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咸鱼：曹操高陵“被毁”始末及曹丕对陵寝制度的改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臭咸鱼】

最近一则有关曹操高陵的新闻又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据报道称“河南安阳曹操高陵是一处内有垣墙、外有壕沟、地面上建有神道和陵寝建筑的高规格陵园，但在后世遭到“毁陵”，陵园内所有地上建筑被有计划“拆除”。”如果是盗墓贼的话，似乎不应该对陵园的地上建筑感兴趣，新闻中“拆除”、“毁陵”这两个关键词打上了双引号。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主动拆毁曹操高陵陵园建筑的竟然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一向主张“死者为大”和“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时代看起来是那么的骇人惊闻，就是普通人盗墓毁坟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抨击。汉代就已经有了禁止盗墓的法律条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规定，“盗发冢”与杀人同罪，都应处以磔刑。身为皇帝的曹丕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拆毁父亲陵园内的建筑，这幕后又存在什么样的隐情呢？魏文帝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丧葬制度改革呢？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就开始为自己的寿陵规划，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规划以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原上建造陵墓，因高为基，要求不封不树，这体现了曹操的薄葬思想，也体现了曹操对汉代陵寝制度的改革。

曹操薄葬思想与东汉厚葬风气

薄葬与曹操的节俭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两汉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灵魂不灭的观念使得社会上厚葬铺张浪费之风气盛行，即所谓的“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人们相信死后还能享受生前的富贵生活。汉代的经学思想掺杂了很多阴阳五行、图谶等学说，整个社会追求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其次两汉统治者都主张“以孝治天下”，孝是察举制度的重要标准和条件，士人为了出仕做官需要博取孝子的名，往往会在父母的墓葬上搞名堂。

去年七月在山东济南发掘出土的东汉时代的三羊开泰浮雕汉画像石墓（@济南时报）

汉代著名的政论家王符曾描述过这一现象，《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即使是生前对父母不供养，死后也要为父母花费巨额财富建造堂皇富丽的陵墓。生前即使再对父母孝敬，别人也不会知道，死后为父母营建恢宏壮丽的陵墓确实人人都能看见的，这“孝子”也就能被地方太守举荐为孝廉出仕做官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评论到：“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高高在上富有四海的帝王更是在营建陵墓上不遗余力，两汉帝王陵墓在汉末魏晋南北朝多被发掘，致使汉墓十不存一，这无疑和帝王公卿厚葬有关。

当然“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的厚葬之风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判，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经下诏批评厚葬的行为，令百姓知“薄葬送终之义”，尽管刘秀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因为厚葬导致的奢侈之风盛行，使得贫困之家破财，更重要的是富贵之家的在墓葬礼制上的僭越。东汉的汉安帝也曾下诏禁止殚财厚葬，东汉皇帝的三令五申，反映的是民间社会厚葬风气之盛。虽有法律和礼制的禁止，也无可奈何。

更何况汉末天下丧乱，民生凋敝，百姓十不存一，战乱不止的年代里，快速高效获取财富的方法之一便是盗墓，为获取钱财补充军国之用，军阀率先带头开始挖掘王侯大墓。例如董卓在占据东都雒阳期间，就曾指派吕布去挖掘附近的帝王陵墓、公卿大臣的坟墓，收集财宝；按《崔琰传》，袁绍的士兵在河北也四处挖掘私人坟墓，盗走财物之后，尸骨散落路边，按陈琳所作的《讨曹操檄文》，曹操也设立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掘墓官员，做同样的事。

正是曹操深知汉末战乱盗墓不止的乱象根源，以及厚葬风气的恶果，加上他本人一贯的节俭思想，提倡薄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阎步克先生则认为陵墓规模有时也是皇权衰弱的一个缩影，曹魏皇权衰弱，皇陵没有封土，帝王陵墓竟然为防止盗窃，而缩减陵墓规模，可见帝王权威之下降。

