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印度印象之三——“活着”的中印对比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到达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时，一场特大沙尘暴刚刚过去，天空恢复了蓝色，这座以“粉红城市”著称的历史名城也露出了真容。

据记载，该城初建于1727年，是历史上斋浦尔王国的统治者斋·辛格二世一手规划建造的，整个城市像个棋盘，街道齐整，宫殿林立，还有一个集中了最先进天文学知识的天文台。当时正值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王国与帝国统治者之间也时有冲突，但凭着斋·辛格二世这位旷世奇才以及后续几任统治者的贡献，斋浦尔王国逆势而起，反而扩大了统治疆域，变得更加强盛了。

距市中心11公里外位于城郊山区的琥珀城堡，是斋浦尔建城之前的王室所在地，建于1592年，有自己的长城围墙和依山而建的巨大城堡。城堡的主要建筑、花园和护城河，都保留着原貌，现在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画于1860年的一幅西洋水彩画

今天的摄影照片。两者对比可见该城堡保存之完整

而斋浦尔的“粉红城市”之名，则源于1876年一场盛大的迎宾，为欢迎当时还是威尔士王子的爱德华七世，王公下令将城中所有房子面街的一面全部涂成粉红色。这一传统，从那时一直保留到今天。

令人惊奇的是，不仅今天的城市外观仍是当时的色彩，今天位于市中心的王宫博物馆也仍是王室家族的私产，连王宫穹顶上高高飘扬的旗帜，也是王室的五色旗，而不是印度的国旗。当较小的旗子升起在大旗子之上时，则表示王室的家族成员现在正住在里面，闲人莫入！

斋浦尔距离首都新德里约270公里，方位和距离差不多相当于石家庄到北京。但在中国，人们却无法想象一个几百年屹立不倒的“石家庄王”，一直住在“石家庄王宫”里，每天在屋顶上升起“石家庄王旗”，直到今天。

中印对比，有很多方面可说。可见的，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贫富差距、社会等级诸多方面。但最大的反差，其实正是在不可见的政治制度上，不仅是现在的政治制度，也包括古代的政治制度。

斋浦尔这种情况，属于自古以来的独立王国，在印度也算是一类。这些独立王国无论在莫卧儿帝国时期，还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都没有被“削藩”或被“改土归流”。其自治传统深植于历史、地域、种姓、民族甚至个人的多种因素当中。例如当年斋浦尔的建城者斋·辛格二世，既是政治家和武士，又是伟大的梵文和波斯文学者，还是天文学家和建筑师。据说尼赫鲁曾评价他说：“萨瓦伊·斋·辛格二世无论在任何地方还是在任何年龄，都是最伟大的。”

斋浦尔的王室，就是历史上的大封建主，类似于中国周朝、晚唐等时期的地方政权。而由于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传统不断地压制封建制传统，自宋朝之后越来越趋向于中央集权大一统，地方割据的情况就很少见了。

出中国的国土往西，只要离开“儒教文明圈”，就开始了“城堡之旅”，从印度、伊朗、土耳其再到地中海的希腊、意大利，再到东欧和西欧，到处可见巨大的城堡、庄园乃至完整的王城。

中国的观光客，从当年遍游欧洲的康有为到今天广大的旅游者，一直都在感叹这些巨大的古代建筑为什么在中国很少见。有些人将其归结为中国建筑多是土木结构，时间久了都坍塌了。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方面，主要还在于郡县制和公权力中心主义文化。两千多年前秦统一六国之时，“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那时就毁掉了很多。而完成统一后，首先干的大事中包括“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又铲除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此后越两千年，伴随着“百代秦制”的实行，大一统的一次次实现，是一个连续不断在全国各地“堕坏城郭”的历史。明代的顾炎武曾观察到：“予见天下洲为唐旧制者，其城郭必皆正直：庙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置弥陋。”他说的，其实就是唐之前的封建遗迹与宋之后郡县制现状的对比。

