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中国绝非全球化天然受益者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全民讨论。

关于如何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争论，从建国以来就有，改革开放以来并未停止。当年关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争论、关于要不要经济独立自主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习主席在视察大飞机项目的时候就批评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路。

习主席最近还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为了“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也曾经建立起了我们独立的电子产业。我们的起步不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晚。

我们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曾经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既没有芯片又没有操作系统。将近20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虽然我们的高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依然处在相同的困局中。

20年的光阴流逝了。岁月的流水冲走了许多人的梦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没有人才？没有愿意舍弃自身利益敢于不断拼搏的勇士？

中国曾经有许多人为了高科技国产化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我们无法忘怀他们那令人扼腕叹息的失败，更无法忘却他们失败经历中包含的非常广阔的含义。他们个人的经历浓缩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部DNA，折射出中国高科技自主思路的艰难历程。

倪光南院士就是一个例子。他主张绕开 Wintel的核心构架，走自己的道路，并开发自己的方舟CPU，而且还开发成功了。他们有技术，有国家科技资金，但是最终却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图/人民网）

而市场的实际情况是，Wintel不仅有技术，还在中国占据了市场，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市场上许多厂商已经在Wintel技术基础上形成了依赖。他们面临利润的压力，他们无法为了自主技术而增加相关投资，冒短期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在这种经济考核制度下，他们只能不要自主产业，只能要买不要造。

这难道不是我们千方百计提倡的理性人行为吗？

这个时候只要政府能够恰当干预，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组织市场，支持并补贴市场，让自己的市场支持自己的技术，就可以通过市场带来的利润进一步培养技术进步。只要形成了这个良性循环，我们的自主技术就可以市场化、产业化。

但是，我们太相信市场的力量了。

由于种种原因，倪光南们失败了，中国也失去了快速低成本建立高科技核心产业的历史机遇。有人说这一失败，可以同曾经的大飞机下马相提并论。

我在2008年写作《大国兴衰》的时候，收集到了有关资料，扼腕叹息、不能自持。

十多年过去了。过去的争论被重新唤起，只不过已然成了全民的讨论。

一、市场是有短板的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而美国21家上市半导体公司，在大陆的业务占比超过37%。后者每年从中国赚取大量的利润，得以支撑它们巨额的科研经费，推动产品和技术进步，再进一部占领中国市场。而中国自己的自主技术还在艰难之中行进。

原因在那里？原因之一，就在市场。

市场和计划都有短板。关于计划经济的短板我们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而关于市场的短板我们却认识不足。

市场可以推动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但是，市场也可以扼杀创新。这样的例子中外都有。特别是当你的技术不如别人，还在起步的情况下，如果完全靠市场力量，大概率地，就是会被市场力量扼杀掉。为什么？

比如，我们用自主技术刚刚开发出来的芯片，可能在功能和价格上不如那些已经垄断市场的外国芯片好，而且还需要进行许多配套投资。企业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大概率地，采购企业不会买国产芯片。

芯片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据说，过去有些国产企业曾经向某国内商家推荐自己的芯片，但是被拒绝了。这个拒绝，是任何一个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都会做出的决定。这种行为方式，难道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合理的行为吗？这就是为什么在技术落后而又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自发市场，自主技术的发展非常艰难。

这个时候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在自主产业弱小的时候，需要组织市场支持新技术，形成规模，建立起市场和技术的良性循环。这也是美国从1812年战争以后，长久实施的经济政策之一。

美国政府干预技术和产业进步的方式非常多。比如，直接介入、大规模补贴、直接注入资金和资源、政府采购、市场保护。特别是后面两者，非常重要，它可以逐步让自主技术形成市场规模。一旦形成了市场规模，它就可以用利润推动科研、推动技术和产品的进步，逐步做大做强。

这次美国在贸易摩擦中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更是美国政府直接扶持它的高科技产业的一个例子。

美国的经验是，先为运动员在国内搭好平台，让运动员在国内市场练好拳头以后，再参加世界的拳击比赛。这是美国成功的经验之一。

而方舟CPU一开始就被推上了世界性擂台，同世界的拳击冠军搏击，结果还没有出拳就被国内下游产业的用户推下了擂台。

现在，产业和技术升级已经成了国策。我们有2025战略产业规划。如何实施这个规划呢？既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又要发挥政府的力量。不能让这些新产业，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发育。我们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在别人已经控制市场甚至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自主技术被市场扼杀的悲剧重演？

