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重建全球史的”时间正义”
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
在回到“时间”这个话题之前，先对全球史，尤其是当前西欧的全球史研究作一些概括性的评论。
一、有关全球史的七种论点
第一，全球史直接挑战着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
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建基于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尤其是近邻国家）更崇高伟大这一价值判断之上。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认为国家四面受敌，它讲述的是被敌人压迫并最终战胜敌人的故事。通常它是统一和同质化的历史，容不得少数群体和外来者。
国别史和这种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不应混为一谈。非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框架内的历史”如今在西欧学术界已成为史学家的准则，我相信全球史与这种国别史绝对兼容。
全球史，或者说跨国史，关注更为广阔的背景，这些背景超越了框定民族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本国的边界，以此对国别史形成补充。它可以提供更复杂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包含内因，也包含外因。
举一个例子，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历来一直仅仅通过各种内因加以解释：包括法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波旁政府的无能和激进启蒙运动的话语论述。从全球视角作出的更全面的解释，则会增加旧制度被一场财政危机严重削弱这一外部事实。这场迫使国王向自己王国的精英们讨钱的财政危机，主要是由于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而引发的巨额开支造成的。
换句话说，法国的全球战略，也就是通过向十三个殖民地的反叛定居者提供军事支持来攻击英国敌人，在北美取得了成功，却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所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纠结缠绕的”）事件，而非独立的“国家”大事。
法国大革命主题油画（图/视觉中国）
第二，全球史学家大多坚持“世界主义”眼光。
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同样有趣，同样值得关注。老派的世界史学家往往只关注“伟大”的文明，而全球史学家从原则上讲非常严肃地看待特定的历史情境。与其他各种历史分析相比，全球史更需要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家可以很容易就一些世界主义或非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达成一致。他们也会达成共识，认为历史研究的常规方法适用于他们的领域。历史推理的逻辑在哪里都一样。有些理论会比其他理论更为相关，但全球史没有单独的方法。特殊之处在于历史学家们使用的术语，这引发了跨文化史学中一些最令人着迷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有一种抽象的分析语言可以应用于大多数文化语境。诸如“国家”、“帝国”、“法律”、“宗教”、“科学”、“市场”、“城市”、“村庄”、“边界”等术语，都属于这一普遍层面上的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传统创造了很多这类语言。马克斯·韦伯也许是这方面最了不起的大师。所有这些术语或早或晚都被翻译成了非西方语言，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语义色彩。
但是，在较低的抽象层面上，一些术语有着特定的来源，很难翻译和转移到其他语境当中。全球史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普遍的层面上，它也必须运用那些特殊的语义。例如，“资产阶级”这个词最初是用来形容法国18世纪的一小群富有的城市居民。说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意味着什么？这个词的中文直译“资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征相符合吗？中文词汇中还有其他（或许更好）的术语来描述社会的中间阶层吗？或者反过来，有没有可能用非欧洲的概念来分析欧洲社会？
举个例子，我一直认为“关系”是理解社会生活中非正式领域的一个有用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所有可能的对等词都有负面的腐败含义。这种语义我觉得并不一定包含在“关系”这个术语当中，也许它可以成为一般社会学分析的一个有用概念。
第三，再回到我的主要论点:全球史学家共享的世界主义眼光，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还有他们使用的部分术语）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全球史有不同的国别风格，这些风格源于多样的历史经验和智识传统。
当前，主导全球史国际话语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他们是在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权威。如今年轻一代的德国全球史学家更愿意用英语写作。他们的最高目标是在一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欧洲、甚至是国家特性，保留了下来。
就举一个例子: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社会主要是由多种族的新近移民组成的。相比之下，欧洲人倾向于着眼长远:德国每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拉丁语，并且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很自然地把悄无声息的社会进化视为常规，迁移和流动是这一规则的例外，而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和长久的事实。