陵寝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陵寝指的是汉代皇帝陵园中的祭祀场所，因为古人并不直接在坟墓前祭祀，而是在宗庙里祭祀。据《后汉书》记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

古时君臣前面设有朝，用来朝见大臣和处理国家大事；后面设有“寝”，作为君主和后妃子女生活起居游玩的地方。君主还需要供奉和祭祀祖先，前廷除了有处理政事和朝见的宫殿外，还需要建造“庙”，“庙”是仿照君主生前的宫殿规模兴制来建造的，简而言之，就是死去的祖宗也得有“前庙后寝”，“庙”用来陈列祖先的神主牌位，“寝”用来陈设一些家具用品，作为祖先日常生活起居之用。

这就是所谓的陵寝制度。西汉把“寝”和陵墓造在一起，也把“庙”建造到了陵园旁边。陵寝制度的产生和社会的激烈变革有关系，君主政权的建立使得“朝”的重要性超过了“寝”，陵墓的礼制地位也就越发显得重要。

既然陵祭的规模提高，势必开始会大规模建筑寝殿，东汉诸帝有的设置有的设有寝殿和钟宾，有的设有石殿和钟虎。由于刘秀的父亲远在舂陵，东汉皇帝还命令地方官代为祭祀刘秀的祖坟和祠堂，由于帝王的以身作则和儒家“三年之丧”被时人广泛地接受和践行，豪强公卿们纷纷大规模建造坟墓和祠堂，在建筑上雕刻画像，东汉厚葬之风亦是愈演愈烈。

东汉墓葬壁画 

魏文帝的墓葬改革与曹丕的继位危机

既然曹操明确主张“不封不树”，然而据《宋书·礼志三》记载“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曹操死后，有关官员还是在高陵设立陵寝了，为何文帝不一开始就改革陵寝制度，从“先帝俭德之志”，非要黄初三年才改革呢？

**笔者以为文帝曹丕的墓葬改革与其继位危机和巩固权力有关，至于网上猜测文帝和父亲关系不好，所以文帝为报复而毁陵寝建筑则是不经之谈。**细研史书，文帝的继位之路其实充满了一波三折，一点也不轻松，稍有差池，于文帝而言便是万劫不复。在父亲刚刚去世的那段时间，为禅代自顾不暇的曹丕是不可能去改革陵寝制度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一代枭雄曹操于洛阳病逝，临死前却下了一道非同寻常的命令，就是让曹丕的同母弟曹彰从长安奔赴洛阳， 对于在邺城的储君曹丕，似乎只留下了“以爱子相累”的琐碎遗言。尽管有人猜测曹操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临终前见爱子一面，别无他意。然而当时曹操刚刚联合孙权灭了关羽，北方局势却不是很稳定，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既不给招储君曹丕又不给储君留下接班指令，身边却有爱子曹植在侧，召回手握兵权的曹彰，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果不其然，曹彰到洛阳，便对曹植说“父王召我来的原因，是想立你为继承人呢。”曹植说：“万万不可！你没看到袁氏兄弟的下场吗？！”关键时刻，曹植深明大义拒绝了哥哥曹彰的诱惑。

《贾逵传》记载，曹彰又去找贾逵询问魏王玺绶所在，贾逵一脸严肃的拒绝：“太子在邺都，魏国有储君。先王的玺绶，不是君侯您该问的事。“储君曹丕远在邺城，曹彰却心怀异志，想立曹植为继承人，当然从《贾逵传》的记载来看，曹彰或许本人也对储位有心思。

远在邺城的曹丕所遇到的危机却不止如此，当曹操在雒阳驾崩的信息传到邺城，臧霸等外地军队居然发生哗变。青、徐州士兵不听调遣，主动离开邺城。可见曹操一死，天下局势不可预测，他们对曹丕是否能够顺利继承魏国基业并不抱有信心。

