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纪念改开40周年之三——办好中国大事，解决长周期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年“两会”如期开幕，李克强总理在5日上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本届政府五年来的主要成就，并设定了今年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

根据报告所提供的内容，这五年来的新一届政府实实在在地办成了一些大事，解决了一些大的问题。在经济增长方面，虽然进入了“新常态”，甚至转入了L型增长，但仍然取得了年均7.1%的佳绩，GDP从54万亿增加到了82.7万亿。同时，在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就业、医保、减贫、治污等几个重点方面也成绩不俗，数据亮眼。习近平主席说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总体上，这份报告算是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而对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报告里也多有涉及，坦诚面对，最主要的恐怕还是“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诸多矛盾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定在了“6.5%左右”，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指标的观察家们会明白，其中的含义，尽在不言中了。

但最重要的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中传递出来的，还是满满的信心，没人怀疑中国当前道路的正确性，没人怀疑中国实现既定目标的可能性，没有怀疑中国走自己道路、实现既定目标的坚定意志。如果说在动荡的局势中，信心是比黄金更宝贵的国家储备，那么环顾全球，中国当属世界第一储备大国。

信心可以用来办大事

一直有个流行的观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高速崛起，成就是伟大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贪腐泛滥、道德滑坡、环境恶化等等严重问题，必须着手加以解决，否则……

这个观点很少有人不同意，是官方和民间比较一致的共识。但是，这个印象并不完整，因为谁都明白，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中国再回到改革开放之前，更不是像西方国家那种左右政党轮流上台相互否定上届政策。中国的问题，并不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很多都是某种与自身的长时段历史相联系的长期问题，一类可以认为是在几千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另一类则是在向长远的未来目标前进过程中逐渐浮现的新问题，总之不是那种来回颠倒、时起时伏、说解决很快就能解决的短周期问题。

近年来官方媒体上频频出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等表述，归根结底，说的都不是最近这几届政府，或近几十年时间里出现的难题和大事，而是一些深植在中国大历史运动的长期问题。

而在中国的学界，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归根结底还是以西方的方法为中心的，另一种则更多地站在中华文明自身的立场上。

以西方为中心，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将中国视为二战后先后出现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之一，以战后70年历史为基本框架，分别论述前30年世界如何如何，中国干了什么什么，后40年世界如何如何，中国干了什么什么，似乎此前的漫长历史并不存在。

于是中国问题就只能在“亚非拉民族国家独立运动”、“后发国家工业化浪潮”、“先发国家资本和产能的全球化”这些外来理论中打转转，中国的发展就成了一套单纯横向比较的指标，与诸如新加坡、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同处一个坐标系，中国的特殊性和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在数据图表中完全消失。

而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上，首先就会认识到，70年的新中国并未脱离中华大历史，始终处在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延长线上，有转弯和曲折，但是没有断裂和跳跃。即使有科学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这种与传统时代区分的历史分期，但并不足以超越和覆盖中国的独一无二之处。

中国作为“百国之合”国家、多民族融合国家、大一统国家、第一个现代国家、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世界上基本没有可比性。那些只适用于中小国家或新生国家的阶段分期和历史分期，应用于中国问题时，解释力和预测力明显不足。

对于一个小国，进入工业化时代，或者进入信息化时代，起始点和转折点都会有明显的标志，全国人民集体转变，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转型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几千年来的历史，社会巨变不知凡几，改朝换代不知凡几，都说近40年的改革开放是大转型，但往前追溯，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期的新政十年也并非不是大转型，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事也都发生过很多。

再从地理上看，东南沿海的中国，华北平原的中国，西南山林的中国，西北大漠的中国，东北沃野的中国，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但各方面千差万别，不同之处也不知凡几。那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如果沿着该线从黑龙江的漠河一路走到云南的腾冲会看到多少变化？如果垂直该线从福建厦门一路走到新疆的克拉玛依又会看到多少差异？

胡焕庸线

再进一步把历史和地理合并起来考虑，如东北的契丹和辽，华北的五代和金，江南的南宋和元，西北的突厥和回鹘，西南的吐蕃和南诏，面对这些天各一方毫无共同之处的历史传统，又如何真正理解各自的今天和未来？

所以，中国真正的问题，一定是在大的时空格局中的大问题，都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不是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产生出来，然后再用十几年来解决那么简单。政府所说的深化改革、办成大事、伟大工程伟大实践，也都不仅仅是指当前的短周期问题，也带有要解决更大的“长期问题”的含义。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充足信心，就是解决难题、办成大事的最大保障。

中国真正的“长期问题”

以官员贪腐问题为例，只要了解一些中国历史，就知道这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大小王朝兴亡起落，几乎没有哪个逃过这样一个“铁律”：一旦升平日久，必定出现社会腐化和贫富分化，而这“两化”一旦出现，也就离衰亡不远了，最终或者因民风萎靡亡于外部入侵，或者因官逼民反亡于内部大乱。今天的执政党将当前的反腐斗争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再说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果只看中华经济史，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历史轮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之一。每次改朝换代，从新朝开基算起，大约经过几十年的安定升平时期，就会恢复到史上最繁荣、最发达的水平上。

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唐朝的“贞观之治”时期、宋朝的“澶渊之盟”之后、明朝的“永宣盛世”等等，都是如此，每次也都是重回世界第一。在今天中午的“部长通道”媒体见面会上，商务部长钟山正式宣布，“2017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农业部长韩长斌公开宣称，“中国人的饭碗已牢牢抱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只有放在从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大历史格局中，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两者的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才能理解在一个如此版图的中国范围内解决了所有人吃饭的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海内外很多学者看作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原有地位的回归，正是基于这种大历史观。而诸如“六七十年代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工业化”之类的小历史理论框架，则无从把握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惊人现象。

重回世界经济史上的原有地位

还有异质文明的接受和融合问题。从历史上看，自东汉开始印度佛教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不断的传播，自魏晋时期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一次又一次的占领和征服，自明末开始欧洲诸国从“西学东渐”一直发展到清末的“西力东击”，从文明的角度看，本质上都是远方异质文明与原生中华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其中包含了很多次文明衰落和世界的野蛮化，但也导致了很多次文明的提升。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也同样是一次野蛮化和文明化同时发生的过程。

西方列强对外侵略和掠夺的殖民时代，属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期之一，但同时西方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成就也大大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今日中国正迅速回归世界的中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中国不再以救亡图存为导向解决中西文明的融合问题，而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推动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

这些都是中国的大事，不是小事，都是长期问题，不是短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也都不是只针对近40年出现的新问题，无一不涉及中国的大事和长期问题——自古以来的长期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问题、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长期问题、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长期问题。

这就是当前中国改革的大背景。正如近日一些学者所说的，中美竞争并不是主线，国际局势没那么重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着手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谨以此文祝贺2018年中国“两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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