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佩·埃斯科巴：普京—习近平时代会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吗？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黄郁】习近平最近在北京全票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他将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大工程，同时俄罗斯大选的结果再次确认普京能留在总统职位上，这就保证了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平稳地持续下去。而且，这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BRI）和欧亚经济联盟（EEAU）之间的互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内部的政策协调，并促进欧亚一体化的整体进程。不过，习近平—普京时代的进一步强化可能会让西方自由主义者（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感到忧心忡忡。

《亚洲时报》记者佩佩·埃斯科巴3月25日撰文：《普京—习近平时代会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吗？》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直笃信着自己的宣传话语（propaganda narrative），这种话语将资本主义扩张与民主不可遏制的全球性扩散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最后，审慎的批判性思考揭开了这种话语的欺骗性面纱，证明这只是一场宏大的幻想。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真实发生的情况是，西方资本主义从中国经济特区的廉价劳动力中受益匪浅。上世纪90年代，西方精英们出于众所周知的傲慢而认为，中国顶多只会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国，或者最多赶上实力已大不如前的俄罗斯，而绝对没有能力积累起足够的技术知识来挑战西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通常而言，那些获得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自由化的国家会被认为更为自由，而历史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自由”与贸易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普鲁士君主制降低了贸易壁垒，从而导致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创建；1933年至1938年间的第三帝国则提供了一组令人讶异的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组合。

中国的制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民族凝聚力而对国家进行控制的制度，这当然不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要求。裴敏欣是《中国被困的过渡时期》（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的作者，早在12年前他就已经预测到，中国共产党决不会走上西方“自由民主”之路。

他准确地观察到，“中国对于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并无兴趣，他们渴望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中获益，但拒绝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也恐惧西方秩序下的安全联盟。而在他们强大之后的如今，中国正在试图打造他们自己的俱乐部”。

但裴敏欣也犯了一点错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扼杀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会发生类似于日本经济停滞的状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的经济模式。

如果不从妖魔化的视角去看待俄罗斯，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虽然还远远不够完美。分析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如何被操纵是很重要的，《认知失调的民主》这本新书的第三章就详述了俄罗斯所遭受的凌虐：鲍里斯·叶利钦的“自由市场改革”促成了一小群亿万富豪寡头的出现，包括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等人，这群人接管了俄罗斯遭受休克疗法的经济体。

而在1991至1997年间，俄罗斯的GDP下跌了83%，同时国外对俄罗斯经济体的投资也降低了92%。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例子是象征性的。通过尤科斯石油公司，他拥有了重要的西伯利亚油田，并于2003年普京追踪他时将这些油田全部出售给西方企业。毫无疑问，北京领导层对这种寡头现象进行了集中性的研究，对于关键性国家资源的控制是中国政府最后的红线。

对于普京和习近平来说，最高裁决者只能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一小群寡头，尽管在奉行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这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在金砖国家层面，目前在巴西担任总统职位的篡位者正在尽全力将大部分盐下石油储备以及航空巨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交给外国利益集团。

如今，西方制度的守护者们为“衰落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进行哀悼已经成为了某种仪式。至少有人承认它“既不自由，也不涉及全世界，更谈不上有秩序”。

少数西方守护者们可能更现实一些，他们也意识到西方政治家正面临着普遍性的群众不满，却仍然相信“重建民主的道德基础”是有可能的。

在主导性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之下，左派和右派的信徒们都无法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事实上，这是因为在民粹主义影响下的人清楚地看到“法治”和“国家主权”这些神话如何快速陷入泥潭。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建制的守卫者们只好怀旧地哀悼着“精英影响力的丧失”。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这些被牵涉到欧亚一体化中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着专制体制，而且可以这样说：除中国外，与其真正的潜力相比，它们在经济上仍然表现不佳。

然而他们最重视的一件事是在多极体系中的国家主权，这是他们与自由世界秩序价值观的对立之处，他们并不相信自由主义是唯一的发展道路。

至于“精英影响力的丧失”，这是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小集团的自我哀悼，他们对于某种模糊的民主道德高地的执着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恐惧，他们担心着西方单极主导力的衰弱和消逝，而且这种消逝目前正在加速。

当我们观察欧盟时，所有这些矛盾都很明显。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欧盟一直被引导成为默克尔所定义的德国式的欧罗巴联邦共和国。

任何熟悉布鲁塞尔的人都知道，那些免于缴税的欧盟官僚们是如何从一个超集中的、官僚式的卡夫卡式监管体系中榨取利益的，他们与正常的现实生活中的欧洲人完全脱节。

欧盟所推行的“经济一体化”概念中包含着大量财政紧缩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在本质上也是反民主的。

近年来，欧洲国家最高层频频爆出的丑闻也在腐蚀着大众对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至高无上的信仰。最近一桩丑闻涉及到卡扎菲可能曾在2007年资助萨科奇在法国的总统竞选活动；此外，一个以能源政治、水政治以及重大武器合同为特征的模糊事件也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几乎失去了任何道德制高点。

现在把它与中国的政治理想相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希腊罗马的启蒙政治理论不再是唯一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然而，傲慢的西方几乎没有可能会愿意聆听来自东方孔子的智慧。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3月25日《亚洲时报》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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