二、管理好开放中的风险

贸易摩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会停滞我们开放的脚步，却提醒我们要管控开放中的风险。管控好了风险，开放就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

未来几年我们的制造业将更加开放，外资将来可以独立设厂。在看到它带来的种种机遇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可能给我们产业进步带来的种种压力。思考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一步开放。

美国制造业是非常先进的，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许多年以来非常依赖中国市场。5年以后，我们可能需要很好的管理下面这些风险：

（1）以后美国那些芯片商，可以直接在中国开工厂，以更加低廉的本土价格进行竞争，给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的起步带来更多的困难。

（2）西方那些高科技产品由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有非常丰厚的利润，可以给开发人员开出非常高的薪水。可以设想，为了维持它们在高价值产业的垄断地位，它们会在中国开厂，用高薪水吸纳中国优秀的科研人才，掏空中国自主技术的人才基础。比如，中国普通芯片开发人员的工资大约一年10万元人民币，而美国企业给一个普通研发人员开出大约100万人民币的薪水。这种薪水差，不仅可能导致我们自主创新人才的流失，甚至可能导致我们国防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流失。

（3）它们可能在中国大量收购自主创新的企业，收购它们的IP等等。

（4）恶意收购。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品牌、民族品牌以及IP可能出现新一轮沦陷——被大规模收购，然后被迫退出市场——收购的目的单纯是为了淘汰竞争对手。

（5）在制造业完全开放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可能会面临许多困难。在可以独资以后，外资为什么还要合资呢，为什么要与中方分享利润？极大的可能是：收购中方的合资；退出合资；让合资企业的利润逐步转移到独资企业里。合资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必将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完全开放制造业市场后，由于外资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中国政府组织市场、克服市场短板、支持自主创新、进行供给侧管理的能力会不会下降？

工业革命以后，大国崛起都要争夺海外市场，甚至为了海外市场而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生产过剩，必须有海外市场。

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大幅度开放自己市场的国家。我们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出现全面过剩。在目前这种世界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我们的大幅度开放让其过剩大规模流入中国，加剧中国自己的过剩，影响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

我们相信：中国在进一步的开放中，一定能避免让自己变成发达国家剩余产品的倾销市场；我们相信：中国能够避免大幅度压缩自己的过剩的同时眼睁睁看到别人把过剩倾泻到中国；我们也相信：中国有管控种种风险的预案。

开放是历史的潮流。管理好相应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更大地开放。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三、管理好全球化中的风险

经济发展要讲政治，而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

针对中国单个企业的打击还不是最糟的。美国还可以动用国内法律，从安全角度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更精确的技术打击，对中国的高科技乃至其他领域带来更大的灾难。

在美国已经完成对华战略转变的历史大环境下，无论这场贸易战结果如何，都表明，建立在依赖其他国家核心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是难以经受历史检验的，这种大国繁荣是不安全的、难以持续的。这种一剑封喉的风险，需要警惕。

全球化是一种潮流。不过全球化理论不能轻视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某些全球化理论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从模型中拿掉了。

现在西方那些全球化模型，讨论的是：在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国家利益和矛盾、没有国家间竞争和冲突的抽象试验室里，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价值链配置的可能趋势。

《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利益矛盾。这是美国从立国以来的基本原则。美国是讲这个政治的。汉密尔顿在200多年以前就讲过，没有经济独立和技术独立，就没有完全的政治独立。这一直是美国的一条戒律。

毛泽东主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无法把国家利益、国家矛盾从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型中拿掉的。在坚持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矛盾放回模型中去。让全球化模型客观准确地反映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原真实的世界。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和追求全球资源和价值链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产业的极致境界，就是一个国家不需要基本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全融入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的美好的境界。

如果没有国家矛盾，这是惠及全人类的经济体系。一个国家发展了高科技，就可以通过全球化配置惠及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再搞它呢？那不是对人类资源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浪费吗？但是，这个模型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我们现在还是民族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政府的政策选择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条和资源配置的断裂，使这种全球配置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当下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暴露出来。

中国既需要全球化，也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是认识到了全球化的弱点的。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其实就是强调要独立自主，就是决定了在这些关键的产业里面，我们不能简单依赖现有的全球价值链。我们要改变和超越现有价值链。如果完全相信全球资源的市场配置，我们就不需要2025战略规划了。