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所学的社会史几乎没有提及过迁移。由于近年来全球史的崛起，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例子很好地表明，历史研究中的这个新趋势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过去被忽视的那些方面。
第四，全球史也经常被指责有“总体化”的野心。
那种声称是所有一切，或者是大人物、大趋势和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庸俗世界史也许是这样。但是负责任的全球史与此相反，它既不是一堆混乱的事实，也不是综合性的历史哲学。它是一种探讨跨境问题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不应通过推断或者“理论”，而是要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运用已经建立的历史研究方法。
宏大的综论———比如我自己关于19世纪的书———虽不讨人喜欢，却也少不了，但这种书并不能体现全球史。这样的综论间或有些帮助，只是随着研究的发展进步，它们很快就过时了。连那些“鸿篇巨制”也应该从非总体化的角度来书写。它们无法面面俱到。它们应该避免仅仅是胜利者的历史，也应该考虑失败者、受害者、穷人、落后和无助的群体:数百万始终停留在全球史学家热衷的网络之外的那些人。
第五，全球史的关键术语是“关联”。
更确切地说，全球史的视角集中在各种跨境关联上，但只涉及那些不同寻常和具有变革性的关联。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对人、经济体系、自然栖息地、世界观或任何相互联系的事物有影响的关联。并不是所有的关联都有历史意义。
关联通常被想象为一种“流动”或者“流通”。这是一个有用的图像。然而，这里面存在着忽视流通受阻的危险，或者忽视流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这一简单事实。一套思想体系（比如宗教或者法律制度）从发送者传播到接收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物体经过商品链，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关联研究常常被全球史学家视为一种优于比较研究的选择。我更认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做法，他那本关于19世纪的名作《现代世界的诞生》，副标题中就把“关联和比较”两个术语都包含在内。比较仍然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是部分或有限的比较形式。比较整个宏观结构，比如整个帝国、世界宗教甚至是“文明”，并不总是明智的。
第六，全球史不应该总是在高度抽象的统一层面运作。
它应该发展“变焦”技术，可以调整焦距，去审视细节，然后再从细节移开，转向更宽广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不同规模的尺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区域（甚至本地）视角不应被看作与全球视野完全不同的方法。只不过全球史“变焦”的范围朝着广角杆延伸得更多一些。全球史要想保持活力，只有尽可能接近历史学家的正常关切，避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以为更有知识和洞见的领域。
最后，我们来讨论什么可以称为“中心主义”这个棘手的问题。
全球史最初的理论基础，尤其体现在后殖民理论当中，是它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已经非常成功。再也没有谁敢声称自己认同“欧洲中心论”了。
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默认的欧洲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研究本国的历史学家都占据绝大多数，这个简单的事实不足为奇。欧洲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始终会关注欧洲国家，在这一无关紧要的意义上，他们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
资料图：旧有绘制版世界地图
在欧洲或北美的大学里，不太可能有历史学家会出于道德准则为欧洲中心主义辩护。几年前，当我试图指出19世纪的世界史（那时欧洲统治着世界！）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点“欧洲中心论”时，一位怒不可遏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告诉我，欧洲中心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雏形，因此是“走向种族灭绝的第一步”。
虽然这太极端了点儿，但“中心主义”这个话题不可回避。完全中立和公正的观点永远无法实现。问题始于我们的知识局限。我自己是真心努力在历史研究中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对象，可这种努力受制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对南美的了解远远低于我对欧洲，也许还有我对中国的了解。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甚至从未试图掩盖他是一位印度专家这个事实。
虽然精心撰写并基于实证的中国、太平洋、刚果或者墨西哥中心主义的全球史是件好事，但这不能成为唯一的出路。这种有意“中心”化的历史可能会做两件事:第一件，它们会特别强调（又是价值判断！）本地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以非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很可能会突出早期黄金时代的文化成就，并强调奴隶贸易造成的苦难。第二件，也是更为困难的，他们会试图重建生活在上述中心的人们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倘若真能做到的话———必须以考古证据为基础。
