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如果贸易战真成了持久战，欧洲的态度很重要

一年前，我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针》一文里，预言他个人将专注于抹杀奥巴马的政治遗产，而他的团队则只会为财阀开道，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贫富不均。我们现在回顾他担任总统的过去这一年，虽然争议不断，但是的确所有的行政命令基本上都是和奥巴马对着干。

在立法方面，共和党独霸的国会，则只完成了三个重要法案，亦即A）税法修正案，B）年度新预算，C）金融管理修正案。其中A是简单为巨富和财团减税；B原本被两党拿来做为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奥巴马任内决定不强制驱离未成年的移民，后来被特朗普否决取消）争议的拔河绳，但是一旦达成了动员党员、撕裂社会的目的之后，议员们悄悄地把DACA抛之脑后，通过了纯为各自所代言的集团输送利益的预算法案；C则是进一步削弱Dodd-Frank法案对金融企业的管理监控（参见我的文章《富豪口袋里的国家》）。这些都是美国财阀多年来努力推动的方向，所以特朗普虽然无才、无德、无知，还是得以轻松通过。

然而过去两个月来，特朗普政权有了本质性的变动：代表传统共和党以及财团利益的内阁阁员纷纷去职，取而代之的是《Fox News》的名嘴和其他无才、无德、无知的马屁精和应声虫。目前仍然在位的老成官员，如白宫幕僚长Kelly，也已经被打入冷宫，不再拥有实权。

基本上，特朗普在执政一年之后，原有的戒慎恐惧完全云消雾散，自认天下第一的政治天才，准备依动物本能反应来治国。既然他实际上只会选举，那么自然是要把竞选的议题拉出来实践，所以斗争Amazon老板贝佐斯（也是《Washington Post》的老板，2011年羞辱特朗普的共犯；参见前文《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固然是去年与仇人算账的延续，最近搞的边境墙、新移民政策和贸易战，却都是2016年竞选期间的主轴议题。当时没有认真的政治评论员相信特朗普有意愿和能力来推行这些远离美国政治常规的口号，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行政会彻底脱轨呢？

从直接的层面来看，原因是美国的联邦选举是两年一届，传统上刚刚全面执政（亦即同时掌握了国会两院）的总统在经过第一年的人事任命阶段之后，都是在第二年推行最有争议性的政策；八年前，奥巴马也是在此时推动了奥巴马医保的立法。国会议员即使没有民意或财团的支持，也还处在上一次选举的余晖之下，不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奥巴马和特朗普的真正差异，在于前者的政策考虑出于改革，后者则永远在竞选。台湾读者对这种执政的永恒竞选化趋势，应该十分熟悉。

民主党在2010年的期中选举大败，从此奥巴马不再有能力做任何实质改革；刚好那年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年，新当权的共和党人得以重划选区，采行了超越历史前例的Gerrymandering（参见我的文章《从期中选举看美国民主》。观察者网注：Gerrymander（杰利蝾螈）乃指选区划分之方式是专为某方选举利益而设计的。这个字词从美国麻萨诸塞州州长盖利（Elbridge Gerry）的名字，及当时划分后的选区形状貌似蝾螈（salamander）此两者而来。），使得众议院和州议院都固化为一面倒的局势。2018年的期中选举，距今只有七个多月，共和党是否会重蹈八年前民主党的覆辙呢？

绝大多数的政治观察家们都认为会如此。如果共和党真的大败，那么只是过去40年美国政治主流（亦即财团）的又一次力量展示，西方世界将回归后冷战的缓慢衰退阶段（Phase，又译作“相”）；但是如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所示，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完全的相变（Phase Transition）并非不可能。倘若特朗普的哗众取宠在期中选举得到选民的回报，那么美国的民主将从财团主导进一步堕落为台湾式的愚民主导，彻底完成直选制自然腐化的内建趋势。

