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丁奎淞：近期中美争端绝非仅仅是贸易问题，涉及未来中国发展方向
**【5月12日至1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年会（2018年）在中信国安第一城成功举办。中信基金会理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孔丹在会上作了2017年度工作报告。****孔丹表示，中信基金会将围绕党和国家发展战略，聚焦服务决策，把握主攻方向，**竭尽全力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高端综合性智库。
观察者网将对此次大会上的部分发言分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本文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淞的发言。】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我的工作部门不是使馆、外交部，商务部，也不是外办，对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接触相对来说了解较少。不过我最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我的发言可以以此作为切入点。
美方大概来了十多个专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的人物，其中包括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还有基辛格研究所成员、佩特森和美国商会的代表等等。中方有与会的学者有二十多个，一共加起来四十多人。
我们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点，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是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我从头到尾仔细看过英文原版。它是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华态度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认为我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认为我们所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指责我们试图建立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
第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过去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回到过去的模式上去了；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情绪，逐渐失去了耐心的态度；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因为中国的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WTO的原则，他们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这说明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台湾旅行法》法案
台湾问题在美国内部引起的争论，有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台湾是民主社会，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第二种观点认为，台湾过去自称代表全中国，但是它现在已经不自称代表全中国了，因此他们的政策要发生变化；第三，中国在西太的军事力量过强，已经引起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因此美国要支持台湾平衡中国的军事力量；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创建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这是个难题。
我们现在有不少报纸、新闻评论、专家学者都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完全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议。
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还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美国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美国渐行渐远，无法再容忍了；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现在做的一切需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如果中国不能按照美国的期望值进行市场化的竞争，美国就要和中国在经贸上脱钩。脱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有可能重返TPP，同时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
因为中国不是TPP、TIPP的一份子，这就等于美国重新建一个世界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体系。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做的融入世界贸易的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了。
去年年底，美国正式向世贸组织（WTO）提交文件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美商贸谈判陷入僵局（《金融时报》2017年12月1日报道截图）
我们目前并不具备另立一个市场和美国相抗衡的能力。我们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17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等等，有可能会大幅度回落。
如果我们每年260亿的芯片进口、200多亿的石油进口等等被美国“脱钩”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这个市场还是美国和西方主导的。我们将来面对的恐怕不光是美国，而且还有整个西方市场。
有的人也许会说，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我们可以争取一部分国家。西方到底是不是铁板一块，这有待观察。
从美国、日本、欧洲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一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们实际上态度是一致的。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市场经济方面，欧盟有400多页的文件，美国的“301政策”有200多页的文件，加起来有700页左右。
当然，即使出现这种状况，我觉得也不必过分担忧和可怕。美国不是曾经封锁了中国22年吗？ 1927年红军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应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质疑。后来被迫长征，后来也走到了延安，并且建立了根据地。
后来蒋介石封锁延安，我们又搞了大生产和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中国不会被它整垮，也不会被封锁死、我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不怕这些困难的。关键我们现在是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未来。