这听起来也许令人惊讶，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献业已存在。如今，西方最好的全球史和世界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自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论述的“大分流”问题被重新表述为英国和中国东部地区之间的微小和或有差别议题以来，再也没有人用胜利者的口吻谈论“西方的崛起”，反倒是讨论“中国的崛起”。顺便说一句，禁忌和顾虑少多了。
或者再举两个例子:世界各地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再否认或者淡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恐怖。还有明朝的郑和已经成为全球史学家青睐的人物，如今世界史教科书中论述他的篇幅，至少和哥伦布与达伽马一样多。不再需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来树立郑和的声誉。
我想论证的是:只要具备资料和理解它们的能力，就应该能够想象和模拟各种“中心化”的视角，并在国际学者圈对其加以比较和讨论。大家都知道，西方汉学家们出于中国中心论而对中国生发的认同，很难被他们的中国同仁所超越。相反，绝对没有理由说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欧洲的中国学者，不能从欧洲的思想角度，也就是说以“欧洲中心”的方式思考问题。
一旦我们超越了历史愧疚这一艰难地带，一旦我们甩开了身份政治的包袱，我们应该可以把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各种中心主义去道德化，随后把它们放在平等的层面上，尝试将它们作为世界史的多种不同视角来运用，每种角度都有各自的合法性和智识潜能。
二、时间: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维度
各种历史都被镌刻在由空间、时间和等级构成的三维框架中。“等级”或许在这三者当中最不同寻常，也最难处理，但它无处不在，涉及权力差异、社会不平等以及对精神或智识权威和优越性的索求。与这一复杂的维度相比，“时间”这个要求很高的话题，似乎显得好对付一些。
我认为，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国别史和全球史———可以体现在它们对空间、时间和等级的具体态度上。
历史研究的是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同样，历史的书写暗含着叙事对时间的塑造。历史学家在讲述故事时（当然，他们也经常做其他事情，比如描述结构体系），他们构建的叙事会以时间顺序展开，一个事件会被放在另一个之后。此外，当我们作出解释时，这些解释往往具有承接性:也就是某个事物要通过先前发生或存在的事件或结构性前提来解释。
这在大多数类型的历史分析中都是常见的，即使我们不想要一种明确的历史时间理论: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我们也要通过时间范畴来思考。正好像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你们不必记住日期，但你们要知道，什么发生在前，什么发生在后。
全球史与时间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会讲三点:（1）关于时期划分；（2）围绕时间的消失；（3）关于时间维度。
（1）时期划分
首先，请考虑一下“时期划分”的现实问题。时期划分绝不能想当然，它总是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所有重大的政治性间断都让我们想要寻找缓和突发性断裂的那些连续性。在政治和战争史以外的历史分析领域要精确地划分时期困难得多。在经济史上，1929年初美国大萧条的开端是少有的明确断裂之一。但是，当重大的经济危机结束时，却很难得出精确的答案。
美国大萧条时期照片
例如，著名的工业革命到底始于何时？也许是在18世纪80年代？可是当时很少有英国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巨大变化，统计数据也没有出现明显上扬。在社会史或环境史中，断裂或者转折点更难察觉。只有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史中，重大突破有时才可以确定具体的日期。但即便如此，一项创新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被广泛接受并付诸实际应用，最终真正改变历史。人类的“电气时代”在178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发明第一块电池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开启，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的城市才开始用电灯照明，这一技术在随后的十年中被引进到上海。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时期划分的很多确定性完全消失了。在出版于2004年的大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克里斯托弗·贝利按照传统的欧洲日期构建了从1789到1914年的19世纪全球史。可是，我在规划我自己关于同一时期的那本书时，已经不再确定19世纪究竟是指哪一段时间。
1789年，甚至1800年，对于亚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些年头显然都不具有重大意义。1914年作为“长十九世纪”的中止年份，倒是争议较少。因为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著名的枪声的确“响彻全球”。然而，对亚洲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18年欧洲战事结束之后，而不是所谓的“大战”的开始。
欧洲史学界的最新趋势是开始讨论“拉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2年血腥的巴尔干战争开始，直到1923年左右结束。当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苏联的地位得以巩固，意大利的法西斯力量开始掌权。对于中国的政治史来说，这也讲得通:从1912年共和国成立到1923年建立第一次统一战线，是比从1914到1918年这一固有的战争时期更为丰富的历史期间。
