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右翼排外势力合流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德国议会中第三大党—— “选项党”（AfD），日前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解除了本党党员参加民间排外势力“培己大”联盟（Pegida-Bündnis）集会游行活动的禁令。党内许多极端右翼人士为此弹冠相庆，称该决定为“里程碑”。

忙于报道组阁困局的德国舆论，只以很小篇幅对此作了报道，但这其实是德国极右政党和极右运动的首次公开合流，不可小觑。从此，坐于“高堂”（联邦议会）的“选项党”与流于“江湖”（民间运动）的“培己大”将不再避讳彼此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于撕掉了那块至今为止裹在两者之间的“遮羞布”。

那么，“Pegida”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对德国社会的影响究竟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从解析这场运动的名称入手。

“PEGIDA”的全称是“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直译过来叫做“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先不说它的头两个字有些不伦不类（欧洲非统一国家，何谈爱国？），即便这里所指的是热爱本国的欧洲人，那此处的“欧洲人”所指何人呢？是指全体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人？还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教-基督教信众？还是人种意义上的欧洲人？

“PEGIDA”名称的后半部分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这么一看，前面的那些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这里的“欧洲人”并非指全体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公民，而是宗教、人种和政治意义上的“欧洲人”。另外，“爱国的欧洲人”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心理暗示，即，你若热爱欧洲，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正在经历的伊斯兰化；你若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化，就是热爱欧洲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PEGIDA”的名称对保护和排斥的对象有着明显的界定，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它是一场带有明显“排外”倾向的群众运动。但是，二战后，“排外”意识和言行受到普遍的谴责和唾弃，所以，“PEGIDA”的组织者试图用“爱国”这个标签来给自己戴上光环，使运动明显的“排外”基调合理化。

PEGIDA游行

还有，“PEGIDA”名称中“西方”这个词使用的是一个古旧概念“Abendland”（日落之地），与之相对应的是“Morgenland”（日出之地）。古代和中世纪，欧洲被视为地球最西端，它覆盖现在的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而希腊东正教、伊斯兰教以及东方诸邦均属 “Morgenland”。

后来，这个概念被渐渐演变成“西方世界”，也就是指具有相同信仰基础（犹太教-基督教）和政治体系（自由民主）的国家和地区。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肃杀氛围里，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著名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他特别用“日落之地”（Abendland）来表示“西方”，正是为了表达“没落”的意思。

东德地区为何容易成为“排外”的温床？

那么，这场“排外”草根运动的始发地为何不在如科隆那样穆斯林居住比较集中的德国西部城市，而是在穆斯林比例很小的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呢？为何排外的暴力事件在原东德地区频发？为何新纳粹组织在那里更为活跃呢？

据笔者的分析，这里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

（一）二战结束后，西德和东德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德创造的“经济奇迹”中，也有“客籍工人”（Gastarbeiter）做出的贡献，而这些外籍人员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他们的居留限制被解除后，家属纷纷来到西德落户，成为这里的公民。西德是民主国家，公民进出自由，外出旅游也很普遍，见过外面世界的原住民对外国人的包容性相对也要大些。

东德在战后也存在劳动力紧缺问题，所以，建国之后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引进过类似西德“客籍工人”这样的外籍劳动力，他们被称作“合同工”（Vertragsarbeiter）。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他们获得的居留期限为两年至六年不等，之后必须返回原籍，家属过来团聚是不可能的。

东德当时实行的也是“单位所有制”，这些外籍工人统统被安排在所在工厂的宿舍里居住，与当地社会的交集不多。他们的来源国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伊斯兰信仰沾边最多的也就是当时的也门民主共和国。因此，与这些外籍“合同工”有关的宗教因素比较淡化。

东德当时的体制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阶级观念”，宗教和文化的冲突基本可以淡化到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东德人对伊斯兰教可以说完全没有“免疫力”。

（二）两德统一后，基础积弱和发展缓慢的东德地区社会一度矛盾层出不穷。虽然一部分人在西德地区获得了新生，但大部分原住民感到自己沦落成二等公民，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前途的担忧使他们开始怀旧，进而把沮丧和低落的情绪发泄到更弱的“弱势群体”——外国人身上。

而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因为人数较少，难以形成群体，势单力薄，所以容易成为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那时，东德人涉及政府的言行需要谨言慎行，在“排外”方面需要忌惮的并不多，舆论对极右思潮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防火墙”。

