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黄帝代表“新中国”，也代表“兴中国”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黄帝是一个问号。由于人类不喜欢问号，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取得一个以上的解答我们才安心，不管答案多么荒诞。对中国人而言，关于黄帝的解答，在政治、种族、文化、宗教、考古、史学、哲学等各种领域，散布着各种意义，只是所有的解答，都仍伴随着一圈一圈的问号，到了今天，我们仍带着问号祭祀黄帝。

尽管如此，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祭祀黄帝的意义不在于其人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而在于其代表中华文明的开端，在黄帝之前的时代，则都属于中华文明的准备期，我们是拥有绵长历史的民族。

在黄帝这个大问号下，有两个问题的分支：1. 黄帝是什么？ 2. 黄帝文化是什么？值此清明时节，让我们对自己祭拜的对象，做一点厘清。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黄帝是政治与文化的建构

3月25日，在四川盐亭召开的嫘祖文化论坛上，颁发了“第二届中华嫘祖文化奖”给历史学者李学勤与考古学者李伯谦。两位学者均以厘清5000年华夏文明史，找回中国远古记忆而获奖。李伯谦指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找到黄帝与其妻嫘祖其人其墓虽不可能，但借着厘清夏，商，周年代，与《史记·五帝本纪》的史料比对，仍可大致推论黄帝文化的事迹确实存在。

大部分读者看这段话的重点或许会集中在“黄帝文化的事迹确实存在”，但有心想追究真相的读者会将重点放在“不可能”与“推论”这两个关键字。简言之，黄帝不可考，最多只能推论，在此认知基础上，讨论黄帝才有实质意义。换言之，黄帝还是一个问号，但我们要从不同的问法里，寻找有意义的答案。

黄帝是什么？一个人？一尊神？一个部族？一个时代？没有确解，但黄帝二字第一次出现在“陈侯因兹敦”的铜器上，时代是战国。所以若我们假设黄帝其实是虚构的，其产生的年代比较可能是战国时期，顶多上至春秋末期。至于早期提及黄帝的文献，无论是儒典的《大戴礼》《国语》《尚书》或《山海经》《战国策》《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淮南子》《竹书纪年》，或各种纬书，都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代的著作。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有许多古书虽被认为是早于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尚书》），但经过长年来史学的检验，这些古书的成书年代，皆比较可能为战国时期以降。

孔子、墨子不提黄帝，是一条隐然的线索，说明黄帝是在他们时代之后的产物，因为若黄帝是那么重要的华夏文明开端，何以孔子不言，不见于《论语》？而众所皆知，儒家祖述尧舜，非黄帝。

即便假设孔子时代即有黄帝传说，则此传说的起源也不应早于周朝以前，为什么呢？因为从黄帝与炎帝的姓氏，我们会发现另一条明显的线索，将黄帝传说指向周文化。

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周天子姓姬，周之始祖后稷之母姓姜，周文王之祖母为太姜，在在说明了姬姓与姜姓源远流长的联姻关系，那么黄帝与炎帝或传为兄弟，或传有姻亲关系，其建构的脉络也就很明显了。

整个黄帝世系，经过司马迁的整理，一脉相承的颛顼、喾、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后稷，皆黄帝子孙。这么重要的源头，孔子不说，老子不说，墨子不说，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只见于战国时期的“陈侯因兹敦”，岂不奇怪？

故而黄帝之谜，关键时代在于战国，那么，对此文明源头的研究路径，转向考察战国时期的历史，才是能掌握实质意义的方向。

春秋与战国时期，是中国的一个巨变时期。在政治面，封建贵族原先所掌握的各方面优势与特权，逐渐崩解并下放至平民阶级。在军事面，春秋时期是各国争霸称雄，争老大的位置，战国时期则是以灭国独尊为目标，争统一的可能。在文化知识面，王官之学转变为平民之学，以至战国时期诸子游士大量涌现创造新时代。在经济面，随着税制的变革与土地私有制萌芽，原本处于底层的农商阶级兴起。

整个东周末期，是中国脱胎换骨的关键阶段，而值此封建崩解的大时代，大一统思想成为战国历史的主要表征，新的国族认同也就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建构一个上古时代象征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王者，顺理成章，这就是政治与文化面的“黄帝起源”。也就是说，黄帝是一个在时代需求下的当然产物，他同时兼具正义，战争，创造，与各种制度制定者的神圣象征与理想，以协助内战不止的中国，催生一个统一的新秩序。

如此才得以解释，为何各种托名黄帝的论述，在战国时期大爆发，成为一种潮流。为了实现新的统一政治格局，各家重要学说相互竞争，彼此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其中，黄老之学以老子思想为底蕴，重新整合其他学说，托名黄帝发展新论述，成为政治上的显学，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占有重要份量。

