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中国道路，不只是正名-朱苏力
萧武将他的三篇文章汇成一本书，让我写个序。多年前，偶然看到他对电影《朗读者》的分析，就喜欢上了他的文字，有社会关怀，视野开阔，有洞察力，坦诚，文笔犀利流畅。说是毕业于法学院，但没染上“以文乱法”——其实是“以法（条）乱文”——的毛病。这三篇自然如此。
浏览之后，我却有点诚惶诚恐，不敢置喙。因为这三篇文章在更大程度上从宏观角度切入，更多有关中国当下一些思想论争的梳理。不仅许多材料我不熟悉，而且，由于更关心具体制度的结构及其运转，喜欢知识和制度的谱系学，我不喜欢梳理也不擅长讨论思想论争，好像抓不住，没有抓手。
萧武的前两篇是典型思想论争的梳理和评析。第三篇谈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大致可以转化为新中国前三十年（革命）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之间的联系。萧武概要列数了前三十年“革命”为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展开所创造的各种条件，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条件对于改革开放的制度意义，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规定了和铺平了中国道路。
萧武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思想论争的题目来处理的。换一个角度，可以将这个思想论争转化为制度和制度变革问题的讨论。这样，我就可以说几句了。
（2018年3月出版的《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萧武，中信出版集团）
萧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革命正名。若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话，确实只能用革命来概括；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全面变革和革命的继续。但任何概括都一定偏颇，因为必须省略。
革命这个词，因此很容易遮蔽那三十年间，在我看来，回头看来，更重要的建设和创造。不错，通常理解的革命就是造反，是暴力，是流血牺牲，是“不破不立”。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最成功的革命，又一定以建设和创造来完成，必须有所建树，“不立不破”。
萧武文中叙述了前三十年的一系列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基，展开了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文革一段时间牺牲高等教育促成了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带来了较高素质恰好适应改革开放的劳动力（这更多是说文化素质。其它素质，如集体行动和守纪律，除了与中小学教育有关，还有农业集体化、服兵役或民兵训练等制度的促成）；技术官僚队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强大决策力和组织行动能力等等。
觉得应当对最后这一点多说几句。这一条对改革开放的意义太大了。有了这个强大的制度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是一声令下，“不换脑袋就换人”，这个面积约等于整个欧洲的大国从上到下就启动了改革。若没有这个制度条件，仅启动改革就得耗上许多年，一拖就会拖到与苏联、越南和印度等国也开始改革之际，就会失去太多优势，中国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如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改革也还可能因进展太慢或太匆忙、措施不力、不配套甚至仅仅因顺序不对——路径依赖或棘轮效应——而失败，想想消失的苏联！至少收益不会像今天这么显著。
因此，为革命正名，就不是指出当年为何必须砸烂旧世界，更要展示这个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也更深远的“革命”：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为其逐步展开和不断延伸创造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从毛泽东开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曾一再强调，这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业，一定要有几代志士仁人从新中国建国起计算大约100年才可能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
还有一些相互关联的重要制度，也都为这条中国道路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即便萧武也都已说了，我也还想说几句。
一是“两弹一星”。这是，却并不只是，几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贡献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人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长时期的国家安全。中国从此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军费开支，并将本来必须用于国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自然会有重大收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裁军并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会议，首要任务就是消“肿”，精简军队2， 确定了3年内军队人数减少60万人，精简26.2%的目标；一年后，全军人数减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基于“大仗打不起来”以及“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大裁军。有51万人的铁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体转到地方，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直接参加了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建设。4
二是国际关系的及时调整和布局。1949年中国同苏联结盟，在苏联的无私经济援助下，新中国有了154个大型建设项目，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结盟苏联也隐含了一个当时许多人不察觉但今天回头看非常重大的麻烦：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上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
这一视角会丰富我们理解，10年后，中苏之间开始的那场意识形态论战，就为拉开了与苏联的距离。再过十年，珍宝岛边境战争，苏军大兵压境，标志着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作废。有失有得，这才为后来也即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一极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更直接更具体地是，这为1969年起中美关系缓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了可能。是的，正式建交还在10年之后。但人家总统都来了，两国领袖相谈甚欢，这不算建交？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外交机构，中文名为“联络处”，但英文从来就是大使馆。中美关系建立也启动了新中国最早的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以及更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准备。
这类例子太多，我只说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谷牧回忆，1972年，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时机，周恩来总理让谷牧抓紧中国沿海的港口建设，要求三年改变面貌；也真的赶在1975年底实现了这一目标。如果中国不是在19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时，当即抓紧港口建设，谷牧说，“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受到严重影响”。5
