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美中关系——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较量（一）
【3月11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副部长王受文与钱克明在两会记者会上回应了近期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中美贸易、“贸易战”等格外受到关注。本文作者则从结构角度剖析了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观察者网特摘译如下，以飨读者，此为第一部分。****】
（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贸易和投资仍将是美中关系中紧张因素的重要来源，这些紧张因素部分源自美中双方对两国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使两国关系充满了不必要的对抗性。内心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出美中双方政府（以及军方）官员之间互信的缺乏。美中两国文化传统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双方之间巨大的差异一直以来使两国难以展开深入的合作。
公众观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媒体对中国如此关注完全不应令人感到意外。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到了不断崛起的中国的侵蚀，这已经在华盛顿引发了严重的焦虑情绪。而美国民众大多认为，正是中国的崛起才导致他们薪水难以上涨甚至失去工作。在美国，一个政治家也好，一个投资者也好，甚至一个普通公民也好，他们的对华态度与他们所在的地区、文化背景以及个人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
正如特朗普竞选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批评所揭示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情绪最好的发泄口，这是长期以来美国社会舆论变化的必然结果。根据盖勒普和皮尤两家民意调查公司在过去10年里所做的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感到担忧，而且认为中国是不值得信任的。民主、共和两党的大部分人士都认为，中国应该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机会不断流失负责，其中共和党要比民主党对华态度更加负面。因此，人们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向WTO指控中国的出口商品享有不公正补贴便是这些措施之一。
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这最终导致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国际贸易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并未将中国覆盖进去，这进一步强化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即中国的贸易政策对美国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过，当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TPP是制衡中国在亚洲经济影响力的最好手段时，特朗普总统却决定放弃TPP。
从全球角度来说，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导致各国的安全关切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值得赞赏的，而且对全世界也是有利的。但如今大多数美国人不再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已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人的对华态度相反，中国人看待美国时的心态并不那么具有批判性。多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人的一些观念、创新和科学成就抱有很正面看法。这进一步印证了美国软实力的强大优势，软实力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军事优势地位的重要补充。
经济因素也会对公众观感造成影响
美中关系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人们对这一双边关系的看法不仅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还受到经济变动趋势的影响。在过去1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相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地位却发生了下滑。此外，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时，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之所以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直接影响，原因在于，在中国迈向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已经成为全球首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日益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这一变化对中美、中欧以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而全球化直到几年前还被看作是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受益的积极因素。最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西方日益上升，人们对全球化开始抵触，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正面影响仍然是积极肯定的。
西方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导致建设性解决方案更加难产。贸易与投资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且两者也是中国向外投射影响力的重要着力点。昔日的中国仅是一个地区角色，而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近40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10年前，这个群体还仅有10个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如今已经遍布全球所有大陆。
中国不但创造了成功，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忧虑。在2005年左右，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那些顺差对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造成的影响十分关注。中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招致很多不理性的声音，认为美国将成为中国的人质并听命于北京，而中国将借此向外部投射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虽然最近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但人们对美中经济关系本质的认识并未随之有所深化。中国的人民币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升值，大多数分析人士也得出了相应结论，但特朗普及其经济顾问在竞选过程中仍然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故意压低币值，这样一种观点与某些国会领袖和部分商界人士长期以来的看法是相呼应的。
人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在对美贸易中所获得的大量盈余对美国的竞争力造成了伤害。部分美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跟过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多年来一直被评为最有魅力的投资目的地，而且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仅次于美国。
美国人不断变化的“中国观”
美国人的对华态度一直受到经济和安全两个因素的影响，特朗普的当选并未改变这一事实。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对自己国家的军事威胁，在欧洲，这个比例为三分之一。一项由芝加哥委员会进行的全球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占压倒多数的美国民众（约77%）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全球事务发挥影响力。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发生了网络攻击、岛屿主权争端等事件，美国民众对涉华安全动态也开始给予更多关注。