印度显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政治传统，恰恰相反，主流是根深蒂固的地方自治传统。这种“反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在现代印度建国之后，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在西方式民主自由的激励下，更加花样翻新了。

印度东部的切蒂斯格尔邦有一个叫Jashpur的地方，就在今年5月初，当地的几个部落突然宣布独立，成立由数个村庄组成的“自治共和国”。一群村民在村子外面竖起了一块石头牌子，宣布任何外人都不许进入，所有的事务均由“共和国”内部人士自行决定。

从当地报纸上看，这场风波最终以警察强行进入“共和国”领地，抓捕了8个带头人而结束。然而，抓捕的理由其实并不比宣布独立的理由更“合法”，因为根据印度宪法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宪法的第5章里包含了对自治政体的承认。所以，警方依据刑法给被捕者定的罪名只能是“歪解宪法”和“煽动村民”。

印度宪法是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宪法，内容包罗万象，想要对其中某些条文进行“歪解”和“误读”，恐怕也是很容易的事。尤其是以民主自由的名义。

如此对比下来，在政治大一统这个方面如果有一个量化的评估指标，中印两国之间很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

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差距，其它都是次要的。因为在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面貌自立于世的“10亿级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大国，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而在这两个“10亿+并5000+”的对比中，西方的标准并不适用。抛开没用的西方标准拨云见日地看，最突出的反差，就是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与印度的政治大分化。

历史上，印度次大陆上也有过几次统一。第一次就是在亚历山大东侵印度之后由旃陀罗笈多建立起来的孔雀王朝，历经三代人的统治和扩张，到了孙辈阿育王时期，已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国。在疆域上也已是超大定居社会，也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

虽然根据现代的文献有理由相信鼎盛时期的孔雀王朝在疆域、人口、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很接近于中华的秦汉王朝，阿育王的多个壮举甚至还早于秦始皇，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一王朝并未完成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大一统建设。弗朗西斯·福山在比较了中国的秦朝和印度孔雀王朝之后，得出结论：（两者）“政体的性质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写道：“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也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政治秩序的起源》）

相比之下，秦朝首先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废封建行郡县，并进行了大量的大一统建设——收天下兵，开疆扩土，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驰道于天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秦亡之后，虽然有过封建制回潮，但终归“汉承秦制”，孔子的“大一统”之说、孟子的“定于一”之论渐成主流，一个更加建制化的大一统“天下”国家顺势崛起，登上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巅峰。

若以汉宣帝时期“匈奴称藩，百蛮宾服”的大一统程度来衡量，印度此后的历史不仅从未达到过，而且离这个程度越来越远。无论是莫卧儿帝国时期，还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都谈不上真正的统一，大多数时期都处在“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的大分化状态。甚至直到今天。

这次印度之行，碰巧与莫迪总理访华同时，当地报纸上有不少关于莫迪中国之行的报道，其中一篇头版新闻标题是“新印度遇上新时代”，下面配了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握手的照片。“新印度”是莫迪上台后提出的口号，“新时代”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提出的口号，报道说，是莫迪在与习的一对一会谈中提议要让“新印度”连接上中国的“新时代”。

当然，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主观愿望随便说说问题不大，但如果面对客观实际，可以说基本上是空谈。中国的“新时代”，是在“新中国”建成60多年后其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而“新中国”的政治统一程度，即使在60多年前也不是今天的“新印度”所能比的，而“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前进速度，更是今天的“新印度”所不能比的。

如果“新印度”意味着首先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印度”整合成一个整体，再让所有“小印度”在发展方向上与国家保持一致，再在这个一致的方向上让所有“小印度”都保持一定的前进速度……

慢慢来吧，乐观地看也许能行。但无论怎样，未来的中印对比，会一直有的可比，也会一直很好看。

（此次印度之行的三篇印象，今天连载结束。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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