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直心，王平：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史实探微

1909年8、9月至次年7月,鲁迅由许寿裳向监督沈钧儒(衡山)推荐,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同时兼任博物课(含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

彼时一师有许多课程聘用日籍教师担任,教师所编的讲义要翻译一过,上课时也要有人在旁口译。鲁迅与夏丏尊、杨莘士等便兼任其职。当时白话文尚未流行,仍沿用文言文,鲁迅的古文功底,在其译出不久的《域外小说集》中尽已显出,所译动物学、植物学的讲义,撷华夏古言,阐域外新说,解纷挈领,粲然可观。难怪夏丏尊感赞：“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鲁迅在日本时的形象

鲁迅“作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如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的撞,认真的撞”。

鲁迅与许寿裳、夏丏尊等朝夕相共,相互帮助,如期间鲁迅曾替许寿裳译讲义,绘插图;又如曾赠送夏丏尊一部《域外小说集》。夏彼时初读小说,而以日本作者的作品居多,虽亦曾读过一些西洋小说如小仲马、狄更斯等作,却大都是林琴南翻译的。周氏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使其眼界大开,内中所收的都是更其现代的作品,且都是短篇,无论是翻译的态度,还是文章的风格,都与他以前读过的不同,都颇有新鲜味。自此以后,夏丏尊除日本作者的著述外,还搜罗了不少日译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事物多了起来。三十年后,夏在回忆中,仍念念不忘当年在阅读小说方面所受鲁迅的“启蒙”。

**他喜欢与同事或学生出去采集植物标本,行走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赏而是为科学研究。满载归来后,便忙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乐此不疲。**斗室中因是堆积如丘,琳琅满目。现仍留存着他三月间在杭州采集标本的记录本;此外,他还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惜未能完成。在一师期间,鲁迅编定《化学讲义》《人生象斅》《生理讲义》等教材。《人生象斅》长达11万字,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作者修订,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报》第55期。该刊由浙江省教育会主办,于1913年4月创刊,1919年3月停刊,计235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仁李叔同所著《唱歌法大略》、夏丏尊所译卢梭的《爱弥尔》即发表于该刊125期。《生理实验术要略》系至今能见到的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撰写、后正式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弥足珍贵。

那一年鲁迅28岁。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而学生中却仍有留长辫,穿长衫者。部分学生较鲁迅年长,他们在背后戏言: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

鲁迅在讲授生理学课程时,因学生要求,增加了生殖系统一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生殖器官的组织结构与生理机能,这一内容即使在今日的中学里仍不无暧昧,何况在近百年前的清代。彼时其坚裹于千年教化的厚甲里,讳莫如深,并因此每每引发出不无狭邪的“中国人的想像”。然而,鲁迅却坦然对待。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要求:听讲时不许笑。他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就这样,鲁迅以在科学面前百无禁忌的态度,不仅传授了生理知识,更教会了学生如何尊重科学。

新式学堂

有一次在化学课上讲硫酸,鲁迅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只要皮肉上碰到一点,就会感觉像被胡蜂螫了那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颈痛得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颈上点了一下。鲁迅赶紧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

另一次化学课讲氢气,鲁迅在教室里演示氢气燃烧实验。他把烧瓶中的纯氢等实验用品带到教室时,发现忘了拿火柴,就回办公室去取。离开教室时,他特意关照学生,不要摇动烧瓶,否则混入空气,燃烧时是会爆炸的。但等他拿着火柴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却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实验。刚将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那烧瓶却“膨”地一声突然爆炸了,手上的血溅满了讲台、点名册与衬衫。而他却顾不上自己的伤痛,急着先去照看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唯恐伤着他们;令其惊异的是,学生在他回来之前,竟然早已躲到后排去了。事隔十多年后,鲁迅还对房东女儿俞芳述及此事。上述事件在俞芳的回忆中,更多地凸现了鲁迅“对学生爱护备至的精神”这一面。阴影中的另一面呢?

直到多年后,写作《狂人日记》时,那创伤才混融着所有的心灵郁结,终于迸成了那么一句感天动地的呐喊:“救救孩子”!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亦是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如是说。

“那也不尽然。”而“我”偏那么回答。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我”一味任意地说… …

在《孤独者》中,鲁迅化身为二,以复调的笔触苦苦展开着关于孩子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后来的坏”源于环境抑或源于天性的论辩质诘。

对于学生、对于青年,他唯有信,唯有寄于希望,唯有爱。那是绝望中的一线希望。

如果说,三年前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课间,目睹幻灯片里中国人被砍头时的麻木神情的那次刺激,曾促使鲁迅从一名学医的学生转而弃医从文;那么,此时在两级师范学堂化学课上的创伤经历,则使归国后为谋生不得不重拾自然科学旧业的鲁迅,备增临时思想,直至最终成为致力于精神启蒙的作家。

