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普京的2018——走出悲观世纪的民族叙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一鸣】
几天前，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获胜，再次获得6年的总统任期，官方统计显示，普京的得票率高达76.63%，这是自2000年普京参加总统选举以来得票最多的一次（普京在2004年大选的得票率曾经达到71%）。
正在21世纪即将走进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对俄罗斯人来说，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普京胜选欢欣鼓舞的时候，那个埋藏在心底的“百年悲观”是否还在？
几乎整个冷战期间，历任美国驻俄大使赴任的首个目的地或许并不是莫斯科，而是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那里住着乔治·凯南，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以8000字长电报奠定了美国遏制战略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的那个人。据说，凯南会建议大使们去翻阅一些18-19世纪的俄国历史，在他看来，旧时代的俄国与现在的苏联在国家风貌、政治文化和人物性格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每次临别的时候，凯南会发出同样的告诫——“世事愈变，俄国愈恒定”。
特工时期的普京
一、恒定的不安全感
这是一个封闭的地理世界，列宁将之喻为一个“被包围的城堡”。麦金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河流不是汇入咸水湖，就是恣肆地流向渺无人烟的北冰洋，“就与外部世界的人类沟通而言毫无用处”。自彼得大帝以来，这个国家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祈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打开那扇“通向西方世界之窗”，驱散漫漶于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混沌与蒙蔽。
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身骑白马进入巴黎，俄国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这以后的200年里，这个国家不再畏惧，始终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所应当感。从封建农奴社会直接跨越至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理所应当，总能在灾难降临的最后时刻爆发出强大的民族伟力也是一种理所应当。这种伟力帮助他们成功抵御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并自始至终保持了紧密的民族聚合，帝国的版图一直在蔓延，从未流失。正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言，“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强国”。
然而与很多生而自洽的帝国不同，这个国家似乎从不相信自己会为上天所恩赐，其战略文化总是呈现出“一种兼具反省自我与怀疑他者的传统”。他分明是威力无比、不可撼动的哥萨克巨人，却总能为历史所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质疑、迷失。自始至终，俄国的帝国逻辑充溢着一种悖论式的不安全感，越是觉得恐惧，越是疯狂地向周边扩张，站在边境线紧张地向着陌生的土地眺望。在1946年的那份长电报里，凯南将之释义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一根源直到现在仍然在潜意识里将俄罗斯的战略文化紧紧包裹。
与俄国崛起的时间几近相同。在大洋彼岸，美利坚帝国因为其天佑的“上帝选民”属性生成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温斯洛普在“五月花”号上告诫那批最早前往应许之地的船民，“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在那草莱初辟、筚路蓝缕的日子里，美国人的先父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结盟，为自己的在蛮荒之中的孤独寻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种植园》中记述道，“我们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护手段是——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来到陌生土地的第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玉米就获得了丰收，广袤而富足的岛国环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这种安全感逐渐累积，并最终在外部世界一轮轮的邀请下，生成为一种布尔斯廷定义的美利坚式的命运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罗斯福们满怀着救世理想将军队、清教精神跨过大洋，恣肆而激情地改造着这个亟待填充的世界。彼时没有人意识到，终有一天，这种救世意识会越过欧陆的中心地带，与俄国的不安全感直接碰撞。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场碰撞在20世纪下半叶蹒跚到来，这是一场历史地位、意识形态、道义正当性和权势合法性的漫长对抗。最终，福山的乐观战胜了斯宾格勒在一战后对西方文明终结的诅咒，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主体叙事以苏联陷入那场浩劫般的“地缘政治灾难”而结束。《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在开篇提到，“现实主义已经不再现实……那只是适用于悲观世纪的国际政治”。
最终，这成为了苏联的悲观世纪。
上世纪90年代初，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普京
二、悲观世纪的苏联叙事
在悲剧的最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阐述了对于国际问题的新认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联合国发表高见”。
