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日本人“国家正常化”的愿望，只能寄托在“中国世纪”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日前继王毅外长应邀访问日本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结束了他的访美行程。一般说来，安倍访美没什么实质的成果，还不如中日关系缓和来得重要。
在过去，借着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行，以及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机，日本曾经使出钓鱼岛“国有化”这一步棋。以后几年，日本还推出“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插手南海事务、扩大自卫队军备和军演、加大经营非洲的经济和外交、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企图炮制“与台湾关系法”等等，一直没消停过。
但是，这种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展开竞争的做法，不仅挽救不了日本自身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反而让他们的道路愈走愈逼仄。如今在美国退出TPP、结束“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全球化及东亚一体化高歌前进的背景下，日本对“贸易战”和“台湾牌”两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很值得注意。
任美国宰割的“脱亚”路线
本来TPP和TTIP就是奥巴马式的“贸易战”，想把中国踢出全球贸易体系，当时日本还满心期待；没想到中国以“一带一路”另辟战场，奥巴马的“贸易战”被特朗普收摊了。不过，特朗普的新一轮“贸易战”，却未必受到日本期待。
在东北亚，韩国已经在3年前就加入亚投行，如今韩国又在新的“贸易战”选择中国这一边；而日本方面，或许碍于安倍晋三访美的需要，或许是《美日安保条约》的桎梏，而用“知识产权”为理由，加入了美国队。但其实日本的明白人自知，加入美国队的好景恐怕不长了。
二战后，美国扶植日本作为攫取远东利益的装置，这让日本得以迅速恢复国力。但同时，也因为美国的“安全支配”，反而让日本没有起码的国家保障可言，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个例子。
1985年4月以后，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让日本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价值开始松动；同时期，日本制造的产品却已布满全球，使美国的世界最大债权国地位退让于日本。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政治主体性的日本，只能任由美国的“协议”洗劫一顿。
大幅升值后的日元，妨碍了日本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这直接导致日本的生产线外移。而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同时，日本当局为了保护内需市场，用减少进口的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盈余，并用货币扩张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内需。但是，日元并非国际储备货币，激增的购买力只能在内需市场空转，这又急剧推高了日本的资产价格，而反向抑制了内需。
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终于破裂。美国人在大洋的另一端，看着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着日本民众购买自己巨量的国债，以“武士道”精神撑持自己的国家。
冷战体系表现在东亚的特色，就是这样兔死狗烹。苏联瓦解的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中国大陆改开十多年则日见起色。台湾当时作为美国阵营的一员，原本气数将尽，但却没有在经济上相伴日本迅速衰颓，其原因，就是大陆的存在和发展。
一方面，虽有李登辉“戒急用忍”的政策阻挠，但有限的两岸交流还是为台湾经济带来活路；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时，美国仍要打“台湾牌”──既不能放任两岸统一，也不能纵容“台独”。在不统不独之间，才有美国运作东亚战略的最大利益，比如持续的对台军售等。
况且，日台当局抱团成为美国冷战工具中的难兄难弟，而素有“疏财之谊”。比如1965年美国对台金援停止后，日元贷款台湾就接力过来；而日本经济停滞以后，台湾当局则以大量的贸易逆差接济日本，1990年代李登辉当局的“戒急用忍”，意在如此。但是，这种小利犹如杯水车薪，无法满足日本国家发展的需要。
日本的根本问题，是路线错误；鸠山由纪夫看出，回归亚洲才是日本自赎自救之道。
2013年1月17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图源：中新网）
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货币上，“东亚一体化”是重启日本的生机，然而这有赖于日本民族面对历史，向中、韩两国输诚。可这样有见识的首相，一亿国民容不了他，美国更是由不得他。任职不满一年，鸠山由纪夫被清除了。
不久，就是安倍晋三上台，继续驱驰在货币和债务的双重扩张路线上，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则依然尾随美国的意志。
技术扩张与日本困境
透支性扩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宿命。这种路线，是今天日本困境的根源。安倍晋三与王毅握手言和，恐怕还是日本困境使然，而未必着眼在困境的所以然。
自1970年以后的20年，“日本制造”大行全球，其汽车市占率达到全球的一半。另外如家电和电子消费品，也是所向披靡。这样一个全球范围的“日本世纪”，却在199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制造”的技术和信誉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挫败，例如去年爆发的神户制钢数据造假事件等。
2018年3月16日，日本东京，神户制钢新任CEO Mitsugu Yamaguchi出席新闻发布会，再次鞠躬道歉。（图源：视觉中国）
日本对于挫败和挫败的反省，总是停留在技术面上，自觉丢脸也只是技术性地抱歉一下。然而技术领先并不是绝对的条件，更不是先天的条件。
先天上，整个东亚的重心和中心是中国。就文明体系来说，日本群岛、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都属于域外华夏文明区，这三处的历史和语文就是证明。东亚周边的地理相对破碎、零散或不完整，华夏文明则原创于地理完整、资源丰沛、人口众多的中国，再由中国传播到周边地区，而不是相反。
