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与当代中国科幻：即使不曾发生，也是史诗-尼克·理查森
【2017年9月、10月，中国当代科幻作品选集《看不见的星球》、刘慈欣短篇小说集《流浪地球》的英文版相继出版。2018年2月，《伦敦书评》刊发书评，探讨了中国当代科幻作品的独特之处。】
文：尼克·理查森
译者：苏心
在中国，科幻小说并不新奇，但质量高的却不多见——正如刘慈欣在《看不见的星球》（此书译介了中国科幻界最著名的作者们的科幻小说）里说明的那样。
中国的科幻故事始于20世纪初期，由着迷于西方科技的知识分子写成。“在其诞生之时，”刘慈欣写道，科幻小说“成了宣传工具，以鼓励那些热切期待摆脱了殖民侵略的强盛中国的国人们”。失败了的百日维新（1898）领袖、学者梁启超写了最早的故事之一，他设想了一场“上海世博会”——一个直到2010年才实现的梦。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毛泽东时代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共产主义制度下却很少有乌托邦科幻小说的创作（在苏联则有许多，至少起初如此）。而仅存的那点也多半是写给孩子的，并意在教育；且局限于不久的将来，不曾试图探索比火星更远的地方。
到1980年代，中国作者开始在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下创作，但他们的作品却因引起了人们关注中西科技发展间的悬殊差距而遭到禁止。直到1990年代中期，当邓小平改革开始产生影响时，中国科幻小说才经历了刘慈欣所谓的“复兴”。
▲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设想上海世博会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
从1990年代起，刘慈欣始终处于科幻界前沿。他是亚洲首位“雨果奖”得主（2015年），其作品最能体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令人眼花缭乱、欲望横流的节奏。他的著作“三体三部曲”——首次出版于2006年至2010年，最近由华裔美国科幻作家刘宇昆译为英文，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其粉丝，而即将上映的电影改编版，已经被形容为“中国的星球大战”了。
三部曲涉及人类尝试与外星人通信的灾难性后果（事实证明，我们未曾收到来自外星人的消息，原因在于，我们是仅有的愚笨到泄露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物种）。这是科幻小说史上最恢弘的作品之一。
故事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结束于18,906,416年的未来。小说中有一个古拜占庭的场景，以及一个从蚂蚁的角度来叙述的场景。第一部以地球为背景，但其中一些场景发生在虚拟的秦代中国与古埃及现实中；到第三部结尾，背景已扩大到围绕一场文明间的战争而展开，这场战争不仅贯穿了三维宇宙，还跨越了其他维度。
刘慈欣故事的宏大架构源于大量研究的支撑。他1988年（译者按：1985年）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在山西一家电厂参加工作，任计算机工程师，直到他的文学生涯起航。这些训练听起来可能颇为有限，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却处于“硬科幻”的前沿（“硬科幻”中有很多科学知识，而“软科幻”则没有），展示了粒子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尖端计算机科学及其他诸多学科的知识。三部曲的第一部《三体问题》（The Three-Body Problem），其标题来自一个难解的轨道力学问题：预测三个引力场相交的物体的运动。
二者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人类鲁莽地与之联系的外星种族来自一个有三颗恒星的行星，而三颗恒星的运动导致了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昼夜更替规律的、短暂的“恒纪元”，会毫无预兆地让位于“乱纪元”——乱纪元期间，白昼可能持续数年之久，而恒星可能会离得如此近，以至其射线所到之处，万事万物都会脱水。
“三体问题”是三体人因为找到一颗只有一个恒星、气候可以预测的行星而高兴的原因——也即我们的地球。自然而然地，他们想要从我们这里抢走它。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地球远在四光年之外，而这给了我们四百年的时间来为他们的入侵做准备。
▲刘慈欣曾工作过的山西娘子关发电厂
刘慈欣总能很好地解释（但从不令人厌烦）新技术及其背后的科学。如果不是用这种科学的权威来描写一切的话，他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将流于魔幻或怪奇的小说套路。
最具想象力的一个场景出现在《三体问题》结尾，当三体人研制“智子”时：“智子”是微型机器人，根据超弦理论推导出的原理，将质子展开到二维制成。三体计划把智子送到地球，干扰粒子加速器实验的结果，并将人类的消息传回三体文明。但他们用巨型粒子加速器展开质子的尝试出了错。在第一次实验时，三体人做得太过，把质子展开到了一维，造出了一条1500光时长的、无限细的线，它断裂、飘落回三体世界中，“呈细丝状，转瞬即逝，出没不定”。第二次实验中，质子被展开成了三维。巨大的几何体布满天空——球体、四面体、锥体、环状、立体十字形和莫比乌斯带——“像是一个巨人孩子在苍穹中撒了一盒积木”。然后，它们逐渐融合变成一只巨眼，后又变为一面抛物镜，将阳光聚焦到三体人的首都，使它烧了起来。
在理论物理学之外，刘慈欣似乎还广泛涉猎历史、政治理论、博弈论、社会学，甚至美学领域。第二部《黑暗森林》的主人公，并非科学家，而是一位叫“罗辑”的社会学家，他提出了“黑暗森林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宇宙就像一个“被无数无名的掠夺者巡逻”的森林。任何暴露了位置的星球都是猎物；隐藏方能生存。罗辑被联合国任命为面壁者之一，他们是一小群与众不同的人，承担着制定计划从而与三体文明斗争的责任。“面壁者”的称呼源自佛教徒沉默地盯着墙壁冥想的功夫——为了避开智子，面壁者独自工作，并且不必对任何人展示他们计划的细节，甚至包括建立该计划的当局。
