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资本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南

【文/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 孟捷】

《资本论》提出，在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携手并进、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

和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资本论》不仅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由这些矛盾造成危机的趋势。《资本论》的思想既有助于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资本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南，也是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任何社会生产都以占有和支配剩余为目的。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获取剩余的物质前提，生产关系则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在《资本论》（包括其手稿）里，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生产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而绝对剩余生产则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

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在本质上就是相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渐次增长，绝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渐次降低的过程。 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产业革命结束、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携手并进、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

不过，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资本论》不仅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解释了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和发展。这些矛盾会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以成立的前提，造成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些矛盾和危机引发了国家干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市场和国家相互嵌入和协同演化的过程。在上述意义上，《资本论》的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资本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南，也是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 《资本论》论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及其历史合理性

1.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提出，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了工场手工业的束缚，转而过渡到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此，以变革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为特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成为生产剩余价值最主要的方法。他写道：

“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缩减劳动力价值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全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以个别部门的先进企业率先实现生产率进步为前提的，这些先进企业为此将取得超额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部门内的其他企业迫于压力，也会采纳同样先进的技术。这一过程若普及开来，就会造成全社会所有部门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下降，从而削减劳动力价值，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

当马克思提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他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在产业革命后形成的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前提、合二为一的过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它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势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经济学上，这相当于一种微观的生产理论），而且是一个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各个层次的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生虽然以个别企业的技术进步为起点，但最终要以技术变革席卷全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消费品部门，生产资料部门也要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正实现，实际上是以一场蔓延到整个社会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与此同时，这种席卷了全社会的技术变革，必然还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和经济条件。在后文中，我们还将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这一概念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提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其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其二是发展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两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或内在联系，具体地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提出一个解释。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解释合乎当代演化经济学家的见解，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于接纳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这个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一般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在此意义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就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它事实上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

1.2 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资本的历史合理性

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充满张力的社会经济过程和现象，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他所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见解。 他的这些分析大致包含如下方面。

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由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因生产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货币工资率没有随之等比例下降时，还造成了实际工资率增长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出发，最终达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及提高全社会剩余价值率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

不过，我们在此也不应无限夸大这种类比，正如下一节还要提及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虽然最初是并行不悖的，但最终会加剧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危机的形成铺就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根本局限。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带来的实际工资伴随生产率进步而提高的可能性，还因下述情形而进一步变为现实：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工人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一方面，个别资本家总是力图剥削自己雇佣的工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家又会“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这一矛盾的解决最终要求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马克思就此写道：“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标准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马克思就此指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上述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并不能全然自动地实现，还要借助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积极干预，具体而言，需要仰仗于各种制度型式的帮助。

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是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法国政治经济学流派，他们曾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二战结束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体制称作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种积累体制下，由福利国家和劳工集体谈判构成的制度调节方式，保证了实际工资率和生产率的近乎平行的增长。这种由生产率进步和相应的制度型式共同支持的工人阶级消费范围的扩大，构成了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基石。

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仅以生产率进步为前提，它所内含的造成生产过剩的矛盾还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马克思写道：“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在这里，马克思事实上预告了熊彼特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日后所注重的观点。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为此必须从各个方面探索地球，把自然科学发展到极致。马克思写道：“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邓小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先驱。

与上述过程相伴随而生的，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发展，以及“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的形成，而这又为具有广泛需要的、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马克思写道：“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具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第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然造成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递减、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长的趋势。马克思提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的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从社会角度来看，剩余劳动不断增长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重要的是，马克思还由此进一步预见到与人的解放相关联的未来长期趋势。

他指出，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为生产的自动化铺就了道路——“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然而，自动化的真正实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相容的。马克思说：“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试图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是发展和物质生产相脱离的服务业。可以设想，伴随自动化的发展，劳动人口最终有一天只能在服务业里就业。但问题是，在此条件下，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能力已到达潜在丰裕的程度，这时要单独在服务业里继续维持雇佣劳动关系，就变得十分困难乃至不可能了。

2.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

2.1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制度和经济条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的时候，剩余价值往往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在概念上，马克思把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占全部剩余价值的比率称作积累率。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会相应地降低积累率的水平。除此之外，在某些历史时期，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还会出现以下背离：一方面是利润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积累率的持续低迷。这种背离关系意味着，尽管资本家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或利润，却没有充分地履行积累的职能，而是把利润大量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甚至用于投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即占有剩余价值并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遭到了破坏。