从这样的视野来看，当前日本以“知识产权”加入发起贸易战争的美国队，颇有今夕何夕的感觉。日本无论就地缘、资源还是人口来说，都远不如中国；但是，从明治睦仁以来，日本人为的政治和军事扩张蓝图，却远远超过这种天然规律。错误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又主导着国家财政、经济和技术路线，其结果走向错误和失败，就不是偶然了。
现在“中日回暖 重启经济高层对话”，如果日方还只是着眼于技术面，而不从政治蓝图乃至文明体系来深刻反省与规划，那么日本当局自相矛盾的扩军与扩债路线，将很难走出国家困境。
从媒体最近的报道可知，美国发动对中国“贸易战”的核心因素，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5G技术超迈美欧，并将主导全球5G产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这次全球最高端技术的发言平台上，已经没有了向来偏执于技术的日本席位。换句话说，当日本错失全球信息革命的大潮后，也失去了全球最高端技术的话语权。
当然，日本的医药及设备、养老长照、节能减碳等技术，还是值得肯定的项目。问题是，这些技术如果要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应该往何处输出或合作？
“不正常国家”的良知
其实安倍政府这几年的扩军行为，表面上是为了呼应美国要求的防务分担和安全合作，但背后动因却是“国家正常化”，这或许也是每个日本人的愿望。
只不过，日本朝野应该认识到，美国只是这个“不正常国家”的后来与外部因素，先来的因素却是日本不正常的国家路线。如果说，日本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仍只是为了独霸东亚的扩张欲望使然，那么不但美国不会同意，东亚各国更不会容忍上世纪的惨剧重演。
就在3年前，王毅回答日本NHK记者提问时说：“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这里所谓“良知”，所谓“历史包袱”，就是日本人应该清楚：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体系和秩序中，日本存在的意义是英美两国瓜分中国的刀叉；同时也是制衡俄国抢食的一副筷子。
2018年4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会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图源：外交部网站）
福泽谕吉虽被日本人尊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他却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下的产物，比如他在1885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就是证明。10年之后，在英美两国暗助下，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得到中国的台湾，这是华夏文明体系在文化和军事上的双重终结，也是东亚旧秩序破局的开始。再过10年，基于英日同盟的背景，日本战胜俄国，其势力由朝鲜深入中国的东北。
130多年来，日本民族的命运就被福泽谕吉的观点支配着：1931年全面侵占中国的东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大陆，1941年对“米英鬼畜”宣战……今日“不正常国家”的结果，其实是日本的不正常扩张路线使然，而明治天皇和福泽谕吉是始作俑者。直到今天，大概只有鸠山由纪夫“脱欧入亚”式的主张，如彗星般照亮过日本政坛近代以来的暗夜。
安倍晋三等人在日本投降70周年时未见“良知”；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后，能为日本重启生机的“良知”？
王毅对日本人说过的“历史包袱”，其实含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日本如何能“与过去一刀两断”？答案就是扬弃福泽谕吉，重拾鸠山由纪夫路线，这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唯一可能。**也就是说，与作为英美侵华工具的历史一刀两断，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恢复日本在东北亚的应有地位。
19世纪后期，日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碰撞华夏农业文明的板块挤压中，偶然性的崛起；而明治天皇和福泽谕吉的扩张与脱亚路线，又使日本成为美英集团制衡俄国、分食东亚和中国的工具，这是“不正常国家”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来由。
中国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希望
从文明体系和历史的视野来看，日本的确是借助于中国的力量，才实现“国家正常化”的。
在中国唐朝以前，日本还停滞在奴隶制时代，只有部落，没有国家，更没有中央集权制可言。7世纪中叶，通过向华夏文明取经，日本才以关西平原的大和国为中心，开始迈向封建国家的时代，也才有“天皇”称号的出现，在政治上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后期。
进入8世纪的奈良时代以后，日本才有初步而短暂的中央集权制，也才开始编纂史书，从而进入历史时代。但是关西平原的地理、人口和资源，并没有慑服各方人马的绝对优势，何况还有更具优势的关东平原。于是中央集权制经过400多年后，日本就进入长期割据对立的幕府时代，直到19世纪后期向西方一面倒的明治新政。
而恰恰是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政治蓝图，使日本奔向军国主义，才有今日咎由自取的“不正常国家”──从历史和文明体系的意义来说，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程度，还不如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甚至不如摆脱奴隶制以后的大和国时代。
这种日本困境，除了英美等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与日本民族的两面性有关。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班尼迪克特说：“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极为温顺；尚武而又爱美；傲慢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软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控制；忠诚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向往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研究报告，是为美国治理战后日本而服务的，参考价值不能说没有，但不如她说的另一段话重要：