特朗普的躁动中，对大陆和台湾（如果依照占GDP比例来算，台湾的上游零件业对大陆组装厂的依赖，超过南韩的两倍、日本的四倍，是世界之最，没有之一）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贸易战争。这个政策背后的主推手，除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之外，更重要的是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Ross是特朗普原内阁里，唯一一个和他本人一样是独立财阀出身，不受主流财团节制，不但不在乎真正的贸易利益得失，对经济学也一无所知，因而会与Navarro这样的疯子沆瀣一气，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争。特朗普自己的“交易艺术”（参见他1987出版的书），一向在于榨取投资人的金钱，实际上靠的就是仗势欺人、得寸进尺的讹诈手段，所以也是一拍即合。

Ross和Navarro教给特朗普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例超过4：1，所以“贸易战很容易赢”（特朗普公开宣称如此），但这当然是似是而非的歪论。因为美国对中方的投资非常排斥，现实里美商可以在中国设厂赚钱，而中方却无法仿效，所以中国企业对美和美商对中国的销售额比例，其实只有4：3。不过即使是销售额，仍然不是正确的指标：大陆的顺差，主要来自组装厂，其中中方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往往远低于产品名义价格的100%（例如iPhone，只有不到4%）；即使只看这些附加价值，大陆厂商的利润率也远低于美国厂商。整体来看，中国得自对美国销售和美商得自中国的总利润比例，反过来成为1：2。对美商很不幸的是，这才是贸易战争真正的底气基础。

所以中国官员屡次公开宣布，不会畏惧贸易战争，并不只是出于不能接受无端讹诈的考虑，而是有实力为后盾的。然而就像去年的洞朗冲突一样（参见我的文章《回顾洞朗事件》），即使知道仗可以打得赢，并不代表它应该打。贸易战争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坏事，如果特朗普愿意退缩，自然大家还是和气生财的好；但这需要他忽然多长出许多脑细胞，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中方在对等报复上，宣布得很快，执行却是慢慢观望，就是希望能拖到十一月期中选举之后，共和党被血洗，特朗普的诸般妄动会被国会完全阉割。现在报复名单上的重点，正是大豆和其他农产品，这是针对共和党在农业州的死忠支持者，给他们一个选举日留在家里的理由，并非不合理。

但是如果指望期中选举必然会带来解套，就太低估美国对内洗脑的程度。我在《大众媒体的内建矛盾》里，讨论过近年来，美国媒体不分左右，一致拿中国当贸易问题的出气筒的现象。美国民众真正相信中国在贸易上作弊，是他们经济困难的主要来源，所以出于“爱国”压力，不论期中选举结果如何，这场贸易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不可小觑。如果它成为长期抗战，那么就必须考虑更大格局的背景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态度。

原本欧洲是美国的盟友，世界传统上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这样的新兴挑战者，有着类似的顾忌。现在世界钢铁产量过剩，中国高科技又逐步取代欧美的领导局面，欧洲正准备要和美日联手，创立新的规则来围堵中国的兴起，连贸易代表的协调会议都已经列入2018年的时程。如果是希拉里当总统，中国面对的就不止是中美双边的贸易争执，而会是美欧日澳的群殴了。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与举世为敌，日澳韩等国只能逆来顺受（例如南韩在美韩自由贸易协议上，刚做出一系列单向的退让），欧洲却极为尴尬，一时之间无法选边站队，只得静观鹬蚌相争。

特朗普：“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在贸易方面不仅与中国有问题，而是与每个国家都有问题。欧盟也有他们的壁垒来阻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欧盟…”

所以中美的贸易战争如果持续升级到明年，中方的杀手锏就在于打击在中国有大规模销售额和利润，又不是工商业体系必要环节的美商，例如P&G和GM。这不但是让美方损失超过中方的唯一手段，对欧洲也有杀鸡儆猴的重要效果，因为他们的联合利华（Unilever）和大众（VW）有同样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反之，波音并不是一个好的打击对象，因为中方找不到除了空客之外的第三个厂家。）我希望事情不至于恶化到这个地步，不过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是人生的正确态度。

(本文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简体版，文章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