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托尔汉姆：我在星巴克的一个神奇发现
我2007年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外教项目，去广州教高二。我是社会心理学家，所以我一直在观察我周围人的行为。我在广州注意到了一些小细节：
1.当地超市比美国的要窄，很容易不小心碰到别人。在美国的时候，碰了以后，一般对方会说“sorry”。在广州的时候，我发现碰了以后，对方看起来有点紧张，不说话就悄悄往相反的方向走。
2.跟我广州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经常在脑子里想下一步，比如“如果我说A，他可能会不舒服，所以我先不说”。
3.可是过了几个月我跟我的美国室友David去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博物馆，一个员工赞美我们的中文：“你们的中文很好！但是你的中文（指着我），比你的中文（指着David）好”。我和David就尴尬了。好像员工没猜到那么说会让我们不舒服。
4.过了一年，我去北京当自由投稿者和学古代汉语。到北京第一天，我从机场坐出租车去学校。要下车的时候，出租车靠边停了，不巧别了一位骑车的60多岁的爷爷。这个爷爷特别不高兴，开始骂司机。我在后面拿着行李，每多花一秒钟整理行李，司机就多被骂一秒钟。
当时我想，“Wow，在北京，避免冲突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在中国生活几年内，我一直在观察到这些区别，然后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
大米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旁听一个研究生的方言课，看到一个地图。老师在讲中国某一些地方，”手“是专门指hand，但是有的地方也可以指arm（胳膊）。
他给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吃惊。专门指hand的地方几乎都是长江以北，也可以指arm的地方是长江以南。
已经过了十年，所以我可能记不清了。我试图找这个地图，都找不到，不确定是不是存在。可是地图的分布跟中国的方言图很像：
我们心理学家经常测一些很模糊的东西。我测一个人的集体主义之后，我就能100%确定这个人的集体主义程度吗？很难。
所以我要了解文化差异的时候，我觉得先看语言就清楚一点。如果这些人是这么说的，那些人是那么说的，那我猜文化差异会沿着这些线。至少可以初步猜测。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初步猜测是我感觉到的南北文化差异可能也是这么分的。那这条长江呢？它代表什么呢？
我第一个想法是个边界。比如印度和中国为什么那么不一样？是因为中间有山，两边不容易接触。
可是长江不算什么界限，小船就可以渡过。
所以不是边界。后来我发现长江大概是种水稻和小麦的分界线：
那种水稻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我开始研究传统种水稻的方式，比如费孝通访问水稻村子的研究。我发现，种水稻有两个跟小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水稻的工作量要比小麦高大概两倍。
2.水稻在水里长得更快，所以很多种水稻的地方需要弄灌溉系统来控制水量。
为了做到这两点，访问传统种水稻的村子的人类学家发现，种水稻的农民会互相分担工作量，比如我这周帮你种地，你下周帮我种地。这样人和人互相依赖程度更高。
然后为了弄灌溉系统，种水稻的农民需要协调用水量，什么时候加水，什么时候放水，还要协调灌溉系统的维修。所以当一个像牛仔那么自由的水稻农民就不行。
测试
后来我到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吉尼亚大学）读博士，决定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测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看看（1）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差异还是只是我想象的，（2）这些差异是沿着水稻和小麦的界限吗？
一开始我是偷偷地去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导师和其他研究者可能会觉得我的想法有点奇怪。我花了几年进行研究，我总共测了1000多个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测了他们的文化思维方式，个体主义和朋友/陌生人的区分。
看看东方思维方式结果（心理学家叫这个“holistic thought”），来自种水稻省的学生更高。
统计上花了很多时间来比较其他解释原因，比如经济发展程度、温度、城市化、跟游牧民族的交流（比如蒙古族）等等。水稻不是唯一有效的变量，但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差异。
比较水稻和小麦的分界线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地方距离不远，温度等其他变量差异不大，但是一边种水稻，一边种小麦。结果发现这些地方也有文化差异。我来自江苏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他们会说“苏北”和“苏南”的同学不一样。