丁奎淞（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刚才李行长已经非常清楚地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变化做了一个很深入的解释。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形成了竞争、施压、对抗的共识。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学界，一个是企业界。因为李行长在美国政府这一部分已经谈得很具体了，所以我暂时略去。
我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提炼出来一些内容，做一个结论，如下：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要在世界上按自己的意志确定规则；中国与美国的全面竞争已导致了战略失衡；中国通过不公平对等、不讲原则的重商主义方式，侵蚀了美国全球经济利益；美要与盟国和全球伙伴对中国威胁国际秩序的行为做出回应。这是对特朗普政府一年多以来与中国的接触、摸底之后，得出了一个美国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很明确的结论。
第二点，美国学界主流正在向特朗普政府的立场靠拢。经过几年来的对华战略变革，美国学界主流逆向反思对华认知，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出现美国期望的变化，也可能打破西方华盛顿共识的模式，以威权主义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美国战略派的代表人物、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一个看法。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了一个文章，认为美国几十年来对华政策的变更全都错了，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美国都未能对中国产生预期的影响，美国正面对历史上最具活力和令人敬畏的竞争者，如果美国要正确应对挑战，美国就应该放弃长期以来与中国打交道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坎贝尔是美国战略界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美国建制派、战略层面的亚太派。他一直主张强化美国的亚洲盟国体系和扩张伙伴关系，以此来平衡和对冲中国的影响，他也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重要推手。
对华强硬派，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参考消息）
如果是希拉里上台的话，有传言说他可能在国务院出任高官，甚至是国务卿。
他这个看法，也代表了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建制派的主流看法。
第三，美国企业界对华认识趋于负面。美国企业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头，对推动和稳定中美关系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过去几年来，美国企业对促进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的意愿在下降，特别是在华企业。
美国不愿意配合我们加强经贸和信息安全监管措施，对我金融市场管制尤其不满。
去年，美国在华商会做了统计，60%的商会会员表示，对中国政府未来3年进一步开放市场基本没有信心。受限于金融管制，美银行业在华仅占银行总资产的2%，而寿险公司仅占市场份额的6%。此外在汽车业、银行支付、高新技术元器件等领域，美国企业认为我们没有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
因此，美国在华企业这两年要求以对等的原则处理来自中企的竞争，要求美国政府以开放和法治原则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这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施压的重要的动力。
还有第二个大问题，我们要注意跟踪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五个倾向。
第一个倾向是，在战略上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强化与我方理念竞争的倾向。美国不承认我们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美国的对外战略是以结果为引导的，而不关注意识形态。但紧接着它还说了一句话：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的原则是使世界维持“持久正义”的力量。
去年5月，已经下台的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科恩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当时我们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他们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球共同体，而只是世界非政府组织行为体和商业集团取得竞争优势的争斗之地，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力量，而且他们并不否认这是国际事务的基本特质，恰恰相反，他们全力拥抱它。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实在——这是在我们发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整套原则之后说的。
另外，美国基于这个理念，以民主和平论来打造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最近我在也做印太战略的课题。美国《台湾旅行法》通过以后，第一个去台湾访问的就是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驻京帮办黄之瀚。他回美国以后，四月初就讲了印太战略的原则。
他说，所谓的自由，是指在国际层面上印太国家不受胁迫，可以自由选择发展路径；国家层面上，是指印太各国社会在良治、人民基本权利、透明度和反腐方面都要更加进步自由；其次，所谓开放，是指开放海上和空中交通线、开放基础设施、开放投资和开放贸易。
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卿黄之瀚3月20日至22日访问了台湾（图自台媒）
这话我们反过来看就清楚了，实际上他们讲的就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两个原则。
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去年在CSIS做演讲的时候提出来，美国不可能与非民主的中国发展出美国与另一个“重要民主国家印度”那样的关系。
在经济自由这一部分，美国人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有关。
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个进程中想要拥有自身的规则和规范。这些理念竞争，我认为已经露出苗头了。
第二，在军事上，美国以超强实力遏制我国崛起的倾向。并且加强了军事预算。考虑到现在美国与我的人均GDP比大体是6比1，美国进一步加强军事投入还有相当的潜力，这一点我们要高度重视。
并且美国加强了海军的灵活反应能力，为大国竞争做准备。大家注意到最近美国第三和第七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美国现在经常在西太平洋保持两个航母战斗群，最近又重新恢复了第二舰队的建制，第二舰队嘴上说是应对俄罗斯的挑战，但实际上也有全球快速反应的意思。
第三是夯实盟友关系。
第四是积极打造印太安全的菱形，也就是美、日、印、泰四国安全关系。美国正在努力把美、日、印在印度洋的军事演习变成美、日、印、澳，目前正在做工作。
第三个主要论点，是在经济上有削弱我长期发展基础的倾向。美国在现在对我们施压，确实不能简单地看成贸易战，而是有遏制我国长期发展基础意图的。
因为美国认为他要应对一种结构性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双方在短期内不可能就中美经贸关系达成一个共识性的解决办法，所以冲突——对抗——对话，这样的循环将不断地发生。
第四个主要论点，就是强化美台实质关系，牵制我和平发展。今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允许各层级的官员访台。4月，美国国务院对台湾潜艇资质发出了营销核准，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实际步骤，试探我国忍耐的底线，也可能导致擦枪走火。