一年以后，叶利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传递了同样的孱弱。“先生们，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美国是个少数垄断资本家的天堂，广大的美国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然而，我来到你们的国家，发现一切都不是这样的。美国人民是勤劳的、友好的和善良的……美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运用美国的经验”。
美国学者史蒂芬·科恩记述到，当时美国的流行的看法是，“自从苏联不复存在以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作为美国复制品的国家”。克林顿的嘲笑较为直接，“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只是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里根沾沾自喜——“自由是管用的”。
1989年底，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37岁的普京还是一名驻扎在东德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军官。柏林墙倒塌时，周遭的抗议者簇拥着科尔总统在他的驻地门外齐声高喊统一，彼时的普京正沉稳地把敏感文件铲进火炉内销毁。此前的六周，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眼见着自己的祖国遭遇解体、备受侮辱、失去全部的法理保障，陷入民族精神的虚无。他的名言由此而来：苏联的垮台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一直以来，普京对于自己记忆中的这段悲剧般的民族叙事耿耿于怀。2016年9月，他在会见国家杜马当选政党负责人时谈道：“苏联完全不需要分崩离析就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苏联能够进行改革，包括民主性质的改革……这样做，对与不对？ 让历史学家去说吧！ ”就在本次大选期间，3月2日，当普京在“真相与正义媒体”论坛上被问及“如果有机会改变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会选择什么”的时候，他当场表示，希望防止苏联解体。
在20世纪，这场俄罗斯民族的悲剧最终未能避免，近1/3的领土和半数人口遭到离散。不同于福山，在美国的政治学家乔维特看来，自由主义远算不上取得最终的胜利，世界不过从具有相当确定性和清晰边界的“约书亚时代”，走向了一种浑沌初开的“创世纪时代”，这是“一个再次失序的世界”。在俄国的历史上，每当前行的命途面临险阻，总会适时地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巨人。20世纪的最后几天，普京站到了历史的台前。
没有叶利钦，也就没有普京的现在
三、新千年的普京与俄罗斯
普京与俄罗斯携手迈入千禧年。他的第一份演说是《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我们正处于数百年来最为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这篇演讲连同2个月后的《致选民的公开信》、半年后的国情咨文一起，构成了普京的“俄罗斯新主张”。
在普京看来，高压的意识形态、复旧的保皇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必须扎根于传统价值观的权力集中主义。他在执政首年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的非常明白，“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权力集中国家，这一点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传统及其民众的思想之中”。自由民主改革并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俄罗斯应实行一种有领导、有秩序、有限制的权威政治改革。
这一改革是俄罗斯的内政事务，是“用20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绝对基础；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阵痛与虚弱，不能够有任何人破坏这一进程。为了给俄罗斯创造最大限度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普京开始主动舒缓与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
9.11事件后，普京是第一个打电话给布什总统的外国领导人，他在国内压制了对美强硬派，默许了美军对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进驻，最大限度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与此同时，俄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顺风顺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也建立了新的制度性联系。普京的俄罗斯在这个新生的世纪里对于曾经给他带来悲剧记忆的外部世界没有任何恶意。
然而事情很快陷入那个俄罗斯帝国永恒的悖论。2003年，当布什绕过俄罗斯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进军伊拉克，不安全感与其所催生的现实主义在一夜之间重回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信条。这以后是接连而至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北约在俄罗斯最为紧张的边境线地带一步步逡巡东扩，人们逐渐想起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的那句名言——“让德国人躺下、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
几乎就在一瞬间，这种糟糕的节奏唤醒了俄罗斯最为不快的记忆。这是帝国重筑的虚弱时刻，俄罗斯需要时间和空间，而在彼时，他们抵御外部恐惧的唯一方法只有重新回到那个悖论里面去——反抗、扩张。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熊认为，它自己是原始森林的主人。熊在森林中所占据的自己的地盘绝不会让给别人，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俄罗斯不会做没有爪牙的绒毛熊”。