星巴克
好吧好吧，问题是星巴克。我做完这篇研究之后，我想用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测试方法。在实验室做的问卷和任务比较容易控制，但是跟日常生活连接起来不容易。所以我当Fulbright奖学金学者的时候，在想：怎么做日常生活测试呢？
有一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咖啡馆工作。桌子和椅子像这样：
一个客人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椅子往外挪了。过了几分钟，一个服务员走过来了，侧了一下身就过去了，没动椅子。
当时我脑子里亮了灯泡。
Aha!这个像文化心理学家说的差异：个体主义文化的人（比如美国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改变环境。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比如日本）倾向于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这个椅子实验正好可以在中国南北的咖啡馆都做。
所以我开始设计我的挪椅子实验了。我选择只去星巴克因为（1）很多城市都有，（2）南方北方的星巴克环境、颜色什么的差不太多，所以环境在一定程度被控制。
我在星巴克用了那种比较轻的、木头做的椅子，把两个椅子挪到一起。
为了控制椅子之间的距离，我用了我的腰的宽度为标准：
这样的距离可以过，但是要侧身。
我先去了上海和广州，每个地方测了（麻烦了）大概100个人。结果只有大概5%的人挪椅子！
我原来猜南方会比较低，但是这意味着100个人当中，我看到90多个人侧身不动椅子。我看到两个情侣一个一个排队过去，我看到商场拿着两个购物袋的人把购物袋抬起来过去！
后来我去了香港。作为测试地点，香港比较有意思，因为是在水稻文化区，但是又那么发达，而且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结果香港跟广州差不多，挪椅子只有大概5%。
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点担心。如果我乱创造一个实验方法，是个冒险的事。有可能花了那么多时间，给几百位星巴克客人添加麻烦之后，发现谁都不挪椅子。是不是我来自美国的腰太宽了？
所以我在北京开始收集数据的时候，很焦虑。我在第一个星巴克（在新东路）开始“设计”椅子。一般设计椅子的时候，我没有一下子挪到一起。我不想那么明显，不想让客人知道有一个歪果仁在星巴克挪椅子。
所以第一个人过来的时候，第一对椅子只挪了大概70%。第一个人是阿姨，可能50岁。她看到椅子的时候发出声音，“哼”，然后两个都挪了！
“Ahhh……”我放心了。北方人是这样。
在北京和沈阳收集完数据，大概15%的人挪椅子了。
因为这个任务是我乱创造的，我试图做一些验证工作。所以我拿了两个比较著名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国家做对比实验：美国和日本。结果日本人像中国南方不挪椅子，美国人挪椅子最多。
这些差异肯定是水稻和小麦产生的吗？这个很难说。我在文章里比较了不同的变量。如果感兴趣，我建议仔细看两篇原文（实验室，星巴克）。有很多因素；水稻只是一部分。
文化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现象。如果有年轻的研究者想研究文化差异，这个领域大部分还是一片空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星巴克和种地有什么关系？
拿星巴克作为实验室比较有意思，因为（1）这些客人的生活离种地很远，可是文化不容易改变。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历史因素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2）如果要讲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最流行的是大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比较。
可是这些差异跟城市化完全没有关系。我最早观察到这些差异的时候是在广州（几千万人口发达城市，比我长大的EastLansing,Michigan要大很多）和北京（也是几千万人口发达城市）。
就算我们只看中国的大城市，还是会有有意思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是一切（即使在国际连锁店！）。
P.S.
对了，有人问过我：在北京星巴克的人很多是外地来的。怎么就假设都是北京人？
大米理论有一个狡猾的好处：在北京的人不一定要是北京人。只要他们来自小麦地区就行。
不过，为了确定，我做了小调查，问了大概50个北京星巴克客人是在哪里长大的。结果大概60%是在北京长大的，再加上30%是在小麦地区长大的，所以90%是小麦人。在上海差不多，89%是来自上海或其他水稻地区。
研究原文：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4/eaap8469
（本文为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助理教授、Smart Air创始人Thomas Telhelm在知乎问题“你在星巴克有哪些神奇的发现？”下的回答，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