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现今中国的全球贸易，我们或可以换种视角评判

看到《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我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

不久之前，我刚刚访问了大英博物馆，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在馆内的不同陈列区看到了两件文物，它们均有助于阐明这一主题。

一件是在非洲馆的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基督教堂的圣坛服装，年代大约为1700年。这件衣服的料子是中国的丝绸，但是由来自也门的犹太织工织造的。另一件来自关于毛泽东事迹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块墨西哥银元，铸造于1896年。之后，在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有个中国商人在这块银元上打下自己的印记，表明他以个人的声誉担保这块银元的重量和成色。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块银元被印上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变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革命根据地里流通的货币。

这两件文物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跨越了漫长的地理距离且联结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是因为它们所终止的地方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不是我们认为是国际贸易枢纽的地方。

上海人人都知道，但是江西的山区就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了。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尝试完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关于世界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历史，过去往往浓墨重彩描述的是著名的伟人们的事迹：马可·波罗、郑和、科恩（Jan Pieterszon Coen）、亨利·福特。但是，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开始流行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史蒂文·托皮克和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关注的却是国家内部、区域内部或社区内部的普通人，当时的学者认为，只有在非常本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

而且，关于全球贸易的历史往往侧重于都市生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你想要写更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关注的却应该是乡下人，除非你要写的是在非常接近当代的时期、在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的生活。

尽管这本书也写到了历史上的大人物(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位)，但是我们在叙述世界贸易的故事时，主要想讲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影响了世界贸易，又是怎样被世界贸易所影响。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他们的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

这些结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即使是当事人经过奋斗获得了成功，最后的结果却可能还是对其不利。比如，当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民把森林砍掉，种上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时，固然让他们有所收成，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

凡人的努力可能事与愿违，伟人们也一样常干傻事。我们承认，很多人曾经经历了，而且很多人至今仍然在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人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出于己愿，而是面临着比别人更为苛刻的约束。我们在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说明，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财富创造，却会带来其他地方的改变，让那里的人们生活状况恶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在进行着积极主动的活动。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在20世纪60—80年代，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某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状态是由于和强横的外来者交往造成的，而不是被现代经济增长所遗忘才难以发展。但是，这些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依附”这个概念预示着因果关系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好比我们在数学中所说的因变量一样)。

由于我们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强调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社会习俗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某一人群的，也可能是由于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出现的偶然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社会习俗既会出现，也会消亡，尤其是当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习俗对其利益有损的时候。

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

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

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文化也是能够被改变的，比如通过移民、农作物的传播、法律改革和广告等。有时候，这种机制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比如统治者常常发现，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的人们的习俗，最初他们本是想彻底摧毁本地习俗的，但最后却发现，为了让被统治的社会运转顺利，不得不改邪归正。

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不同的地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重要的纽带，联结了不同的社会和整个世界。

比如说，在19世纪之前，东南亚的人口分布一直相当分散，因此对松散人口的控制，要比对广袤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这一特征使得东南亚的战争策略、政治体系、农耕方式、手工技艺等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差异极大，其盈利方式也非常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东南亚其实和非洲国家更相似，而不像东亚国家)。

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的旁边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和书籍等），出现了中国市场对东南亚珍奇木材和食物(鱼翅、海参）的需求，中国的皇帝乐于广为散发琳琅满目的礼品，以显示天朝大国对化外之民的统治，这一体制形成了“朝贡”形式的政府间贸易体系，后来又促进了规模更大的私人贸易，私人贸易得益于“朝贡体系”带来的信息和逐渐培育出来的共同的偏好。

这些贸易网络后来对想要将贸易扩展到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马来商人经常在东南亚以不赚钱的低价销售英国的机器制造的衣物，换取更多的当地货物，以便从东南亚的港口运到广州，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

不过，这种传统的贸易网络对欧洲人也是一个壁垒。荷兰人和英国人发现，如果不是通过西方的武力使得竞争的平台变得不平等，他们可能无法竞争过这些当地商人。然而，当荷兰人过分依赖武力之后，他们发现，曾经让巴达维亚繁华一时的贸易却会突然凋零。

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体系又出现了新的角色，日本的企业家以及后来的一些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发现，他们对这一贸易体系更为熟悉，而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更加了解，因此即使他们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而且他们的国家缺乏制定关税的自主权(东南亚国家更缺乏对关税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占领本地区的轻工业产品市场。

和市场的习俗一样，地区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结果，它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了，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技术的进步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尽管军事力量会企图强行撕破不合乎强权利益的旧的网络体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地区的概念仍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功似乎说明地区是不重要的。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销往西方市场，中国对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原材料的需求，不是仅仅集中在邻近的地区，而是已经扩散到澳大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尽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统治者始终不热衷于远洋贸易，但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大约80%。过去，能达到这样高比例的国家，要么是像比利时、荷兰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要么是主要依赖于一两种关键资源的出口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些东南亚的殖民地。即使是我们认为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大国，如英国和日本，其贸易占GDP的比重也无非在20%以下。

但是，在中国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的大量移民，华人移民遍布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引进的外资首先来自于香港(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国内的资本，只是绕道境外重新进入中国），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再度团结的一个方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影响力的传播是从中国大陆和日本流向诸如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但不会出现方向相反的文化传播。如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流行文化已经在上海或东京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崛起与其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缓慢进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文化的角度打动目标客户的人心要比让产品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本书的案例中讲述了土豆的缓慢传播和可口可乐的迅速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带来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简单的产品制造。

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那些原本针对本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比向国外销售大部分产品的中国企业更容易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上手。这和当年日本企业的经验颇为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其实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应该一方面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较新的技术，同时要发挥自己对本土知识的了解，以便完成甚至推广这一必需的转变。

当然，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为了借古讽今。我们主要想说明，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

本书的有些章节讲述的某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比如白银、橡胶、花生、烟草等，我们试图解释它们是如何传播，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另一些章节试图讨论一些在全球贸易中令人们非常困惑的话题：我如何才能确保我在海外的代理商能够如实执行我的指示？如果一个地方有潜在的盈利机会，但是其解决冲突的体制却令我无法信任，我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一直困惑着人们。

我们还试图挑战现有的迷思，有的社会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按照一种方式行为，一些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其起源也并非是如今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我们研究了不同的职业的形成或不同的网络体系的演变：印度洋上的波斯金融家、东南亚的福建企业家等。

本书还有一些内容是关于一些常被忽视的创新或奇怪的癖好是如何改变历史潮流的：为什么仓储业的改变会使得在北美洲定居变得有利可图；季风是如何帮助从南海到东非的贸易的；为什么让蚕推迟三个月孵化(这样养蚕就可以和农忙时间错开)的创新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化十分重要等等。

通过提供观察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重视角，我们希望能够让过去的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更加容易被人理解：为什么并不愚蠢的人们会找不到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完全荒唐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想让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显得更加新奇：那些时常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甚至是自然发生的现代社会的惯例或关系，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亦然。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是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暴力依然充斥着这个世界，而且人与人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脆弱。

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思维都无法置身其外，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想要使得全球贸易能为更多人的福祉服务，我们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外部审视这一世界。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将提供来自其他时间和地域的多重视角。

（本文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彭慕兰为其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贸易打造的世界》中文版所作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