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普京发出了对抗西方压迫的最具革命意义的宣言，他严厉批评了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推动北约东扩、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政策。2014年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再次批评美国的法律虚无主义和单边霸权。
那一年克里米亚的“入俄”仪式上，普京直接指责西方社会“臭名昭著的遏制政策已经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按照这一时间进行计算，普京把对于凯南的憎恨向前延伸了近两百年，直至彼得大帝在1710年左右为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掀起的北方大战，那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向着外部世界强加给自己的地理界限发出征伐，普京愤怒地指出，“他们想把我们扫进角落！”
按照普京的国际理念，新世纪的和平应该以大国协调的多极体系予以维系，他在演讲中反复表明俄罗斯对于外部世界并无恶意，但美国所推崇的那种单边主义无法带给俄罗斯所熟悉的安全感。自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2013 年，当俄罗斯成功介入叙利亚化武危机之后，普京深入论证了这一点，“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参与总是对维护持久和平至关重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如此，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亦如此。相反，俄罗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失败，以及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普京多次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排斥俄罗斯参与的企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的不稳定。
普京的反抗并非仅仅在为俄罗斯的战略文化辩护，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美国的善意规劝。普京的理据十分充分，“美国人或许以为他们在推广‘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乱”。科索沃、埃塞俄比亚、海地、埃及、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在以上很多区域，美国人不仅撞得灰头土脸，而且事情的结果也往往与其最初的战略设定大相径庭，“如果阿萨德必须卸下总统位，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没有为可能的后果做好准备，就不要摧毁别国的政权！”
然而在功利的克林顿政府、极富进攻性的布什政府和刚愎自用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普京的规劝不起任何作用。美国人似乎很乐于跳入自己挖下的一个又一个陷阱，只是为了单纯地诱拐俄罗斯在自己的战略腹地不断分散精力。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普京一直小心地分配着自己有限的权势输送能力，在很多关键区域最低限度地维系必要的角色存在。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普京还是需要威慑、恐吓和怒吼来表达强硬姿态，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克里米亚共识来凝聚民众支持度和政府合法性。与此同时，悄悄地削减北极、外太空等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项目经费，乌克兰问题也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出现在政府的国情咨文里。
当前的美俄关系是双方在后冷战时期反复的松弛-紧张、收缩-扩张、猜疑-试探-对抗-缓和过程中畸形互动的结果，从布什第一次和普京会面时感到“能够看到他的灵魂”，到奥巴马将俄罗斯和埃博拉病毒并列为全球威胁，两国关系在最开始经历了短暂的愉悦后，此后再未回到普京所期待的节奏里。所有人都急于呈现自己，不会有人愿意再浪费时间去倾听普京陈词滥调般讲述自身的不安全感，奥巴马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里自信地表示，“现在我们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
这种无视是对俄罗斯最大的侮辱，很长时间以来，普京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平等的多极地位；如若这一点无法做到，至少要理解并尊重俄罗斯，换句最为简单的话——“必须看到我！”在本次大选前的国情咨文里，普京在大肆炫耀俄罗斯最新武器装备之后，在结尾处狠狠地说到，“过去没有人听我们说话，现在我可以说，你们给我听着！”深刻地传递出了过往20年时间里，普京心底积蓄的反抗和愤怒，俄罗斯的尊严和权利没有被正当对待，三任美国总统都不同程度做出了华丽的无视，他们应该对此付出代价。
2004年第一次获得连任的普京
四、特朗普与普京的2018
在某些西方人看来，普京的报复也许正是换掉美国总统。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天方夜谭，没有人觉得能够实现。然而部分西方人相信，种种迹象表明，自2015年以来，很多工作的确一直在时断时续、似有却无地酝酿着。至少从结果来看，普京成功了。大选结束许久以后，《大西洋月刊》今年初的一篇重磅报道《双面普京：困境与赌徒》揭示了这一充斥着戏剧色彩、无效组织和荒谬意外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一份伪造文件，几个黑客小组，一点恰到时机的信息泄漏，就造成了美国政治陷入山崩海啸般的混乱。
一位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情报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提到，“都是临时决定的行动。他们就像是在往墙上扔意大利面条，看哪几条碰巧能粘住”。普京只花了很少的钱——按照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的说法只有大约2亿美元——就成功地导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抢劫。