然而大部分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例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弗里德里克·泰勒想要给三体人一个“特洛伊木马”：一枚藏在山体大小的冰片中的氢弹（在三部曲中，即使不曾发生之事，也是史诗）。罗辑的计划则是威胁向宇宙广播三体的位置，而这至少成功阻止了人类的毁灭。
在最后一部《死神永生》中，技术上比三体还要先进的文明出现了：他们监视宇宙中智慧生命的迹象，按下按钮以抹去任何有潜在威胁的星系——他们将其视作清理工作。
▲佛教绘画“达摩面壁”
为了自身安全，文明必须孤立地存在——这种关于宇宙的悲观看法表明了刘慈欣贯穿整个系列的观点：德行是奢侈品，基于缺乏威胁的条件。三体人并不邪恶，他们只想生存下去。在地球太空舰队和三体武器之间的灾难性战斗之后，几艘地球战舰逃入太空。他们计划在太阳系外重新建立文明，但舰队成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战舰的总补给不足以让所有人抵达目的地。出于这一认识而首先行动的，是一艘名为“青铜时代”的美国战舰，它以核武器攻击了其他战舰，收集它们的补给并继续前进。
在《死神永生》开头，“青铜时代”号被召回了地球。因为罗辑，人类尚未被毁灭，而是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青铜时代”号上的男女们以为，他们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当他们回到家后，却被控犯有反人类罪。混乱时代（chaotic era）——地球的，而非三体的——中的行动，是以稳定时代（stable era）下的标准来评判的。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罗辑身上。地球能享有安定，是因为罗辑正守在一个按钮旁边，随时准备广播三体的位置。但当他卸任后，却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为了检验其黑暗森林理论，地球广播了另一个星系 （可能有人居住）的位置，而它随后被摧毁了。罗辑的职务一被解除，三体就发起了攻击，全人类被驱逐到澳大利亚的集中营，在那里开始了残酷的内战。
在此背景下，激进的政治运动被表现为自我欺骗式的。它们出现在稳定年代，但却因真正的危机而变得无关紧要，或者成为改变了的过往认识。在《三体问题》开篇，一个15岁女孩在一场共产党派系间的战斗中被杀，它们的名字几乎相同：“红卫兵（the Red Guard）”和“红色联合（the Red Union）”。几页之后，一位物理学家因拒绝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而惨遭虐待。他的妻子被迫站在“革命小将”一边，揭发了他。“它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她在谈到爱因斯坦的理论时说，“这是反辩证的！”在《死神永生》里，人类终于被迫离开地球，建造太空城（a system of artificial planets）以供居住。其中之一是“垃圾城”，那里没有地心引力，住着罪犯、流浪汉和“政治活动分子”。
在罗辑带来的稳定年代中，人类社会享有高福利：不想工作的人便不用工作，并且没有不平等——但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非政治革命。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支持（但并非直接地）科学的发展，以拯救世界。
▲杰夫·范德梅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柴纳·米耶维
从作品中推断小说家的政治立场总是成问题的，但政治是三体三部曲的核心关注之一，其思想基础合乎当代新反动派思想（neoreactionary thinking）。这赋予了它一种与大多数西方流行科幻（柴纳·米耶维、杰夫·范德梅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等）截然不同的感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左翼。
这不仅仅在于书中对革命组织和国家经济地位的叙述。在小说中，未来的数百年内，世界仍然是有组织的：美国是由美国人管理的政权，中国是由中国人民管理的政权。实际上，三部曲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寓言：关于邀请外人——其道德准则是在更恶劣的环境中炼成的——进入本国的重大危险。
繁荣时代（prosperous era）中，女性化的男人与女人无异，他们留着长发、身材苗条，还化着妆，却表现得完全不足以应对困难。罗辑刚把对按钮的责任移交给了一个女人，三体人就发起了进攻，因为他们不认为她会有勇气按下按钮——他们猜对了。
刘慈欣将宇宙视作黑暗森林的看法或许是悲观的，但他对人类及其未来的看法却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并不处在终结时刻：我们尚是婴儿，处于长梯的底端。我们会开发出超硬纳米材料，这将使我们能够建造太空电梯。我们会研制出由核聚变驱动的推进器，这将带我们越过奥尔特星云。总有一天，我们将能够建造环形人造行星，它们会产生自己的引力场。我们将住在状若树叶的房子里，房子则悬挂在巨大的人工树的枝条上；我们不会再拿着手机或智能设备，因为任何表面都可以随意变成信息屏幕。通过想像远在前方的文明，刘慈欣不断提醒我们，人类尚处科技萌芽期；他指引着道路。最具震撼力的一组场景出现在《黑暗森林》结尾，当时地球舰队正在接触一个三体探测器，它使我们最先进的宇宙飞船显得粗陋：
▲《三体》中“水滴”的想象图