统一后，各政党为了拉选票，争取所谓的“民意”，对极右势力抵制不力，甚至还有所迎合。譬如，针对“PEGIDA”的政治诉求，当时的总统伍尔夫（Christian Wulff）明确表示“伊斯兰属于德国”，但同属“基民盟”的萨克森州长缇利希（Tillich）就公开唱反调，认为“伊斯兰不属于萨克森”。

听话要听音，当年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时候曾高喊“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那是针对当时体制而言的。如今，“PEGIDA”在游行示威时也经常打出了这个标语，其语境却发生了微妙和危险的变化，这里的“人民”正在悄然变成“主人”。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外人。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追根溯源，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者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都认亚伯拉罕为自己的祖先，因此它们也被称为 “亚伯拉罕诸教”。三教的经籍也有诸多关联，如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就是犹太教的经书《塔纳赫》（即《希伯来圣经》）。三教在耶路撒冷均有圣迹，都把它视为自己的圣城。

既然是同宗同源，为何又要彼此厮打那么多年呢？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作简要叙述。三教诞生的次序先后是犹太教（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基督教（公元一世纪前后）、伊斯兰教（约公元七世纪）。抛开之后的纷争不说，就从开始的包容性上讲，伊斯兰其实是最“大度”的。

三教的分歧概括起来就是：后者承认前者，但前者不承认后者。如犹太教不承认后来两教的耶稣和默罕默德，他们认为救世主还没有降临。基督教承认犹太教的摩西，但不承认伊斯兰的默罕默德，认为耶稣是救世主，而且等待着救世主的二次降临。伊斯兰教承认摩西和耶稣是先知之一，但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除了上述教义上的分歧之外，基督教长时间无法原谅犹太教的原因还包括：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被犹太人出卖，致使最后被罗马统治者钉上了十字架。

可以这么说，在欧洲历史上，主要的宗教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后来，两教和解并相互承认，梵蒂冈也就历史上的迫害行为向犹太教道歉。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下，饱受屈辱的犹太教徒陆续回到祖居之地，并在1947年冬正式重新建立以色列国。

犹太人认为，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地区是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而长期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则被迫背井离乡。这重新引发了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的长期暴力冲突，最后演化成整个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对抗。

在欧洲的外籍族群中，穆斯林已成为最强劲的一支：当年来自土耳其的“客籍工人”在德国已繁衍两三代。与德国人出生率连年下降的趋势相比，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迅猛。法兰西这个昔日的殖民宗主国与非洲的穆斯林殖民地有着传统的渊源，生活在法国的非裔居民人数不少。欧洲南部诸国毗邻北非，每年都有大量的穆斯林难民偷渡涌入，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很难卸掉的负担……所有这些都为欧洲的极端势力转嫁矛盾提供了不少口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在欧洲的处境将会越来越不妙。

伊斯兰极端势力恰好利用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对穆斯林的各种轻视和敌对来证明自己极端手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整个西方社会则在编织一个所谓“自由与民主受到伊斯兰挑战”的神话，似乎区区几个极端分子就能轻而易举地挑战和破坏充满优越感并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若真如此，这个让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价值观岂不太脆弱了？所以，笔者越来越相信，眼下的冲突焦点根本不是言论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客观地说，伊斯兰影响的增长无疑是它不断扩张的结果，但也与西方的殖民主义以及当代的全球化趋势有关。当年的殖民者和当今的全球化热衷者，觊觎的是海外的资源和市场，但他们没有想到，西方因此在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声誉扫地。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与海外市场的交流已不再可能是单向的。外来能源和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同时，异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纷纷登陆西方国家。一旦原住民感到外来文化的压力，就会开始担心将来是否会出现量变到质变这样不可逆转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恐惧和担忧才是“PEGIDA”产生的深层原因。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Edvard Munch）在叙述创作那副《呐喊》（一译“尖叫”）的灵感来源时这样说道： “一天傍晚，我和朋友走在路上，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脚下的峡湾，我感到浑身不舒服。我停下来眺望峡湾，落日将云彩染成血一般鲜红。就在那时，我想我听到了大自然不停地尖叫。于是，我画了这幅画——将云彩画得像真正的鲜血，让色彩去吼叫。”

或许，蒙克感到的“不舒服”与德国右翼排外势力感到的不舒服不尽相同，但他们显然都感到了某种不舒服。蒙克表达不舒服的方式是画出那“惊怵的叫声”，而“PEGIDA”的支持者表达不舒服的方式则是上街游行抗议伊斯兰化。虽然方式不同，但反应的都是一种对生活的恐惧和不安情绪：恐惧于自己的“主导文化”（Leitkultur）被取代，不安于自己的主导地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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