《解放军报》2月2日发表题为《谁才是亚太地区“破坏性力量”？》一文
大家注意到最近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进行绕岛巡航，表明我们在做准备。我的一个结论是，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机遇和时间窗口正在关闭，我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大家可以讨论。
第五，就是以民运、民分、恐怖主义分散我精力的倾向。目前美国国内的新老民运分子正在与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等人拉近关系，下面有很多小动作，班农也参加了这些组织的各类活动，图谋为我处理中美关系制造各种麻烦。
4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在认定十五世达赖喇嘛问题上对我国指手划脚，这也是美国国会首次通过此类的决议。随着中东恐怖主义问题趋于平静，我新疆和“一带一路”沿线恐怖主义活动也有可能在美幕后操纵下被激发起来，现在各种苗头都在出现，增加经济建设的安全风险。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点对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思考。目前我们国内改革开放任务非常艰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很险恶，把握和处理好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我们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我想提几点。
第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国际大势，削弱冷战思维的影响。
我们还是应高度关注美国的竞争战略，拓展和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目前我们提出的大体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占领理论和道德制高点，对于未来我们塑造国际大势十分重要，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做。
一是从推进我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角度，针对美国西方大国竞争论、民主和平论等冷战主张，完善和拓展我理论体系，指导对外工作；第二，要像经济建设一样，在国际上强化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一带一路”项目发展到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该在哪里落地，辅之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扶贫慈善事业，推进与沿线各国的理念融合，塑造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新时代的大势；
十九大关键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是要结合国际格局的变化，从强化亚洲合作的角度，继续深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研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想我们还是有必要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立足亚洲，放眼世界。使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根基更加扎实，彰显对全球治理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办好自己的事，集中精力谋改革发展，这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不为美竞争战略所动，始终把推进中国的发展放在首位，按既定方针加快国家发展机制体制改革，明确国防建设是国家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进一步加大我们的国防投入，同时也要警惕被美国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我觉得这个平衡我们要注意把握。
要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美国内外的动向，以坚持原则、管控分析、斗而不破地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在涉及到台湾领土主权、反分裂等核心问题上，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原则，树立底线思维，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准备，打消美国突破底线和乱中的图谋。
要以抓铁有痕的精神扎实开展对美工作，本着对话不对抗的原则，资助和鼓励友华人人士站出来客观评述中美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在目前尤为重要。
刚才李行长也介绍了最近的一些情况，友华人士现在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建议我们中央由相关的部门协调各部门对美国的强硬派、国会议员和民粹主义代表人士分工交流，将工作下沉到他们所在的州，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做美国强硬派、民粹主义者的工作尤其重要。
是加快我相关领域的改革，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前提下，扎实推进金融和产业开放。
要排除内外干扰，从掌控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角度统一认识，务实深化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要认清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崛起的有力支撑，而不仅仅是面对美国压力的抱团取暖。
我觉得这个认识对于我们上下都应该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个关系。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配合意识，分散西方打击中俄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点。
最后，以合作共赢的形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早期受惠。
我们希望中央统筹中巴经济走廊等我们的一些“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强化国家和企业资金、技术人员的互动机制，争取有说服力的早期受惠，这一点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开花结果，能否真正受到国际上的认可尤为关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以“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为宗旨。目前中信基金会建立了包括160名咨询委员（资深研究员）和166名青年学会会员（研究员）共300多名科研人才的研究平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自2014年8月成立以来，共开展课题研究178项，举办各种研讨会及座谈会90次，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40期，改版发行《经济导刊》50期，出版中国道路丛书25部，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于2017年9月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并将“国企改革、国民经济、国家战略和经济理论”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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