探测器呈完美的水滴形状，头部浑圆，尾部很尖，表面是极其光滑的全反射镜面，银河系在它的表面映成一片流畅的光纹，使得这滴水银看上去纯洁而唯美。它的液滴外形是那么栩栩如生，以至于观察者有时真以为它就是液态的，根本不可能有内部机械结构。
但到三部曲的结尾时，人类的科技能力已经超越了三体人。
《流浪地球》所收的故事虽短小，但却和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一样，有着同样恢弘雄壮的笔调。其中一则故事是，为了避免被太阳摧毁，地球被改造成了一艘宇宙飞船，驶向银河系的另一部分。而在《山》中，人类遇见了一个曾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岩石星球地心里的文明，亦因此，关于是什么构成了地球和天空，他们有着与我们相反的看法。
最能代表刘慈欣作品具有感染力的奋斗精神的故事，或许是《中国太阳》。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人造太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个叫“水娃”的农民从他的村庄进入城市，找到了一份擦玻璃窗的工作，而后得到了一份清洁人造太阳的工作，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一名太空探险家。小说每一章都以一个“人生目标”为标题：第一个是“喝点不苦的水，赚点钱”；最后一个则是“飞向星海，把人类的目光重新引向宇宙深处”。寓意很清楚：中国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沃土，任何具备必要动力的人都可以在此成功。“现代社会充满着机遇”，水娃的一个科学家室友对他说到，“满天都飞着金鸟儿，哪天说不定你一伸手就抓住一只，前提是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
▲刘慈欣的作品《中国太阳》、《流浪地球》
《看不见的星球》中，没有一个故事（除了刘慈欣自己的）像三体三部曲和《流浪地球》一样，着力于失控目的论（galloping teleology）和科学必胜主义。这个作品集所收的大多数作家，比出生于1960年代的刘慈欣年轻得多，并且他们显得更为厌世。郝景芳，一位天体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后又继续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政治寓言。
《北京折叠》，与米维尔的《城与城》十分相似，使用占据同一地理空间的几个城市的想法，来批判北京的阶层结构。故事中有三层不同的北京，每层住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第一空间是五百万精英居住的地方；第二空间有二千五百万管理阶层的成员居住；第三空间，则有五千万工人阶层居住。当每个空间的居民入睡，他们的房屋、工厂、商店和公园都会机械地变换位置，给另一个空间的建筑让路。（郝景芳将此过程描述为一支绝妙的建筑芭蕾舞：“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然后地面翻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这个故事选取了与《中国太阳》所展现的社会流动性相反的线索：在时间与空间的区隔下，社会的上流阶层是难以进入的。
▲《北京折叠》场景的构想图
在《看不见的星球》里，有些故事可以视作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及其快速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意见，比如马伯庸的《寂静之城》，批评政府令人感到压抑的审查制度。又如陈楸帆以深圳为背景的《沙嘴之花》，叙述者描述了改革时代中的村民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赶建高楼的，但实际房价已经飙升到如此之高，以至于村民卖不出它们，于是这些建筑一直空空荡荡、摇摇欲坠，“像历史遗址一般”。陈楸帆也是长篇小说《荒潮》的作者，其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依附于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的电子垃圾回收社区：“在硅屿，中国南方一座建立在电子垃圾回收基础上的小岛，污染使这个地方几乎不能居住。随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地方宗族、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人、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的精英，在其中争夺着统治地位。”
夏笳在其文章中问道：“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她将科幻热潮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描述了作者们对此的不同反应。科幻自然会出现在一个有着宏大的太空计划的地方，如同中国的计划：打算于今年将一辆月球车降落在月球背面，并在2020年以前，让一架轨道飞行器、登陆器和火星车抵达火星。
但年轻作家们同样意识到了迅速发展对环境和中国传统与习俗的侵蚀，并对这一态势在年轻人中造成的高度竞争文化有所自觉。在一篇名为《断裂一代》的文章中，陈楸帆写到了他工作的网络公司中的同事们的焦虑：“在他们身上，我首先感受到一种疲惫…他们担心房价飞涨、污染、年幼子女的教育、年迈双亲的医疗、成长与就业机会——他们担心，由中国众多人口而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只留下一个受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困扰的中国，在其中，他们肩上的负担年复一年地加重，而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正在褪色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