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部分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仅有30%到35%的美国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袖，而欧洲给出了十分相似的调查结果。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仅有1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经济体，6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全球经济领袖。
皮尤中心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仍将美国视为全球经济的领导国家，但欧洲是个例外，大部分欧洲受访者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已经认定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为何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领袖，而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却不这样看呢？
原因部分在于，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由贸易数字甚至人口规模等因素简单决定的。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盈余，在对欧贸易中，虽然盈余规模略小，中国也保持着顺差。然而，在与其他国家的货物贸易活动中，尤其是与东亚邻国的货物贸易活动中，中国一直是进口多于出口的。贸易赤字的存在导致美国和欧洲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缺乏安全感，认为这种对华贸易关系有损于自己的竞争力。其实，这样的忧虑论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夸大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制度优势（the strength of its institutions）、人力资本基础（human capital base）和科技水平（technological prowess）息息相关，而这三个因素更多地是通过人均GDP这个指标表现出来的，它们与贸易数字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位于第70位至第80位之间，这意味着中国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另外，考虑到中国的软实力仍然远逊于美国，其联盟建设水平也无法与美国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相比。如果根据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great powers）的话，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长期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存在着负面看法，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崛起又打击了人们“美国全球地位不应受到挑战”的自信，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这一背景下，部分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仍需数十年才会具备挑战美国在军事领域全球优势地位的能力。
图一
10年前，很多人还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对全世界是有利的。皮尤中心连续多年在美国进行的关于中国的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人大多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见图一）。但从2006年开始，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以及关于中国进行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导致美国人开始对中国看法越来越负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峰值。从2009年到2011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西方正在金融灾难的旋窝中挣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提振了全球市场需求，西方经济也从中获益，这导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有所下降。2011年之后，随着美国重新寻求自己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及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频频见诸媒体，人们对中国的情绪再次恶化。
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
在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竞争时，特朗普总统利用了美国人的上述心态。在底特律（甚至华盛顿）的街上，随便问一个路人，他/她都会讲出美国贸易赤字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然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是由其国内因素决定的，贸易伙伴国与此无关，而且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也与其对外贸易活动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问题在于，很多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中国进行最终组装，然后装船出口到美国。这就很难判断，到底哪个国家才是美国市场上某一产品所包含价值的最大创造者。
中国工业化乃至改革进程受益于外资驱动，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提高也是如此，而加入WTO更进一步使中国获得了西方市场的准入资格。这就导致10年前全球经济大萧条时中国外汇帐户盈余大幅增长，而中国外汇帐户盈余的增长又进一步导致西方将自己的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等问题归咎于中国。然而，中国外汇帐户盈余中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其他亚洲国家造成的。
即便如此，从表面来看，中国应该为美国大部分贸易赤字负责仍是事实，而这一点又为北京进行不公平贸易竞争的故事情节增加了可信度。不过，在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贸易盈余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甚至也没有证据证明在过去20年里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是中国贸易盈余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图二
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贸易盈余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国贸易数字变化趋势中获得证明（见图二）。美国贸易状况恶化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全球GDP占比急剧增加，直到2007年才开始趋缓。但中国的贸易盈余的全球GDP占比直到2004、2005年才开始攀升。当中国贸易盈余持续增加的时候，美国的贸易赤字其实是在收窄的。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早在中国成为主要出口国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怎么可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扩大负责呢？
贸易赤字之所以出现，其原因经常与一个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过高和/或居民过度消费有关，而这两种现象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在美国这样的情况下，大额贸易赤字的出现是必然的。至于到底哪个国家因自身有贸易盈余需要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负责”却是非常偶然的。
图三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多来自与东亚地区较发达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但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取代了上述几个经济体的角色成为该地区制造业的中心。1990年，来自除中国以外东亚地区的进口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45%，而2015年该比例已经降到了20%（见图三）。不过，这仅仅意味着中国逐渐控制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尾端。因此，将美国贸易赤字与中国贸易盈余相联系是存在误导性的。从根本上讲，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来源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制造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经济体，而非将那些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并最终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大陆。
