨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位朋友称之为中国传统政道与当代策论的结合，颇为贴切。这个新趋势，集中体现在谢茂松（国家发展与创新研究会研究员）和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的发言中。尽管谢茂松更多是从中国政道传统的战略层次剖析中国文明的“历史忧患意识”和 “积极防御战略”，而刘晨光则是在中国政道传统的文明和德性层面上，揭示以“为政以德”为中心的传统政道与“为人民服务”的当代政德之间的连续性，但他们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当下和历史时势中，申论中国政道传统关心的利害是非的。
中学主题研讨一瞥
在开幕式致辞里，杨光斌教授就不无忧虑地提到了儒学（或传统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化的可能性问题，这关系到政治哲学和传统学问能否社会化、接地气、应对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尝试以策论的形式，结合世界历史的要害关节、夹叙夹议，是否会是一种展现传统政道的成功尝试呢？目前，答案似乎还不得而知。但从两天的会议看，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的研究者，都在有意识地为自己设立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西学主题研讨一瞥
西学研讨的焦点是西方思想史。相比于揭示西学内部的古今争论，本次会议的三场西学专题（“政治史的用途”、“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国家与现代政治”）更多是表露了学者们对现代西方本身的兴趣。
这种兴趣是多元的。有“用具”式的兴趣：白钢从效果历史角度分析“塔西佗陷阱”的源流，指出为什么塔西佗对政治的理解会使当代人继续误解政治。
有对其困境的兴趣：王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对穆斯林问题和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危机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
有关于其动力的兴趣：赵晓力通过解读《利维坦》题图揭示的“恐惧的好奇”、彭磊透过施特劳斯－科耶夫的争论对“爱”和“承认”的重新讨论、雷思温在早期现代西方思想对上帝的改造中看到的“中介的消失”，都试图通过“动力”把握现代西方思想展开的关键特性。
也有对其形式、机理的兴趣：娄林在色诺芬关于古代民主政制的论述中发现，后世民主政体内外有别的统治机制，也许恰恰只有在古代城邦世界里才能理解，康子兴则借助弗格森的共和思想，思考美德、风尚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关系。
当然，还有“道义”上的兴趣：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霍布斯的政治科学做出了一个整体的批评，他特别指出，霍布斯在“主权者是一个人还是议会”和如何限制法团权力等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暴露出利维坦理论中的“和平”处于其实难副的尴尬境地。
（左至右依次为戴晓光、彭磊、白钢、曾亦、吴新文、欧树军、唐杰、李世祥）
（左至右依次为雷思温、刘晨光、梁晓杰、郭晓东、韩潮、谢茂松、王涛、李隽旸）
在这些多元的兴趣背后，西学研究者们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也许，用梁晓杰（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部副教授）评论马基雅维里的话说，就是在强调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张力的同时，“讲出政治的复杂性”。而徐戬在自由评议时不经意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也能揭示中国学者的西学研究在当下“讲出政治的复杂性”的另一面：“曼斯菲尔德能用‘男性气概’分析特朗普，我们能用古典框架对他进行同等的分析吗？”
这枚硬币的两面，又何尝不为重讲“中国政道传统”的学人们所知呢？
现代中国，一个未尽的话题
第二天下午的主题圆桌论坛开始前，会议大有进入高潮之势。许多听会的朋友很早就开始期待，在会议临近尾声时，与谈者会怎样回答：“中国与世界”推进我们“政治”思考的地方在哪？
现场，据丁耘透露：主办双方为圆桌论坛设立的主题“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本是为讨论新近译出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所做的安排。但随着两天会期接近尾声，会程中产生的种种思考似乎已超出了这一题目固有的意指。“政治”、“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关键词，也自然而然在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焦点下粘合在了一块儿：即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与世界的关系。
圆桌论坛现场
其实，在两天的会议中，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已多次被学者们提出。第二天上午，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在以《亨廷顿政治理论中的“现代”国家问题》为题的发言中就已点出，亨廷顿对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很早就揭示了“国家”与“现代（性／化）”这两个概念并无必然联系。相反，国家的正当性最终恰是源自那些似乎最不“现代”的营造“共同性”和公民忠诚的能力，而现代政治学理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与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思想关联。赵晓力和丁凡对霍布斯国家学说的分析，也在不同程度上指明了“现代国家的正当性”面临的某些困难。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国根基问题，为什么又在会议的尾声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呢？
要回答这一点，圆桌头四个与谈人强世功、丁耘、张广生和韩潮的一系列发言就颇为值得注意。但这一系列发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很难概括。更可惜的是，笔者现在只能回想起他们的只言片语、编录在这里，其中定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切勿简单将这些话等同于他们本人的看法：
强世功：“如果美国政治学界召开一个‘政治：美国与世界’，与会者会不会有充分的自觉，讨论美国国家的正当性呢？”
丁耘：“现代国家的正当性问题，实质上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20世纪的一些儒学家或许已经看到，现代中国的正当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直接的保守既无法建立这种正当性，也不足以理解现代……现代中国对‘现代的正当性’的意义是什么？世界史的视角，又能为我们理解这个意义提供些什么呢？”
张广生：“地缘政治视野和晚近的历史社会学，为在世界史中理解现代国家及其正当性提供了若干类型学。不过，中国现代的国家建设，可以采取一个超越君主／共和政体的视野来看，其中，现代史的关键不是供给类型学，而是有待我们对中西遭遇的要害时势做出文明战略的判断。”
韩潮：“主办方制作的论文集封面上有一张图，主题就是‘塞壬的诱惑’……大陆对海权好像有种天生的诱惑，德国对英国的爱慕，就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例证。对海的迷恋，似乎总是伴随某种虚无的味道，让人想起8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视片对一代人造成的影响。但原始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是极其落后的，也许只有一条混合大陆和海洋的路，才是可走的道……”
刘小枫教授在圆桌论坛尾声提出的三点意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恰如其分的小结，和四位发言人的讨论放在一起：首先，他提请从学理上注意19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全球观表述和1970年代关于“三个世界”的提法；其次，在用“中国与世界”的视角重估晚清学术与思想时，有必要重视晚清另一位思想家廖平的论述，后者不仅点出了担纲阶层的观念品质问题，更有充分的地缘政治思考；而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问题上，他的希望是：中国应与欧洲的“普遍性”思维有所区别，保持“制度的独立性和自觉”。
尾声
夜幕将至，两天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会场内，听众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筹划晚间的会饮，或是一同结伴回家。明德广场上，熟人们仍在交谈着；成群往来的青年们总是知道下一次相逢的时间，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身边的陌生人，逐渐展开的告别的次第让他们略带窃喜地辨认出：哪些是久别重逢的故交，哪些是方才照面的新知。此时，傍晚灰白的天幕边际晕染出她独有的黛青色，仿佛是沉默的古瓮长出了晦涩的异域花纹，在清朗的底色映衬下，古瓮变得更加通透、更加深沉。
（感谢观察者网、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独家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