黄老学为何能取得政治青睐？

现在我们说道家乃“老庄”哲学，是魏晋时代以后的事，在此以前，言“道家”乃言“黄老”，也就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总称。

在《汉书·艺文志》里，道家类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阴阳家类有“黄帝泰素”，“黄帝”，“封胡”，“风后”，“鬼容区”，小说家有“黄帝说”，天文有“黄帝杂子气”，历谱有“黄帝五家历”。五行有“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杂占有“黄帝长柳占梦”，医家有“黄帝内经”，经方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神农黄帝食禁”，房中有“黄帝三王养阳方”，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等等。

这么多跨流派论述都托名黄帝，可见黄帝象征着各种文化源流，按上黄帝二字就代表该论述想建立的权威性，以致形成了一种“泛黄帝文化”。那么，道家为何要区分“黄”与“老”呢？

诸子学说在战国末期，秦汉初时期进入了一个大融合的阶段，各种学说互相借用，攀附，故而学术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小变化，要严格区分各家差异，甚为困难。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看道家，一般咸认为其说明就是指黄老学。“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司马谈的说明里，我们可发现道家门徒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阴阳家，与儒墨名法各家的说法，融会而自成一家，代表原始老子学说“不够用”，所以要将许多推演自老子思想的衍生论述，另外托名于黄帝。

所谓“不够用”，是指在政治论述上的不足，而托名黄帝，则是在与祖述尧舜的儒家别苗头，诉求道家比儒家更新颖，又更有悠久历史。因为“黄帝”是战国时尚，所以新颖，是尧舜之前，所以历史更长。再者，其“与时迁移”的高度适应性，则展现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学本黄老”。

简言之，在道家内部，黄学是老学的延伸或说“新创”，黄老成了宇宙论与政治伦理相契合的理论，使得其政治论述更细腻完整，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地位，并终于在汉初取得了皇室的青睐。之后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其实是复制了黄老学的成功模式。

黄老学在政治面重“无为”，也重“法”，也就是刑治，但与法家比起来相对温和，又因其讲究君权至上，故而能取得汉政权的采纳。黄学著作虽然大都佚失，所幸在马王堆里发现了珍贵的“黄帝四经”(十六经、经法、道原、称)，让今人得见何谓黄学思想。限于篇幅，在此仅列一条说明之。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 (《经法·君正篇》)

见此具体的治理步骤，就能恍悟汉政权为什么用黄老。第一年要让人民自由发挥，别管太多。第二年要以德教民，政策要宽容，人民就会努力生产。第三年政府少赋税，人民就能收获他们此前努力开发的结果，累积财富。第四年政府就要以法令引导人民进入国家所希冀的秩序。第五年就要严格执行法治，让人民知道犯法的严重后果。第六年人民就会因畏惧刑罚而井然有序。第七年政府就能得到忠诚守序，容易驱使的人民，国家就会富强，即可对外征伐扩张领土。

这就是黄老的治国要诀，从宽到严，循序渐进地培养有用而忠贞的国民。换言之，政府要做的，即务求减少对政权有害的国民，方法就是从“不治”到“德治“再进入”刑治“，如此也能明了汉政权重刑法的来由。直到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若干年，汉宣帝仍说“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而所有政府基层官吏ㄧ律都要熟习法令，以“刑治”为主，“德治”为辅。这个基本路线是从元帝开始，才逐渐转向儒家的德治宽政，对基层官吏的律法要求才逐渐松弛的。

从春秋以来的政治剧变，是直到上述这种黄老政治思想的指导后，中国才终于建立了一个可长可久的大一统帝国秩序。但是到了想要对外扩张的汉武帝时期，黄老学又不够用了，董仲舒那专门针对黄老学而建立的新儒学，才得以取代之。但虽独尊，却也直到元帝时，汉政权才转向儒家德治路线，这个时候，距离王莽将儒家路线玩到坏的时候，也不远了。

结语

从郭店楚简里我们发现，原始的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其实非常相近，后来两者渐行渐远，道家甚至以黄帝为名发展新论述，以与儒家针锋相对，并衍生出法家，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思想的丰富多元性。而黄帝的文化建构，又是战国时期在政治上趋于一元性的里程碑，所以无论黄帝是否真实存在，他都是影响深远的中国元素，无可取代的祖源，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要说黄帝是纯然的虚构，倒也不一定，即便黄帝是“五行”文化里的产物，也不能排除上古确实有这么一位君王或部族，开了中华文明的头。至于其名是否为黄帝，是否姓姬，是否就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即便不可考，也不必过度在意。

祭祀黄帝，是因为他代表“新中国”与“兴中国”，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国族的认同基础，凝聚彼此，中国境内各族群都是黄帝子孙，即便，他是个永恒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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