第三，一个影响更深远的贡献是创建科学技术导向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导向的。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都要求有更强大科学技术。如何促成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变，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场“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读中国传统经典，热爱古典诗词。但他却因自己的诗词“是旧体，怕谬种留传，贻误青年”，不愿发表。6 文革期间大学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7 这两件事曾令我长期困惑不解。
许多年后，我才理解，这其中的意味是：
1.确定引导社会文化投资方向的最终根据不能是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长远需求；
2.在国家财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视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创造中国文化传统，“补短板”，吸纳更多科学技术知识，进而把“五四”作为口号的科学变成社会实践，变成中国的社会“文化”。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间，社会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复高考时，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几乎都首选理工科。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相当部分应归功于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革命，大批中国青年因这一变革迈向了科学技术，何止丰富了，其实也是创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传统。
这些分析都支持了萧武的基本论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的展开和形成无法同中国革命切断联系。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事业。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革命无法让人们当即有时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实，因此会有人误解革命，认为革命缺乏建设和创造，甚至指责和辱骂革命的破坏毁灭。萧武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这一梳理和这一叙事是重要的。借助历史距离提供的透视，他令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断。
但萧武的贡献还不仅仅是为革命正名，还了革命一个公道，让后来者懂得感恩。前辈的奋斗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为有人感恩，自然也不怕——即便有人误解，即便有人污蔑！萧武努力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不管是否他的意图，他的叙述和讨论其实都从社会科学的层面展示了，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长期事业，中国的复杂和艰难。
这个事业不是一个理想的绽放，一场激情的迸发，一些抽象逻辑的展开，一些大词的组合，不是纯而又纯的虚无缥缈。她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条件的有效和有机组合。若没有，或缺了某些，那就要拾掇或创造，就得无中生有，像上帝创世纪那样；甚至得比上帝更壮烈——因为常常就只能“我以我血荐轩辕”。
所有这些条件还都得有个轻重缓急，先来后到，排列得当，要有深谋远虑的水到渠成，也得有即兴发挥的巧夺天工。自然不会只是炫目的壮怀激烈，少不了隐忍，积累，等待，等待并抓住那恰到好处的时机。而这个时机也未必就在你打点了一切后就会到来，或随之而来。即便到来，有时，也许还得考虑，出于大局考虑，是否将甚至必须将重要且辉煌的这一步留给后人？！不是“扶上马，送一程”，更因为，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有些事只能由下一代人来做。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或今天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事业，需要一代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
在让读者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伟大、复杂和艰难之际，萧武从容的文字似乎着意不追求感动读者，因为读者或许从中能获得一种如何做事、如何做成事、如何做大事的务实理解，对真实世界各种变量或条件的更经验的把握，而不是概念或理想的逻辑演绎。这一角度的理解更可能增强一个人在真实约束条件下思考和有效应对复杂问题，增强一个人的行动力。这也是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继续或一个必要补充。
就到此打住了。但回头想想这三篇文章，这不就是一种“通三统”的实践吗？重要的不是萧武在书中分析讨论了（新）儒家，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个传统，而是贯穿在他分析讨论问题中的这种叙述方式！
是的，无论我们怎么看，怎么理解，这三个传统都是我们不应，也无法跳过或放弃的。它们会活跃在我们的血脉中，塑造着我们，也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
谢谢萧武！
苏力
2017年3月10日于北大法学院陈明楼
本文为新书《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序言，其他学者亦对此书有所推荐，附录于文后：
萧武的文字是社会媒体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媒体时代的一个异数。他不是学院知识分子，不受学科八股的约束，出入文史之间，追踪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脉络，所论往往直指要害；他关心天下苍生和民族命运，文字中毫无顾影自盼的味道，往往能够调动日常和边缘的生活经验，穿透媒体和学院的主流论述的帷幕，直逼历史的真相和世道人心。从自媒体的短章，到如今的系统论述，萧武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独特声音。
——汪晖 清华大学教授
今天中国的成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忘记了关于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初心，也就谈不上使命。
——潘维 北京大学教授
萧武是我接触过的稍有的具有深刻思考能力的青年学者。他涉猎广泛，不盲从，文字洗练，他写的所有文字都值得品读。
——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
萧武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梳理是重要的。借助历史距离提供的透视，他令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断。
——朱苏力 北京大学教授
注释：
1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卷8，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01-2。又请看，“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卷3，2版，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70-1。“我坚信，……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页36。
2 邓小平：“军队要整顿”，《邓小平文选》卷2，2版，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5-6。
3 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同上注，页285。
4 关于这几次裁军，请看，樊剑英、张波：“新中国大裁军实录”，《党史天地》，1998年，页11-2。
5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250。
6 “给臧克家的信”，《毛泽东文集》卷7，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84。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