在过往的十余年里，这是美国人引以为傲、最为擅长的手法——制造社会混乱、扶植民主力量、推动政府更迭。再伟大的小说家也很难想象，不管有心还是无意，普京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还治其人之身。现在通俄门的调查仍在继续，类似于水门事件那样的实锤还远无觅处，然而这一事件已经给美国政治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社会动荡和党派裂痕。
无论结果怎样，普京毫发无损，并且刚刚第四次成功当选总统。他在特朗普竞选胜利后一直表现出的淡定和自信充分表明他对于过去一年里美俄关系的各项变化非常满意，即便国会仇视俄国的力量仍在呼号、即便俄罗斯刚刚被迫面临的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即便特朗普也同他的前任一样经常指责俄罗斯和普京，但普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从容，从未向外界预计的那样急于推动美俄缓和。
当地时间2017年7月7日，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这也是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视觉中国）
对于普京而言，特朗普当选的最大意义在于，俄罗斯长期以来的那种紧张的不安全感或许，仅仅是或许，存在一丝轻快、舒缓的可能。特朗普解决的是普京的核心关切——多极体系问题。这名美国总统对于霸权的成本收益有着过度的敏感，并甘愿为这份权势投资的经济性与盟友国家讨价还价，不去顾及其中漏下的战略空间、延误的机会成本，对于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盟友体系的情绪也总是体现出无可无不可的淡漠。
在联大会议、东盟会议，特朗普反复表达美国权势可能的收缩和离场，“我将会永远坚持美国第一，同样我也希望在这里的人们坚持你们的国家第一”。特朗普理念世界的深处永远是一个自由经济学的市场均衡模型，其所建立的“人人为我、天下太平”式的国际体系不过是这种经济信仰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投射——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一个独立且服从国际社会规则的单元，所有人都将在充分自由竞争的霍布斯世界里获得最优的效率。
全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俄罗斯更为欢迎这种自然均衡状态。很多年以来，这几乎就是普京所竭力向美国阐述的多极体系的基本构架，只不过普京是沿着俄罗斯历史和民族心理表达自身逻辑，而特朗普运用了华尔街商人本能的经济学思维。美国永远不会断然放弃单边主义，但是因由特朗普的存在，普京能够感知到美国的对俄遏制战略不会再那么极富仇恨意图和进攻欲望了，这是他在过往的三任美国总统那里完全无法得到的。再不济，至少一切都是有得谈的，特朗普的大门似乎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向普京敞开。连金正恩都可能实现与特朗普的会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
事实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推动美俄关系复苏的力量。早在特朗普过渡政府时期，基辛格就曾经提出“与俄罗斯进行一场宏大战略交易”的可能，而这一交易的对象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的观点则是组建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其益处在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它至少提供了某种秩序，在它的庇护下世界大战将很难爆发”。
通俄门调查阻遏了美俄亲近，在第一时间浇灭了特朗普和普京急于跨越白令海峡的私人友谊，特朗普的反应是巨大的愤怒，并且将之转化为与民主党势不两立的持续斗争；普京的反应是无奈和等待，他躲在克里姆林宫静静眺望特朗普在逐渐堕落的美国内政中每日奔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在党争、媒体和贸易问题上耗泻殆尽。
尽管美国仍是俄美关系的根本变量，但是这一双边关系的结构性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是俄罗斯确定下来的，是与俄罗斯脆弱、敏感、神经质般的战略文化紧密相连的。如果特朗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普京心怀从容、面带微笑，俄美关系就存在发生根本性质变的可能，无论这一时刻要等待多远。尽管这已经是普京的第四个总统任期，但他仍旧比大洋彼岸的对手年轻6岁，对于政治事务本身更是远为熟稔。与过往的被动不同，时间这一次站在了俄罗斯这一边。
就在普京当选的同一时刻，特朗普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几乎都集中于一场即将大开四方的钢铁贸易战。美国总统的商人本性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给欧盟、日本等所有盟友国家寄去了豁免申请单，怂恿他们做出适当的让步，签上自己的名字，像往日一样继续臣服于美国的治下。国内政党和媒体都在忙着猜测下一个即将从白宫离开的官员，或是换着法儿地嘲笑自己民主选出的总统。普京连任的消息永远比不上通俄门带来的刺激，仿佛那就是在一个令人鄙夷的国家里发生的一件极其普通的习常生活。
2018大选期间的普京（@东方IC）
最后让我们回到凯南。在他的那封长电报的最尾部分，凯南引用了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提到的一个比喻——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那本小说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着最亮的光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体之一。满怀着对于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自信，凯南站在冷战的开端自信地质疑——难道克里姆林宫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人民强光，不会成为事实上行将消失的星座余辉？
现在，这一问题的发问权轮到了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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