两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下图1中描绘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积累率和利润率的长期变化关系。图中显示，1979年是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即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年代”，积累率和利润率的变化是大体一致的。而自1979年即新自由主义崛起后，两条变化轨迹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在1980-1997这十七年间，利润率处于回升阶段，但在这其间的头十二年里，积累率一直呈下降趋势。1992年以后，利润率在股市繁荣的驱动下强劲增长，积累率也从谷底摆脱出来，并和利润率一同攀升。在1998-2000年间，积累率伴随着股市泡沫继续增长，利润率却先行下降，预示了接踵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1年后，利润率又转而上升，积累率则跌至战后以来的新低。巴基尔和坎贝尔计算了美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积累率在税后利润率中所占的份额，用以表示有多少利润被用于（或未被用于）积累。1948-1979年间，该比率为0.61；1980-2007年间，该比率下降为0.43。他们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那些未用于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利润，很多变成了红利，加入了金融资本的循环。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构成了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

图1  1948-2008年美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税后利润率和积累率

出处：E. Bakir, and A. Campbell, “Neoliberalism,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2009,Vol.74, No.3, p.328, Figure 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首先取决于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知识存量的增长，后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关于科学和工业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写道：“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马克思没有虑及的是下面一点: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有可能赶不上资本积累——或过剩资本增长——的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会遭到压制。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经历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的长波，后者迟至20世纪初才被凡·盖尔德伦和康德拉季耶夫分别发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前提，不是泛泛地来自一切科学，而要受到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轨迹的约束。正如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指出的，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其生命周期的前期和晚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投资于创新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现象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则指的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家存在的各种制度型式是否促进或妨碍了将剩余尽可能地投资于创新，从而促进或妨碍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取决于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竞争的压力是如此巨大，资本家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并使生产过程不断地革命化。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在比较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正确地指出：“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问题是，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上述竞争并不总是无条件地存在的。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价格的调整，往往受到垄断势力的妨碍，这使得技术进步的速度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流行的垄断竞争，往往造成大量剩余在广告、产品差别化等非生产性用途上的浪费，这些现象都阻碍了真正的技术进步。更何况，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还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扰，后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贸易战、甚至真正的战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受到普遍流行的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妨碍。金融化是一种制度现象，它是由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以及和国家相关联的各种制度型式支撑的。金融化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资产部门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质的超额利润，它吸引了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资本；其次，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从股票到房地产部门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发展，这给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再次，它还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各类项目上，劳动力再生产都变得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机制。

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前提类似，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前提也鲜有论述，这大概和马克思既身处当时唯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度即英国，又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关。马克思真正展开论述了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我用这个术语代指由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决定的积累环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别从两条路线讨论了这个问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如何自行破坏了其实现的经济条件，这些论述构成了本文所称的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病理学分析。在第一条路线上，马克思指出，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了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带来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由于利润率水平的高下决定了资本积累的意愿，因此伴随利润率下降，积累率也会下降，资本和人口就会出现双重过剩。这样一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在长期内就会遭到破坏。

如果说第一条路线属于长期分析，第二条路线的分析——即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则在中短期等各种时间框架内都适用。马克思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界定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他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把上述矛盾的恶化完全归因于群众消费水平的低下，他还谈到了积累或投资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归于消费不足理论显然是错误的。在如何看待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和凯恩斯有明显的近似性。正如一些作者指出的，凯恩斯对此问题的解释几乎是以另一套术语复述了马克思的思想。

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恶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下降有关，但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我们也可以撇开有机构成提高这一路线，从产品实现困难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矛盾的恶化。笔者为此曾概括了马克思的如下思想：商品两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了一对矛盾，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这一对矛盾相互统一的关系会逐步发展为彼此对立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产出量的增长和单位商品价值量（以及单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量）的下降，价值增殖将日甚一日地依赖于产出即使用价值量的实现。然而，在生产的使用价值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这一过程迟早将带来给定产品的丰裕，从而造成其实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垄断和对落后国家的贸易（卢森堡、更早是黑格尔将此视为克服生产过剩的主要出路），那么产品创新——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稀缺——就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2.2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发展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最后还可指出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是解释成熟、或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设法保证这里所讲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从而推动剩余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如果不能兑现这三重条件，剩余转向金融资产泡沫和奢侈性消费，生产力就无从得到发展，市场经济也无法表现出动态效率。最近，因为贾根良教授的尖锐批判，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又回到大众聚焦的视野。在我看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中包含着如下在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才有意义的——从而是合理的——问题：即剩余必须用于积累，才有可能提高资本劳动比，即造成技术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林毅夫先生没有进而回答,其一，剩余为何一定转化为积累？哪些技术、制度、经济等因素在剩余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起作用？他单纯假定，这些剩余来自最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重新投入这些部门中去。这样一来，问题才刚刚提出，就立刻被取消了。