时期划分的挑战可以发生在远比这宏大的规模之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面对拆分整个世界史的任务。不过，当你必须设计一套涵盖从史前时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化的多卷本著作时，这种现实要求就出现了。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和我在计划我们的6卷本世界史丛书的时候（其中3卷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德语版已有5卷面世），这正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资料图
全球性的时期划分并不显而易见，不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中国历史中的“明清时期”，或者认同从大约1450（或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为“早期近代欧洲”。一种全球性的时期划分只能是协商妥协的结果，这比国别史的情况尤甚。必须找到可以把世界上不同地区、各种趋势归拢起来的关节点。例如，我们同意这套丛书中，包括一卷欧洲学者所称的“中世纪”，这个词在其他地方的相关性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一卷的起始时间比拉丁基督教历史学家公认的时间早了大约200年，即7世纪早期。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唐朝的开端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重大改革，有很好的理由选择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为开端。但是，讨论的结果表明，也许公元600年更合适。
而这一卷的结尾也不是1500年左右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的征服，而是更早的1350年前后，因为当时黑死病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种共同的生物命运之中，而且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瓦解。
（2）时间的消失
第二点把我们带往全球史的核心，全球史的许多提倡者都明白这一点。
在涉及时间问题时，“全球史”这个宽泛的叫法其实目前涵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在刻度的一端是所谓“大历史”，试图覆盖尽可能长的时间。它关注人类物种的整个进化史，甚至包括生命出现之前宇宙的发展。在刻度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对变化毫无兴趣或不太热衷的全球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事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经典问题，而是着眼于同时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主要是对同时性和同步性感兴趣。他们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这种方法极为有用，很好地展示“视野的拓宽”，这是全球史的一大成就。直到最近，西方研究欧洲中世纪盛期———一个经济扩张和富有文化创造力的时期（想想欧洲的那些大教堂吧！）———的学者当中，就连那些最为博学的，也只是隐约意识到同时期宋朝的存在，反过来可能也一样。
全球史强调了这种同时性，而且至少将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添加到11或12世纪更丰富的图景当中。法国了不起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中（发表于1939~1940年)已经将西欧和日本的封建主义作出了比较。
有一类流行的全球史著作由很多横截面组成，它们可以带我们环游世界。
它们这样做有不同的目的，一种方法是寻找差异并展示互不相连的事物的同时代性。它们让读者对人类处境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感到惊讶。任何这样一次环游世界之旅，至少在现代世纪里，都会显示出极为不同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程度。
通常，这种多样性并未得到解释。如果目标是作出因果解释，那就必须使用比较的方法，虽然这么做一定会减少所探讨的案例的数量。因此，就有著名的“大分流”问题。
早先的表述方式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出现？”最终，这一问题成为部分欧洲和部分中国地区之间的比较，但世界其他地区都被忽略了。在我看来，关于“大分流”的辩论并不是全球史最好的例子，因为这里几乎没有涉及到关联。而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就对这个问题表述得至少同样深刻。
另一种方法更关注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例如，这一流派的历史学家们发现，17世纪中叶是整个欧亚大陆极为动荡和暴力的一个时期，从满洲征服中国到中欧的三十年战争和英国的革命。为什么有这些相似之处？一个有影响的理论认为，气候变化（通常所说的“小冰川期”）是联系所有这些个案的决定性原因。
这里所用的解释模型相当简单。也许过于简单，相似的结果要由相似的原因来解释。所有这些方法都基于对于同时性的假设，它们需要比较同时期的经济体系的表现，或者它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制度的崩溃———明朝、斯图亚特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会同时发生，而且不同事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
在许多方面，全球史的确更注重空间而不是时间。在空间被西方历史学家忽视了两个世纪后，这种做法重塑了历史公正。然而，这种全球分析涉及到地理和其他自然原因方面的讨论往往是静态的。对于“大分流”最有影响的解释，将廉价的煤炭供应和美国殖民地农业用地的剩余作为英国优于江南的决定性因素。同样，小冰川期是人类行动之外的一个外生因素，是一个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因素。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关于跨国甚至全球网络的优秀研究。总的来说，“网络”是全球史的核心比喻，它的重要性堪比社会史中的“社会”、老派世界史中的“文明”，或者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些“网络”是人类———商人、士兵、传教士等———或者物质对象在空间中的分布。它们可以被描绘，特别是借助新的数字手段，但是这些网络很少被认为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它们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变迁也往往被忽略。