在2017年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并未能就支持全球自由贸易达成共识，这揭示了美国与其他各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特朗普总统将美国的贸易赤字视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并希望在双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其中就包括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某些措施，如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贬低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性等。不过，这样一种思路还是走入了误区。
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任何贸易对象国（包括中国）凭一己之力造成的，因此美国与某一个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出现失衡（bilateral deficits of any specific country）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美国整体对外贸易（overall trade balance）出现了失衡。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仅有A、B和C三个国家。A对B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B对C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而C对A也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虽然每一个国家对另外两个国家都分别存在赤字和盈余，但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从整体角度来看，其贸易状况都是平衡的。更进一步来说，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与否与其贸易体制是开放还是保守的关系也不大。
以巴西和印度为例，这两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是相当明显的，但长期以来两国的对外贸易都存在赤字；而德国和新加坡正相反，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相对开放，同时两国的整体贸易状况长期处于顺差状态。
此外，一国整体对外贸易出现赤字不利于该国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贸易赤字的出现并不罕见，因为经济增长会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进而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反而当经济出现停滞时，对进口的需求会出现下降。
当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其实反映的是该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存在贸易赤字的国家一般储蓄率是较低的，这也抑制了投资活动；而那些有贸易盈余的国家的储蓄率又太高。美国的低储蓄率是由其巨额预算赤字以及过度的家庭消费所造成的。不过，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与其贸易伙伴国家的储蓄率并非毫无关系（a country’s savings rate is not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savings rates of its trading partners）。
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导致大量资金从中国流向美国。这有助于美国保持低利率，美国政府和普通美国人的借贷也因此更加容易。美国的净储蓄也随之下降，而净储蓄的下降也在美国持续多年的贸易赤字中有所体现，因为净储蓄与净出口是相等的（the resulting decline in net savings then shows up in America’s persistent trade deficits,as net savings are equal to net exports）。
由于美国是全球资金的避险之地，上述情形实际上因此更加恶化了。美元币值不断被推高，这导致美国出现贸易赤字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结果，这也就解释了在过去40年里为何美国一直难以摆脱贸易赤字的困扰。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与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并没有关系，反而与美元在全球的独特地位有关。而美国也因此获得了“既有贸易赤字又不受到惩罚”的过分的特权（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of running deficits with impunity）。
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美中贸易关系陷入紧张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中国靠压低人民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商品获得了竞争优势，这样做对美国是不公平的。那么，即便中国操纵了汇率，它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当时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人民币必将在压力下被迫贬值，因为中国必须放松进口管制以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而出口增加尚需时日。不过，实际情况与上述预测却大不相同。中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大幅提升，进而使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实现了大幅增长，中国成为了制造业产业链终端的装配中心。经济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而非汇率）是中国实现出口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贸易不平衡状况开始加剧时，使本国货币升值有助于缓解这种不平衡状况。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GDP 的5%，中国放弃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策略，人民币开始升值。人民币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的稳步提升和不断上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者相结合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在2015年底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50%，人民币名义汇率在同一时期则增长了35%。而当这一切发生时，大多数其他东亚主要国家却都在使自己的货币贬值。因此，“人民币在过去10年里没发生明显升值”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说，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汇率调整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在今天与几十年前相比要小得多。产品制造者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生产所有的零部件，他们越来越依赖进口自其他国家的零部件来制造自己的产品。因此，汇率下跌对出口的刺激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原因在于，虽然较低的汇率有助于增加出口收入，但由低汇率导致的进口零部件价格的上涨会抵消这部分增加的出口收入。类似地，汇率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作用也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会相应下降。由于中国向西方出口的最终产品中包含大量外国零部件，上面的论述对中国的外贸情况尤其适用。
（未完待续，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中政策基金会2017年10月出版的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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