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施拉德尔：“新加坡模式”不再是中国的榜样

在许多种意义上，中国今年三月的两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除了修订宪法和政府改革等重大事件，它还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后，对中外观察者而言，“新加坡模式”都不再是理解中国政治演化的有效途径。不管如何，本次两会凸显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如今认为可以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模式，而这种独立的模式并不承蒙任何国家的恩惠，包括新加坡。

模范城市

当邓小平1978年向全世界敞开国门时，他很快将新加坡确定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原因显而易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缔造的国家融合了高效的经济管理、廉洁的政府、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长期持续的一党专政，而这一切都存在于一个多民族、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当中。

据报道，1978年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时，他对其繁荣程度感到吃惊。1992年，邓小平鼓励中共干部“要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这股热情化为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5年，大约有5万名中国官员南下“向新加坡学习”。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密切关注引发了西方学者和记者的注意，他们通过探究两国间的联系来寻求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78年，李光耀问候前往新加坡访问的邓小平

但由于新加坡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态度和相应举措感到担忧，两国间的热络关系如今开始降温，逐渐从尊重变为猜疑。由此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中共开始减少派往新加坡学习的干部人数。

鹰派的声音开始主导新加坡国内的公开辩论：新加坡无任所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说，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对新加坡构成了“生存”威胁，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须找到抵制的办法。

上周，新加坡政府听取了一个学术小组的证词，该小组经授权调查“网络假消息”后声称，某个不具名的国家“近几个月来通过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对新加坡发动了信息战，意图影响国际社会的某些特定领域”。尽管该小组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出于若干原因，中国被认为是目前最主要的怀疑对象。

在中国方面的官方和准官方声明里，中新两国间的摩擦往往被归因于新加坡难以适应中国的期望，没有对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给予相应的尊敬。

新的方向

站在上帝视角回顾就会发现，中新关系降温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热情从来都不像表面上那样情投意合。近来，比较敏锐的观察家提出，中国眼里的新加坡模式与新加坡本身的模式并不一样，为适应中国发展道路它经过了修改。

中国政治观察权威人士往往赞叹李光耀如何“集中国家权力以实现战略发展”，从而“给新加坡社会带来繁荣与进步，并为人民带来福祉”。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描述中共的治理方式。

另一方面，许多西方人寄希望于中国认真学习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他们常说新加坡的“经营式民主”存在真正的反对党，可以监督并制衡政府的行动。这种观点迎合并固化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的看法。

两会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彻底终结了中国今后将继续走新加坡道路的说法。中国领导层构想的不是经营式民主和有限的国家干预，而是中共全面指导和领导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自信地强调党的领导，一方面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坚定认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便不适合其他国家照搬，至少也值得学习研究。尽管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仍将继续研究其他政治体制，但中国领导人已经宣布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模式，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开始适应这一现实。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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