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全球史要求太多。人们应该感谢“空间转向”所带来的知识进步及其在全球的应用。我的方法论的要点是:当前许多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时方法应该帮助对历时变化的重新思考。
（3）时间维度和全球进程
最后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它们集中在“全球进程”这个话题上。
研究历时变化就是研究进程，进程是历史学家对时间进行概念化并使之可见的最合适的方式，各种层面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论述都涉及进程。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通常处理非常普遍性的进程。
其中，有一些并没有原先认为的普遍，一个例子就是“世俗化”。几十年前，西方社会学家宣称宗教普遍已死。这种说法当然已不再令人信服。其他进程也似乎仅限于西方国家，一个例子也许是民主化。
其实，大规模的进程很少是真正普遍存在的。比如世界人口的膨胀，巨型城市化和农村生活的破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胜利，合成品的泛滥（比如塑料瓶无处不在），一种全球性公共领域的兴起，尤其是在体育和被媒体主导的大众娱乐领域。这些大规模的进程中，有一些是高度不对称而且分布不均匀的。想想数字化和数字鸿沟吧！
但是，也有一些就影响而论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气候变化。有时，这些宏观进程有很长的历史，比如城市化，这需要从空间还有时间上加以分析。具体研究会从个别地区或民族国家开始，在此基础上还要搭建更广阔的场景———这是全球史学家的任务。
他们会发现，至少在现代，看似区域内或国家内的城市化发展其实有很强的互动性。因此，全球城市化的历史一定不仅仅是各个国家情况的相加。在19世纪，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最初是一个由欧洲驱动的进程，但是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城市已经不是欧洲模式的简单复制品。
另一类更好处理，而且更容易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探讨，即并不总是在全球层面发生，而是从某一层面开始，随后影响到具体国家的那些全球进程。或者换言之，那些进程从外部渗透到国家与社会。因此它们表明，国家与社会并不像民族主义化的自我认知通常所显示的那样孤立。
这种类型的全球进程，也经常出现在消费习惯的养成当中。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和印度茶在欧洲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就近还可以找到另一个吸引人的案例：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传播。
马克思资料图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和越南非常成功，但在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却遭遇失败，尽管共产国际和当地的共产党活动非常积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比较全球史的一个真正议题。
所有这些进程都有自己的时间形式。这种时间形式可以用一系列特征来描述:这个进程需要多长时间？它是连续的，还是断裂和中断的？它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它的快慢如何？我们可以找出加速和减速的阶段吗？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吗？或者，它是否真的被逆转了？
三、结论
我对全球史感兴趣，同时也对时间理论有兴趣，在这场讲座中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不是有意要宣传全球史，也不是要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性，它只是众多同样重要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
我也不同意全球史一定要依赖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看法，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是它的一个坚实基础。即使再往前，很多欧洲启蒙思想家，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对非民族史都有浓厚的兴趣。
我也不相信全球史处于美国的主导之下。当前一些最好的全球史学家来自英国、荷兰、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当然还有中国。全球史是一项国际性课题，内部多种多样，它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场景，而且在一个国家内始终会是学界少数学者从事的研究。它非常成功地将历史学科和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而且只要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兴趣不减，它就会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全球史也可以成为关于史学理论的一般性讨论中一个富有成效的开始。也许，今天这个讲座就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本文原刊于《复旦学报》2018年第1期，原题为“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张楠翻译，注释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