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尔·弗鲁曼：东方对西方和全球西化进程不为人知的影响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凌子奇】当分析东方对西方的各种文化影响时，我们常常提及学者当年通过从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到西方的贸易路线带回的阿拉伯数字“0”；或者是由中国北京皇宫中的耶稣会士传播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它来自中国的阴阳概念，是中国古代“变易之书”《易经》的衍生物，日后更成为了现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或者是受到东方深刻影响的德国理念论，其代表人物费希特和他的后继者黑格尔，阅读了《吠陀经》、《吠檀多》和《奥义书》等印度古代经典，并将之融入了他们的哲学中。

奥地利教育联盟理事、地缘政治分析专家伊曼纽尔·弗鲁曼5月2日在《亚洲时报》网站刊发文章：《东方对西方和全球西化进程不为人知的影响》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还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曾阅读了很多古代佛教经典；另外还有与叔本华密切相关的尼采，他从佛教中提炼了他的哲学思想和“超人”哲学，以及“阿凡达”（Avatar）的概念，这个词指的是来自东方的如佛陀般大彻大悟之人。

著名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也曾强烈受到东方哲学的影响。荣格非常推崇卫礼贤，他是第一位将中国的《易经》翻译为一种西方语言（德语）的西方人。他还将许多中国古代经典译成德文，并在1923年于北京大学发表了他的译稿。

所以直到卫礼贤在1961年去世为止，荣格一直在深入研究《易经》及其原理。荣格认为男性虽然生而为男性，但他在生命历程中会逐渐表现出更多的女性特质；女性虽然生而为女性，但她在生命历程中会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男性特质。荣格这一男性潜倾和女性潜倾理论（Anima-Animus Theory）显然融合了中国古代太极图和阴阳的理念。

所有这些西方学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很难坦承自己曾受到东方哲学的强大影响，因为这样做可能使他们的学术声誉受损，这一状况凸显了西方学术体系及其支持者根深蒂固的殖民者思维，他们的思维模式深受西方优越论和统治世界的霸权影响，西方学术界始终固守自己的西方思想传统和基础，这一思想倾向至少延续到20世纪末。

对于哲学思想家来说，西方世界科学方法的强势更为明显，从文艺复兴开始，尤以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代表，对于“个人存在”这一客体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伴随着这一过程，科学研究不断进化，宗教狂热逐渐褪去，而同一时间的亚洲一直到20世纪，甚至直到今天的部分地区，将“个人”置于关注的中心依然是不常见的。

社会权力的分散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对个体化进程的回应，它也是个体化进程受科学进步促成的直接结果，这一进程在启蒙时代被进一步推动，德国哲学家康德高呼：“sapere aude！”——即“敢于认识！”、“敢于获得智慧！”、“敢于为自己思考！”——这警醒着西方及其他地区的每个个体。

所以，在西方，集体性思维模式（某种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伴随着这种个体化进程而日渐式微，鼓励着每个人去运用自己大脑的力量。即便现在，我发现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企业行为也出现差异化。在日本或韩国，人们相较于西方更需在精神上融入一个企业的文化。

康德的“敢于认识！”、“敢于为自己思考！”，不仅仅是在于认识，更多的是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认知采取行动，实践自己的想法，遵循自己的见解。如果一个人已经内化了此种西式的对个体化的态度，纵然基于这些原则的文化可能被认为是对他人缺乏尊重的，但他依然会更有决断力、更有自尊心，且拥有强烈的个体意识。

这种个体化过程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诸如谦虚之类的美德逐渐消失，而每个人的价值得到提升。在个体化过程中，人权作为一个人不可分割的天赋权利逐步得到了凸显。

对于许多东方人来说，这种态度可能是陌生和新鲜的，因为它是基于每个拥有人权者的无限价值，这是西方启蒙运动和基督教世俗化的成果。而在东方历史中，人们更习惯于对家庭、部落和宗教社会的集体性理解，因此人权通常被称为“西方的发明”。

很多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包括南亚次大陆和中东，经过几十年的集体西化之后，才开始得到西方的尊重。换句话说，这些亚洲国家的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价值观，他们开始更多地接受个人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也就是说，只有当东方人的思维模式、穿衣风格和行为习惯开始变得像西方人，他们才开始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他们才能够获得西方的尊重。

（青年观察者凌子奇译自5月2日《亚洲时报》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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