1909年冬,监督沈钧儒因被选为浙江谘议局副议长而去职,继任者夏震武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09年10月17日被选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治理学,宗程朱,素以经师自负,当选教育总会会长后即发表意见书,倡导“廉耻教育”。

12月22日一到校接事,便要许寿裳陪同谒圣,许推说开学时已拜过孔子而拒绝;夏又率学生去谒圣,对学生鼓吹“廉耻教育”,所谓“廉耻教育无古今,无中外。有廉耻以为之本,则中学可也,西学可也;无廉耻以为之本,则中学、西学皆亡国之具。震武不敢不兢兢焉以廉耻告诸生,则亦不敢不兢兢焉以廉耻反身自问。坐受薪水而无所事事,谓之无廉耻可也,高谈平等、自由,蔑伦乱纪,诳惑学生,谓之无廉耻可也,受地方教育之责,学成而不为地方尽义务,谓之无廉耻可也;变服任事,弃亲丧以为利,谓之无廉耻可也;以教员、职员位置私人,而不问其能,谓之无廉耻可也;植党争权,以公益为私利,谓之无廉耻可也。”锋芒直指许寿裳等“变服任事”、“高谈平等、自由”的新派教员。夏还对山雨欲来的革命风暴痛心疾首,哀叹:“神州危矣,立宪哄于庭,革命哗于野,邪说滔天,正学扫地,髡首易服,将有晋天为夷之惧。”夏震武企图以“廉耻教育”空论,取代学校新学“邪说”,力挽世风,可悲抑或可笑?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接着,夏震式又不按一师惯例先去拜会住校教员,反要教员们各按品级穿著礼服去礼堂参见他。见教员三三两两,衣冠随意,队列不齐,且大都剪去了辫子,犹留着猪尾巴似的小辫子的夏震武开口便训斥道:“学校名誉甚坏,理应调查,理应整顿”;渐次群情大哗,教员们怒目以对。夏不得不在随从的保护下,夺门而去。

1909年12日23日,夏致书教务长许寿裳,称:“足下所以反对监督者有三:一谒圣,二礼堂相见,三验收校具、款项”,责其“离经叛道,非圣侮法”“蔑礼”“侵权”,“有此三者,已足以辱我师范,而加之以连日开会,相约停课,顿足谩骂,则直顽悖无耻者之所为,我师范学生夙重礼教,必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矣”,要许立即辞职。许寿裳一面回敬夏震武“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一面即向原督学沈钧儒递交辞呈。“教员们主张一同进退,鲁迅持之尤力。”亦有教员提出拆衷调和意见,鲁迅却明示与夏水火不容,姿态激烈决绝,夏党便因是移用梁山泊诨名,称其为“拼命三郎”。于是,夏丏尊、朱希祖、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杨莘士、沈朗斋等十余名住校教员,相继离开学校,搬到黄醋园湖州同乡会馆,以示决绝。

中国教师罢教后,夏震武曾提出由日本教员先行上课,但遭到学生拒绝。顽固的夏震武便使出到任前曾要求浙江巡抚增韫特许的权力,即“始终坚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夏震武的一意孤行、逆势而动,遂激起学生向浙江提学使请愿的风潮。学潮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已波及整个浙江教育界,各校教员纷纷声援驱夏。提学袁嘉谷无可奈何,便劝说夏震武辞职,夏依然木强,称:“兄弟不肯放松,兄弟坚持到底!”袁嘉谷只得单方面地任命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后身)监督孙智敏暂行兼代监督一职。

夏震武辞校之际,心有不甘地发表了一通《告两浙父老书》,称自己“不能与时俯仰”,并指责支持许寿裳、鲁迅等教员的舆论“诬及先朝,且污蔑先朝官闱”,试图引出朝廷镇压。然而,此时的清政府早己自身难保,鞭长莫及了。辛亥革命后,夏震武犹束发古装,以遗老自居。

因着夏震武的顽固木强,鲁迅等便戏称其为“木瓜”,而这场驱夏风潮亦因是得名为“木瓜之役”。

有人将师校冲突的动因归之于“厚利所在,谁人不趋”,谓夏震武及教育总会为经济利益所趋,此说不确。夏震武临受命出山之际,仅允“代理三月,不受束修”；辞职后,又将二百元薪水,“分捐入国债会及教育总会”,俨若道德君子。究其实质,夏震武与许寿裳、鲁迅等的矛盾,应属旧学与新学、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势不两立。

驱夏风潮一平息,年轻开明的孙智敏便完成了其过渡人物的使命,不久便由翰林徐定超接任,徐到校后大凡出文告均写有“京畿道监察御史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署”字样,一副官僚作派。挚友许寿裳因顾虑社会舆论认为他所以发起驱夏风潮意在谋取监督职位,风潮后即辞职以示清白,远渡日本；曾与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及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多年的同事张邦和亦不知所在,倏忽间“木瓜之役”战友分散尽矣! 1910年7月,鲁迅辞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职务,回乡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原文篇幅较长，转载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