电视剧《军师联盟》中的曹丕

曹植和曹丕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储位争夺战，所有的亲情早已经消磨殆尽。尽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因为司马门事件立曹丕为太子，然而曹操本人还一直存在立曹植的心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就曾想让曹植带领军队去援救曹仁，如果曹植一旦成功，那么曹丕的太子之位可能就不保，然而却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曹植因醉酒误事失去带兵的机会，有人说是曹丕做的手脚，其实远在邺城的曹丕无法灌醉曹植的。

在邺城的群臣为曹操发哀后时，有人在任心惶惶之际建议曹丕改换将领诸城守卫，改用曹操的宗族姻亲谯沛人士。幸亏大臣徐宣大声说道“如今魏国远近齐心，人人都心怀尽忠之心，何必要专用谯沛人，而让有心宿卫的人失望？”

麻烦接连不断，在邺城的大臣却又开始拘泥于小节，为太子在没有傀儡天子刘协的旨意的情况下能否继位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最终陈矫大臣一锤定音，暂时以卞太后的命令让太子继承王位，同时派御史大夫华歆前往许昌请皇帝下正式的诏令；曹丕派遣心腹司马懿、好友夏侯尚、亲信贾逵前往洛阳迎回曹操的灵柩，也开始着手处理曹彰和曹植，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然后曹丕为禅代足足准备了十个月，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曹丕是不可能突兀地改革陵寝制度的，只好同意“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的请求。

我们要知道汉魏嬗代容易，然而四百年的汉家天下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不易消失。

禅让前后同样风波不断。文帝禅让时，派遣使者前去索要皇后玺绶，则受到了妹妹的责骂和诅咒。皇后曹节把使者喊来，面责痛骂，最后将皇后玺绶扔在地上，哭着诅咒说：“上天是不会保佑你们的！”旁边的众人都羞愧得不敢抬头。

积极劝进文帝的陈群和华歆在受禅时却面有忧戚之色，尽管陈群和华歆狡辩说“臣与华歆俱事汉朝，难欣圣化，义形于色”，这其实很讽刺，一方面积极劝进享受魏国的高官候禄，一方面还自认为是汉臣。如果真心存汉朝，不劝进不就行了？文帝登基后没有杀了献帝刘协，而是“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这时却有两个人误以为献帝被杀为献帝发丧，一个是苏则，一个是弟弟曹植，文帝的难堪可想可知，对苏则他不能怎么样，因为是外人，对于曹植，他却耿耿于怀，却也只能感叹“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

黄初改革

建安二十五年十月，变成了黄初元年，完成禅让后的一系列事情，很快就到了黄初二年（221年）。直到黄初三年（222年），文帝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下诏不允许太后外戚之家参政，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外戚在两汉的政治秩序中是合法合理的存在，魏晋以后的王朝视外戚如洪水猛兽，然而《汉书外戚传》开篇却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过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汉代父系宗族意识相比后世比较薄弱，人们重视母族外家，汉代宗族的含义比较广泛，不仅包括父系宗族成员，还包括母族和妻族，此时宗族尚属于亲属群向父系祭嗣群体转变的初始阶段。

在两汉书写的纪传体国史，《汉书》和《东观汉记》都把太后放到外戚传里，不是后妃传里，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从汉章帝的舅氏封侯如皇子封王一样天经地义的言论看，外戚在汉代的政治秩序中本身就是合法的存在，魏晋以后就消除了外戚参政的合理性。

如复旦大学徐冲教授所言“魏文帝所言“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更显见汉魏之际儒学士人意欲根据儒学意识形态重构新型皇帝权力的自觉意识。而文帝的回应则是“以作着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另外，〈甲午诏书〉虽未言及，曹魏王朝对于外戚权力的否定亦表现在内廷方面”。

与此同时，文帝开始着手对丧葬制度的改革，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同时下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高陵陵寝建筑的人为的有计划的毁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据记载，文帝改革后产生了“陵寝遂绝”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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