 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成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一般理论，但遗憾的是，它对那些助推中国经济的最为关键的制度形式缺乏足够的分析。以竞争性地方政府为例，这是过去40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对于已有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理论，也没有给予任何评价。而在中国经济中，恰恰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才造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间极高的投资率，推动实现了今日中国的巨大发展。由于这些缺失，新结构经济学并未如其允诺的那样，成为真正意义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其二，新结构经济学也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条件的问题。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就能自动造成产业升级。这一观点忽略了以下因素：首先，正如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关键性技术不是摆在货架上的商品，是不能随意买来的；其次，资本的累积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不是一个过程，以纺织业为例，企业可以运用手工劳动生产牛仔裤，也可以运用机器生产牛仔裤，最后还可以利用自动化技术生产牛仔裤。在这个例子中，资本劳动比一直在提高，但并不能保证一国就能转而生产喷气客机。

2.3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

透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以求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马克思本人也曾采用过“委托人”的提法，他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委托人，并享受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阶级完美地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职能（这同时意味着资本家将其消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那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设想的流行于未来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哥达纲领批判》在描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提出，在未来社会，每个生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为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每个生产者根据他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耗费了同等劳动量的消费品。与此同时，社会还要从全部社会总产品中为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各项扣除，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扣除就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也就是积累。在未来社会由社会公共机关负责的这种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由资本家进行的。如果资本家完成了社会的委托，妥善地承担了积累，那么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比性。在一个由两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生产者也是在自身提供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取得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的（这体现在工资率这样的概念上）。

如果说个别生产者此时并没有取得其劳动的全部果实，那么即便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情况也是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未来社会，“除了个人的消费材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笔者看来，上述可比性的存在意味着，按劳分配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原则，或分配正义的衡量标准。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可比性，马克思才把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同时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恩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按能力计报酬”称作“以我们目前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按）为基础的”分配原理。

不过，问题恰恰在于，由于前文谈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约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难以达到，而且经常远离上述理想状态。资本家经常是不合格的社会受托人。凯恩斯在《通论》当中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期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表明，他已近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市场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保障下才是可能的。凭借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在调节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确保全社会剩余转向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最终实现按劳分配。

3. 《资本论》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3.1 两种理论参照系：一般均衡论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

《资本论》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或言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资本论》的这一解释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一般均衡理论所作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由于两种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所作的解释，因而相互之间天然具有范式的竞争性。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要辨析清楚哪种理论是对市场经济效率的更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论做一简单的比较。

一般均衡论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发展，这一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论证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同的是，该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技术、偏好、制度等因素都是给定的，从而排斥了马克思所注重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一般均衡论的现代版本，即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不仅排斥创新，而且不可能通过任何改进容纳创新。这样一来，新古典一般均衡论就注定只是一种研究静态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自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熊彼特也批评这一理论，指其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面貌毫不相关。

有趣的是，国内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虽然也承认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和现实相距太远，但却坚持认为，这一均衡构成了一个参照系，可用于评价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个观点事实上来自诺思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这种观点背后是如下顽固的假设：评价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有且只能有一种参照系，这就是可达成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市场。坚持这种立场的学者往往忽略——或不愿谈及——上述假设所造成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后果。

首先，如此对待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事实上将该理论置于不会被证伪的境地。对于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新古典主义者都会这样来回答——因为存在着市场以外的各种制度，只要我们消除或改变这些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就能回到完全竞争市场所描绘的理想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些人就宣称，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才使得现实市场经济和教科书宣扬的完全竞争市场相背离，从而造成了这次危机。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永远不会错的。波普尔是英国有名的科学哲学家，他曾指出，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没有机会被证伪，它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立场表明，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这样的神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可服从波普尔所说的证伪标准。以劳动价值论为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其地位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马克思曾针对该理论提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意味着，劳动价值论将自此失效。

第二，坚持以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作为看待现实世界的唯一可能的参照系，还意味着对如下结论的默认：人类经济世界的演化到此结束了，换言之，历史终结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再也不能超越完全竞争市场，因为这就是顶点。有趣的是，马克思尽管没有机会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却大体看到了信奉这一理论的后果，他写道：“断言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应译为资产阶级——引者注）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马克思基于产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的经验，在理论上提炼形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这个理论也可看作理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或理想类型），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参照系，具有如下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特点：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无需依赖于那些严重脱离现实的假定（如排斥创新），而是把技术创新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对待，并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归结为其接纳创新的能力。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参照系，决不是在现实中永远不存在的一面镜子，它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直接就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是构成现实的普遍性，现实作为整体是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各种历史制度型式）的结合。

3.2 《资本论》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所包含的学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可能的理论基础。提出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具有其他理论来源，也不意味着，《资本论》可以一成不变地被采纳。事实上，《资本论》中许多理论都亟待完善和发展。例如，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而言，这一理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技术进步的动因、过程和后果，但如何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度量技术进步，则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然而瑕不掩瑜，《资本论》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其次，《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失灵理论，这为理解国家的作用、进而为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了必要的铺垫。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概言之，《资本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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