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控制好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就能更好地运用全球化。

四、进口替代，为高科技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中国可以考虑大力推动进口替代。组织市场支持2025产业，用它们逐步替代进口产品和技术，逐步培养出自己的市场—产业—技术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有利于产业升级，还有利于国民收入加速增长。

1.中国可能要拿出两弹一星的精神和类似的组织体系，设立专门的机构，设定专项责任和权力，拨付专门的经费。

2.坚持自主开发，搞“成本加成”。

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有些企业希望通过收购买到核心技术，在海外市场竞相提价，彼此竞争，结果真正的核心技术买不到，高价买回了落后的技术。

这些资金其实可以用于自主开发。那些自主开发的企业，可以参考美国的办法，向企业下单研究项目，搞“成本加成”。美国政府对国家急需的项目，尤其是与军工有关的项目，实施“成本加成”，在企业研发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合理的利润，作为政府的支付。当然，细节非常重要，比如什么是合理的成本等等。这样企业有利可图，可以做出优异的业绩，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吸引民间资本加入，达到做大做强的目的。

政府支付了研发成本，而民间支付了投资。如果市值/销售的比例是X的话，政府资金可以起到X倍的杠杆率，撬动民间资金。

3. 坚持人才中心，解决科研人员的种种后顾之忧。在市场化程度如此高的今天，住房、医疗、孩子的教育等都已经市场化，政府必须化大力气、下大本钱解决科研人员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用工制度改革，让个人在人力市场上获得利益和承担风险，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他们的种种顾虑，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自主研发。中国不乏人才，不乏优秀的人才。我曾经到硅谷看过，中国员工很多，大约有几万人。在许多团队里，中文几乎成了“官方语言”。

4. 建立企业和政府的联盟，组成上中下游产业大集团，政府在采购上予以大力支持，在财力、物力、政策等等方面给予优惠，推动逆周期战略。

芯片的周期是非常短的，往往是由供给推动。在产业走势良好的时候，利润上升，股价上升，企业大力生产，扩张供给能力，最后导致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阶段，企业往往亏损，股价向自由落体一样下滑。这个时候，很多企业急需资金，在这个阶段可以考虑收购国外先进的技术，或者收购那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或者把它们挤出去。

作为国家战略，从长远看，“逆周期”是一个成本效益非常好的战略。

五、制度建议——通过改革与WTO总章21条对接

我们需要管理开放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首先，要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原则和全球化原则的基础之上；其次，要下决心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核心技术这些“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其次，就是开放的政策设计要避免简单地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企业可以这样，国家不能这样。因为，追求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化，不过是“比较优势”的另一种说法。它其实就是提倡现有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格局。习主席讲“国之重器”，就是要扭转现有的全球价值链，是要实现我们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不是最大化。具体讲：

1. 全面采用WTO的规则，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WTO总章程的第21条（Artcile XXI）是关于“安全豁免”的。即，当外国竞争者危害了我们的安全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非市场手段，即WTO那些市场规则可以豁免。美国对钢铁和汽车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都采用了安全豁免条款来解释，我们对核心技术和产业等更应该如此。

2. 要从组织机构、法律法规以及程序上对接这个安全条款（Article XXI）。美国有一套针对这一条款完整的制度建设。在某些市场主体对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哪怕可能性很低的时候，这套制度也会自动生效。

3. 要从安全豁免条款和反垄断法的角度，坚决防止和打击以危害国家安全和实现垄断为结果的，以控制产业技术为目的的恶性竞争，包括上文提及的价格、人才和收购等方面的竞争。

4. 负面清单需要与时俱进。过去由于有严格的审批措施，负面清单的作用不是非常大。现在，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完善补充负面清单。立国以来，美国不允许外国人和外国控制的企业涉足以下行业：国防，商用飞机，航海行业，商业捕鱼，发电，传统银行，通讯，广播，采矿权等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值得我们参考。

5. 美国政府在资金、采购、市场培等方面给予核心技术大力支持。美国政府的干预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次对自己高科技产业的保护和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击等等，都是明显的政府干预方式。“国之重器”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

开放的风险必须用WTO总章21条相应的改革来管控。

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改变，全球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暴露了出来，我们需要妥善应对。

就高科技而言，中国迫切需要摆脱对美国芯片产业的依赖。贸易战暴露出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管控种种风险。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捍卫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让核心技术成为我们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台阶！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