“日本有很多社会习俗与生活习惯，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部落，有些在马来诸岛，有些在新几内亚，还有些在波利尼西亚。根据这些相似处，来推测古代可能发生过移民或相互接触，这是非常有趣的。”
班尼迪克特所透露的日本民族源流的线索，使人了然这个北方岛国为何对于“南进政策”、对于东亚的南方岛屿，有着近乎原始的痴迷。谜样的民族成分，或许能对应上班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文化性格的两面性。
所以，日本由部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虽然学习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却把“天子”当“天皇”，把人当成神。同样的，中国的义士精神，传到日本就变成死士精神，变成武士道。在华夏文明的学习上，日本人失于片面；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却能一拍即合，甚至青出于蓝。
然而帝国主义也是一物克一物，“美日同盟”固然壮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但也等于美国人帮中国锁住了这个两面性格的国家。因此，日本人若想在帝国主义的环境下求得“国家正常化”，只有吞并中国一途，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地理、人口和资源，以对美国反戈一击；然而，那是条错误估计的扩张路线，日本已经在20世纪失去这个机会，何况是在中国复兴的21世纪？
所以说，日本人“国家正常化”的愿望，只能寄托在“中国世纪”或“中国制造”。
而要依靠中国实现“国家正常化”，日本就必须改变错误的扩张路线，回到“东亚一体化”，谨守东北亚岛国的分际。但是，“中日和平友好”与“美日同盟”是结构性的矛盾，这意味着日本人难以两面讨好。可若想要挣脱“美日同盟”的羁绊，单凭日本自身是办不到的，只能在中美两大板块的推移中顺势求生。
也就是说，19世纪中西两大板块挤压的态势，将会在21世纪以不同的形式重演，这是一次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机会。
观测日本“良知”的指标在台湾
只不过，这回日本没有偶然性，只能选择“东亚一体化”的阵营。因为19世纪是工业与农业两种板块的屠宰与被屠宰，其间的悬殊性给了日本很大的侥幸空间；但21世纪这回的两个板块竞争，或者实力相当，或者中国胜出，日本人都别无选择。
所以，**现在美国打“贸易战”之外，就是打“台湾牌”；而日本当局只在“贸易战”呼应一下，却没有跟进“台湾牌”，应该是平衡考量的结果。**否则，根据《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的逻辑，美国打“台湾牌”时，日本就该跟进，而且必须是美国的马前卒，或至少批评一下大陆近来的台海军演。
很显然，日本当局是注意这次大陆军演的实力和意志的；而台湾当局或“噤声”或“外访”的表现，又有助于他们的观察所得。特别是，台湾民众对大陆军演不同于蔡英文当局的态度，说明岛内人心已经出现变化。而台湾当局既已失去民心，就意味日本失去了控制台湾的抓手。
台湾对日本的战略意义要从19世纪的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日元，但由于对中国的战争索赔和掠夺所得，骤使日本获得4亿日元的收入，成为战争暴发户。而台湾则变成日本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并沦为日本南进扩张的基地。因此，台湾是日本扩张路线的第一站。
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日本首先对台湾的“蒙昧野蛮无所用处的障害物”，施予“无人岛化”的杀戮；然后，再对台湾进行“无主地”国有化的资本扩张，并增加对台湾先民超负荷的税收。至于在台施行“皇民化”，以及相应的“去中国化”政策，其对中华民族的遗害，至今未完。只不过，正如历史学者戚其章的结论，“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因此，台湾问题的源头与日本走向“不正常国家”有关，而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复兴又必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如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协助或尊重中国恢复应有的权益，自己的“国家正常化”问题也就得道多助，水到渠成。
换句话说，**只要日本的对台政策不做修正，对中国的“和平友好”就不是根源性的；日本的对台政策和作为，才是所有中国人观测日本“良知”的指标。**虽然中国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加入亚投行，但这些还是技术面的来往，并不表示日本愿意放下“历史包袱”，“与过去一刀两断”。
毕竟，日本人的两面性让美国人不放心，也让中国人不放心，甚至让印度人都不放心。但绕过当今中国去搞“美日同盟”或“印太战略”，这些冷战路线的成本和风险都很高，性价比却不如“中日和平友好”。近日安倍晋三访美空手而归，甚至换来大量对美军购以“平衡”贸易逆差的命令，就是证明。
日本国内的困境，比如人口老化、财政艰难、产业空洞、内需乏力等，说明它需要一个可靠的外部环境来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并且，它也需要相应的一条符合国情的正常路线。从历史、地理、国情和世局来看，眼下日本虽然选择依附美国，但依托中国终究是更好的战略选择，而放弃对台湾的图谋，迟早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东京奥运会可以做的事
与其等到中国统一而失去“台湾牌”，日本不如撤回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务，取缔违反中日建交公报的国内“台独”组织。还可以凭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国的身分，对台湾代表团准备“正名”的要求，依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条例或惯例先行表态。
先从这一类不扩张作为做起，既不至于触怒美国，还可能换得中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正面态度。
然而，这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作为，只能期待安倍晋三以后的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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